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居南京(1)

多災多難的一年隨著冬日的寒冷成為過去，1934年平靜地來到。新的一年，對於沈從文和丁玲，自然都是新的開始。丁玲消失在無聲的角落，人們仍然關心著她的命運，但剛剛失蹤時的轟動，已漸漸變得沉寂。丁玲在無人知曉的地方，承受巨大的精神磨難。在濃重的夜色里，她企盼著自由的陽光。1934年1月，緊接著《記丁玲女士》，沈從文在《國聞周報》上發表了他的著名小說《邊城》，這部作品是與《記丁玲女士》同時寫作的。兩部作品，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顯示出作為藝術家的沈從文的特殊才能。《邊城》在1934年第一期上開始連載，連載至第四期后暫停，第十期恢復連載。在這期雜誌上的「編輯後記」中提到：「沈從文先生前因回籍，《邊城》續稿中斷，自本期起陸續登載。」沈從文在年初得知母親病重，放下正在寫作的《邊城》，匆忙趕回湖南。此次是他在1931年和丁玲同到常德后的又一次重返湖南，也是他在離開家鄉前往北京實現文學夢想后的第一次回湘西。途經常德，沈從文由於來去匆匆，沒有去看望丁玲的母親。在家鄉，他只呆了三天就又返回了北京。張兆和回憶，沈從文當時匆忙回到北京，是因為湖南政局非常緊張，隨時可能有危險。沒有去看丁母，並非因為其他原因。沈從文回北京后不久，母親便逝世了。《沈從文傳》的作者凌宇對沈從文這次回鄉的艱難處境，有過具體的分析和描述。他寫到：到家只有三天，沈從文便心如火焚。眼下的處境使他進退失據。——母親已經病入膏肓，形銷骨立，完全改變了舊時模樣，成天大口大口咯血，生命已如一線遊絲，朝不保夕。他願意滿足老輩人的願望，守在母親身邊，為母親送終，以盡人子之道；可是在鄰省江西，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根據地日漸縮小，已有了戰略轉移的意圖。相鄰幾省風聲極嚴，這次返鄉，一路上對外來行人盤查已經極嚴。而家鄉的熟人，又都疑心沈從文是「**」。這不奇怪，他與胡也頻、丁玲的關係，通過報紙作媒介，已盡人皆知，不少人還看過他抨擊國民黨政策的文章。在這種時候，一點犯共嫌疑都會招來殺身之禍。更嚴重的是，他從親友的口中，得知陳渠珍對弟弟沈岳荃正心存猜忌——沈岳荃此時已是陳渠珍手下一名團長，陳渠珍害怕他效法自己當年，從自己手裡奪權。沈從文這次返鄉，難免不犯陳渠珍大忌。一旦事出偶然，便會禍起蕭牆。然而，沈從文沒有料到，他此次沒有去看望丁母，日後會引起丁玲的不滿，成為受責怪的一個內容。當沈從文奔波於北京湖南之間時，丁玲正被軟禁在南京。在幾乎與世隔絕的情況下，她沒有忘記老友沈從文，儘管她曾經說他們近年來存在著一些分歧。國民黨特務方面答應她給母親或朋友寫信，丁玲沒有給他人寫，而是只寫給沈從文。不管她後來如何解釋為什麼想到只給他寫信，至少這可以證明，在當時她還是相信沈從文，把沈從文作為自己的朋友的。丁玲說；這時，我寫了一封信，是給沈從文的。在信里，拜託他在我死後請他看在也頻的面上，照顧我的母親和也頻的孩子。這封信只是為了表明，我對國民黨從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將視死如歸。為什麼我寫給沈從文呢？因為那時在我認識的故人中，只有他給人的印象是屬於胡適、陳西瀅、徐志摩等一個派系的。以當時的社會地位，只有他不會因為我給他寫信而受到連累。我更希望，也只需要從他那裡透露出一點信息：讓朋友們和同志們知道，我現在南京，我準備作最後的犧牲。自然，徐恩曾也要從我信的內容來了解我的內心思想，他怎麼會把這封信真發出去呢。全國解放后，見到沈從文，他壓根兒沒有提到這封信，只說當時他無從打聽我的消息。(《魍魎世界》，徐恩曾為負責監禁丁玲的國民黨特務負責人——引者)張兆和也回憶當時他們並沒有收到丁玲的來信，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無從獲知丁玲的下落。大約到1935年，才從在南京見到過丁玲的朋友那裡得知丁玲仍然活在人間。知道丁玲的下落後，沈從文非常高興，他和張兆和於1935年底或1936年初，在去上海途中，特地在南京逗留，去看望丁玲。張兆和說：「那是我們的孩子虎雛一歲多的時候，因為北京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脅，我們送孩子到南方去。我和沈從文到上海，路過南京，去看軟禁的丁玲。記得她當時住在太平橋一帶，和馮達同居，姚蓬子一家也住在一起。我們見到她，她很興奮。她的兒子小葦護這時已經從常德到了南京，我給小孩還拍了照片，至今還保存著。我們在一起吃飯，看上去她對我們非常熱情，沒有感覺到什麼彆扭。我從上海回北京時，路過南京又去過一次，她正好不在家，我們便把一盒餅乾留給孩子，沒有等她就離開了。」(1989年10月與本文作者的談話。)丁玲對沈從文這次探望的回憶，與張兆和大有差異，她說這時兩人都心存芥蒂，之所以如此，丁玲說是因為兩件事情使她對沈從文產生了不滿。一件就是前面所說的沈從文沒有去看她的母親，一件是她被捕后沈從文拒絕出面營救她。第一件事情丁玲是從母親那裡得知的：此後1934年他返湘西，路過常德，住在第二師範學校，有師生建議他應該去看一看我母親，但他不去；第二師範的同學們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親，並在我母親面前說了一些不平的話。原來那時沈從文正以摯友的身份在報紙上發表《記丁玲》的長文。我母親是飽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過來人，對此倒沒有什麼很多的感慨，只覺得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驚小怪；她曾經把這些事當成別人的事那樣講給我聽。而我心裡卻有點難受。(《魍魎世界》)這件事，丁玲的母親是聽他人轉述，可信程度難以確定，沈從文途經常德未能去探望丁母，有前面所說的原因。當年正在常德念書的劉祖春從另一角度談到這一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