《張居正》(1)

歷史猶如色彩斑斕變幻無窮的萬花筒，讓探索它奧秘的人們感到深不可測，這也許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有些事情似乎都是難解之後謎，例如功勛卓著的改革家為何沒有好下場，吳起商鞅死於非命，便是顯例。張居正雖然並非死於非命，但死後，先前對他新生備至言聽計從的明神宗卻揚言要對他「斷棺戮屍」，家屬代他受過，遭受抄家充軍的嚴懲，令同時代人以及後來的讀史者感慨唏噓不已，陷入深深的思索。萬曆元年至十年擔任內閣首輔的張居正，本著「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的原則，力挽狂瀾，推行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改革，開創了成效卓著的萬曆新政，不僅改變了以前財政連年赤字入敷出的局面，而且使萬曆時期成為有明一代最為富庶的幾十年。這是有目共睹的，甚至連和他持不同政見的人，也讚譽有加。人稱「王學左派」「異端之尤」的李卓吾，由於好友何心隱之死，懷疑是張居正指使地方官所為，因而對他一向懷有偏見。在張居正死後遭到不公正待遇時，他出於學者的正直本心，感慨系之地說出了一句極分量的話：「江陵（指張居正）宰相之傑也，故有身死之辱。」在讚譽他是「宰相之傑」的同時，為他的「身死之辱」感到忿忿不平。既然是「宰相之傑」，何以會有「身死之辱」？確實是值得人們深長思之的。問題的要害就在於「威權震主，禍萌驂乘」。《明神宗實錄》的纂修官已經看到了這一點。他們給張居正寫的「蓋棺論定」琿算平直公允，一方面確認張居正手攬大政十年，「海內肅清，四夷##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嚴考成，綜名實，清郵傳，核地畝，洵經濟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過失，儘管過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寵奪情時，本根已斷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這段話看似官修史書通常史官褒貶筆法，卻不乏史家難得的史識，其精髓就是「威權震主，禍萌驂乘」八個字。誠然，張居正確實屢屢「鉗制言官」，因為在他看來，要進行改革，必須「謀在於眾，而斷在於獨」。倘使我們說他給人的印象是獨斷專行，是毫不為過的。這實在是迫於形勢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改革舉措觸及政壇痼疾，沒有相當的力度難以奏效。無論是使「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還是「理逋負以足國」的清丈田糧，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條鞭法推廣到全國，無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對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沒有一點雷厲風行獨斷專行的作風，恐怕一事無成。張居正過於嚴厲，過於操切，必然遭來許多菲議。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們難以抓住把柄，便從攻擊張居正個人品行，離間他與皇帝的關係著手。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河南道御史傅應禎以及巡按遼東御史劉台，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由於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宮內實權人物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又與張居正結成權力聯盟，那些反對者統統被嚴厲地打壓了下去。然而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萬曆五年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病逝，按照當時的官僚丁憂缺席必須辭官守制二十七個月。張居正是一個「非常磊落奇偉之士」，不願意「徇匹夫之小節」，而使改革中斷，便與馮保聯手策劃「奪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奪情起複」，「在官守制」，依然執掌朝政大權。此舉激起更大的反對聲浪，指責張居正違背傳統的儒家倫理綱常，不配斷續身居高位。反對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翰林院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思孝。就在張居正處境十分尷尬之時，明神宗再三強調「奪情起複」是他的旨意，馮保又與之密切配合，記張居正票擬朱旨，對吳趙艾沈四人實施嚴厲的廷杖。由此遭來更多的非議，毫無疑問，張居正樹敵過多，對於他日後遭到報復不無關係，但這並非他的悲劇的關鍵所在。關鍵在於「威權震主」。明神宗即位時還是一個十歲（虛歲）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給了張居正的同時，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責任交給了他。因此張居正身兼二職：首輔與帝師。小皇帝一切都仰賴張居正的輔佐，他對身材頎長美髯及胸的長者既敬重又畏懼。一次明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如雷鳴，嚇得神宗驚惶失措，在場的官員們無不大驚失聲。慈聖皇太後為了配合張居正的調教，在宮中對神宗嚴加看管，動輒譴責：「使張先生聞，奈何！」在太后和皇帝的心目中，張居正的地位與威權之高可想而知。當時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張居正輔政）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所謂「宮府一體」云云，就是把內宮（皇帝）與外朝（政府）的事權集於一身，因此說他是有明一代權力量大的內閣首輔。這一點，張居正本人並不否認，他經常對下屬說：「我非相，乃攝也。」所謂「攝」，就是攝政，代帝執政。如此權勢顯赫的內閣首輔，部下當然要把他「比於威君嚴父」，成為他們爭相拍馬獻媚的對象，阿諛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贈送黃金製作的對聯，上面寫道：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