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權傾朝野的諸葛亮(4)

而富有政治經驗的李嚴這個時候不但拒絕了諸葛亮這一要求，還藉機發起了反擊。他乘勢提出將蜀漢東線的巴、巴東、巴西、涪陵等五郡組成巴州，並由他擔任刺史。早在建興元年，諸葛亮就已經「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此後「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而作為僅次於諸葛亮的尚書令，又是兩名託孤重臣之一的李嚴，卻只被授了一個光祿勛的虛銜，並被棄於遠離權利中心成都的江州，這樣實際產生的後果，就是導致象北伐這樣大的軍事行動，完全沒有他這個被劉備遺命「統內外軍事」的託孤大臣說話和發表意見的份。因此他以這樣的舉動明確表示了他的不滿，並提出了在政治上享受與諸葛亮「領益州牧」那樣同等待遇的要求，要成為巴州刺史。刺史即州牧，一旦真的設置巴州並由李嚴任刺史，那等於將整個蜀漢東部都划進了李嚴的勢力範圍，而作為尚書令的李嚴，就可以與諸葛亮這個丞相兼益州牧在各個方面都平起平坐了。他的這一要求，按照他當時的身份和在蜀漢政權中的地位，應該說是正當的、並不過分的。只不過作為諸葛亮而言，是不會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的，但此時他卻又拿李嚴毫無辦法，因此不得不將此事不了了之，只好暫不再提起將李嚴與江州部隊調往漢中的事情（8）。李嚴第一次發出的對他被壓制的抗議，使得蜀漢政權兩個託孤大臣之間首次冒出了公開的、不和諧的聲音，這也使諸葛亮進一步意識他在蜀漢政權里的地位是有威脅的，東州、益州集團的勢力不可小覷。因此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表現出來那些耐人尋味的舉動，以及對劉禪所說的如：「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這些話的目的和指向，也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釋，同時也表現出當時蜀漢政權內部的權利鬥爭開始激烈起來。建興六年春，這場由諸葛亮籌劃已久的北伐終於開始，但卻由於諸葛亮親點的先鋒馬謖嚴重缺乏實戰經驗，所統帥的數路大軍被「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9）的曹魏五大名將之一張郃，輕易於街亭一帶先後擊敗，導致蜀漢政權這場由諸葛亮策劃的首次北伐不但整個無功而返，而且還遭受了一定的損失。做為被諸葛亮親自提拔的先鋒大將的馬謖，當時並沒有象廣為流傳的那樣去諸葛亮那裡請罪，而是在軍敗之後選擇了畏罪潛逃一途，后被緝捕歸案，在諸葛亮判其死刑后，還沒來得及執行，就於獄中病故。馬謖潛逃案還導致了與馬謖關係很好的荊楚集團的另一骨幹向朗（向寵叔父），因知情不報而被革職，此後優遊無事達二十年之久（關於此事見拙作《諸葛亮沒有殺馬謖》一文）。可以這樣說，首次北伐失利使荊楚集團和諸葛亮都開始面臨劉備死後的最嚴重的打擊和考驗，而這次危機的源頭，完全是源自於諸葛亮的剛愎自用。在此次選拔北伐先鋒人選的問題上，諸葛亮充分表現出了他性格當中剛愎自用的一面。劉備臨終前，或許是由於知道馬氏兄弟與諸葛亮的親密關係，因此曾特別提醒過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然而在劉備去世以後，「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可見諸葛亮並沒有把劉備的告誡當回事，說嚴重點，此舉甚至可以說是「背主」行為。而諸葛亮的一意孤行，將魏延、吳壹等宿將棄之不用「違眾拔謖」的舉動，也是可以想見會讓這些人很不高興的（10）。如果北伐取得一定戰果，這些問題自然是煙消雲散不成其為問題的，然而此次北伐不但無功而返，還遭受了較大的損失，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問題便顯得格外嚴重起來。首先，諸葛亮要遭受來自魏延、吳壹等這一干軍隊中實權派們的質問，為什麼先帝明確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你還要違背先帝意旨、不用我們而「違眾拔謖」；其次當然是來自朝中的政治對手李嚴等人的詰難。以李嚴等人為首的東州、益州集團，一直遭受以諸葛亮為首的荊楚集團的排擠打壓，在這次北伐整個過程中，身為「統內外軍事」的託孤大臣李嚴甚至未能有一點點發表意見和起作用的機會，雖然他不至於會對這次完全由諸葛亮策劃和指揮的北伐進行掣肘和為難，但對於這樣一個難得的、有可能徹底打跨諸葛亮和荊楚集團的機會，他們顯然不會輕易放過，必定會乘機大做文章。面對如此嚴重的政治危機，諸葛亮一方面上表自貶：「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然而他也知道僅僅是「授任無方」、「明不知人」這樣的說法，是不可能擺脫李嚴、甚至於是魏延、吳壹等人的責難的，因此另一方面諸葛亮還需要有一個人來承擔這次由他全權指揮的北伐戰役失敗的責任，以便給自己一個脫身的機會，而這個機會顯然就只能來自於馬謖。於是其後果終於、也只能是「戮謖以謝眾」，諸葛亮則貶為右將軍，但是卻依然「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11）。馬謖則做了他的替罪羊，成為了這場政治和權利鬥爭中的犧牲品。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