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新版《一地雞毛》首發式實錄

劉震雲正在回答記者提問

主持人：以前的作品我就不介紹了，在《手機》出版了以後，我們也是根據劉老師作品的市場表現情況，我們不失時機推出他新編的集子《一地雞毛》，收了劉老師的短篇和中篇小說一共八篇，從這八篇小說的內容情況看，完全反映了劉老師整個創作，按他自己話說就是成長曲線，成長的過程中身體的成長曲線，我們在座的媒體朋友手裡也都有這本書，其中前面的寫的序，我們覺得既是劉老師說的一些心裡話，又對我們出版社的鞭策和明確工作目標，就這個事兒，有些朋友可能問你們這個書首印印這麼多，我們現在要說在劉老師合作的期限內，讓各地的書店裡都能見到劉老師的書，不能像劉老師序言裡面講的那樣像狗熊掰棒子，前面掰著後面就丟了。所以今天請來了劉老師跟媒體朋友見到聊一聊，有什麼大家想問的問題一會兒直接跟劉老師說。

劉震云：特別感謝大家，因為今天是個禮拜天，耽誤大家的休息時間，不好意思。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這本新出書的我覺得是一個不值得張揚的一本書，不想張揚，因為說的基本上是我過去二十多年創作作品裡面的一些篇目，其實就是這個書出來之後，我是特別不想在媒體面前說什麼，但是黎波不同意，黎波有黎波的考慮，這本書，我出的目的是一本我自己方便的一本書，就是給我自己方便的一本書，因為這個篇目像序里寫的一樣，基本上在其他的集子中也有，但是這個集子現在在書店裡面連一本都找不著，但是主要不是我的原因，是出版社的原因，因為出版社基本上就是狗熊掰棒子，出完了之後基本不管，有時候我想到書店買一本自己的書送人，確實找不著。另外找出版社，出版社因為這個事兒過去好多年，他那兒有沒有書，特別是接到讀者來信的時候，他直接在信封裡面加錢想買一本這樣的書，我覺得現在金麗紅老師、黎波老師說出了這本書，我心裡確實特別猶豫，但是為了我自己方便，為了我自己能買到自己的書，就出了這麼一本書。黎波給我保證他們不是只管一時，管終身，我們讓這本書四十年後在書店裡還能看到，這樣我就有四十年的方便。

還有，是為了讓自己方便的書，也是一本自己給自己看的書，像序里寫的一樣，在我猶豫出不出這本書的時候，我在反過頭來看我過去的作品，因為我過去出集子的時候我都沒有這麼看過，也是把好多篇章堆在一塊兒，腦子裡成一個集子出來，這次我經過比較嚴格的挑選，確實能夠看出來我身體變化的曲線，這種曲線除了序里說的，我覺得就是還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就是從一開始的小說，到現在的小說，我覺得是一個從社會背景大規模地向生活背景轉移的曲線。因為比我晚一些的作家，他們直接社會到生活背景是非常正常的，像我這一代作家，一開始對社會背景的依賴介入還是比較重的。因為一開始總是認為這種社會背景要大於生活背景，因為社會不管在哪一個社會階段，基本上都是控制著這個社會，而且會出現社會的這種主導思想，對於這種主導思想在文學上不管是贊同，或者是反對，或者是反抗，其實都是對這種社會的另外一種情緒的承認。最後你雖然年齡的增長，另外隨著寫作的積累，你會發現其實生活背景要大於這種社會背景，社會背景的存在總是一個階段，而生活的洪流卻是滔滔不止。生活自會有生活的規律，這種規律並不因為某個社會階段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好象一個人活下來，就是一輩子就有自己的生存之道，這種生存之道有時候要大於他在社會上的位置。

另外，從語言來講，我覺得每個人起碼有兩套語言，一套語言是社會語言，當來到社會，到單位，在公眾之中交際的場合，他使用的都是社會語言。但是當回到家之後，然後跟自己的好朋友在一塊兒就用生活語言，我發現好多人臨死的時候，他身邊坐的都是他自己的親人，他拉著親人的手說的話跟其他的交代，包括政治交代等其他交代都是非常不一樣的。我覺得生活比社會要大，生活的角落比生活要大。我覺得編這樣一本集子，第一是為了自己方便，第二是為了自己看，我覺得這種閱讀對於我今後的創作是有好處的。大體我就說這麼多，謝謝大家！

提問：劉老師您剛才跟所有媒體說上一茬「莊稼」已經收割完了，只惦記著您下一茬「莊稼」，我覺得上一茬「莊稼」收割的好壞會影響到下一茬「莊稼」的收穫呀？

劉震云：這裡面有一個時間的錯位問題，上一茬「莊稼」其實對於一個作者來講，他的寫作的日期跟書出版的日期會有一個落差，上一茬「莊稼」其實我是去年3月份就已經寫完了，寫完之後，我腦子裡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但是最後《手機》出來已經是12月份，書出來之後，大家首先議論的是這本書，像這本書，跟我腦子裡想的事兒是兩回事，這個有時候對於一個作者來講可能稍微敏慧一些。另外，從一個作家在寫書的時候，他肯定是考慮的文本意義更多一些，但是在書出來之後，他可能會發現文本之外的一些東西，文本之外的東西有時候在你創作這部作品的時候是想不到的，也是你改動不了的。當然對於一個作者來講，它不是最重要的，我覺得也不光是《手機》這本書，在我以前有些作品，像《一地雞毛》、像《故鄉的花朵》、《溫故1942》，還有《手機》，它都出了文本之外的一些議論，我還寫過一個小說叫《官場》，都是出過其他非文本之外的一些反應，但是這些反應我覺得都非常正常，而且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個作品，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但是再也沒有像《溫故1942》、《手機》出來其他的引起一連的那麼多，金老師說《手機》在兩會期間被從書架上拿下來了，說兩個書拿下來了，一個是《簡愛》，一個是《手機》，他可能覺得成人不宜閱讀。其實像這種書對我是比較「擰巴」，像《手機》確實根本不是講男女關係的事兒，它是講人和人之間關係的事兒；講的也不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的事兒，講的是人語言的事兒；講的也不是語言的事兒，我覺得它講的是心裡有點發悶，說的事兒比較「擰巴」。我覺得這一點我還沒有看到能夠跟我創作的初衷特別相合的一種評論，或者是一種議論也好。為什麼我們在某一個時刻、某一個階段、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是因為什麼會發悶。另外講的也不是輕易發悶的事兒，它講的不同的話語時態，像《手機》有三個話語時態，它三個話語時態對人和人之間關係帶來的變異，它講的也不是人和人之間關係的變異，它講的是人自己跟自己關係的這種變異。我覺得人和人自己隨著話語時態的不同，當發生變異的時候，心裡特別容易發悶。

現在我特別害怕媒體，我覺得《手機》把我給「害」了，過去我本來就是個不會說話的人，黎波說我真得說兩句，說兩句，有時候我就深刻感覺到語態環境的變化，不但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發生變質，自我也會發生這種變異。比如有時候你跟媒體在聊天，它在一個非常輕鬆的氣氛下進行的，甚至是一種開玩笑的氣氛下進行的，這樣的話語登出來了，或者在電視上說出來了。但是你如果把這種輕鬆氣氛下和玩笑氣氛下的話語，你突然放到一個非常嚴肅的，就像現在的會議室裡面去考察的話，那些話是站不住腳的。就是這種話語時態的轉化會使人發生變異，這個時候我心裡也有點發悶，我說我不是那個意思，但你是不是那個意思，你是不是說過這樣的話？說過，這個話是不是你說的？是我說的。是你說的，它是不是代表你？是代表我。所以，你就百口難辯。其實事情非常簡單，就是因為我是在那樣的話語時態說的話，你把這個話拿到另外一個話語的時態。我可以肯定說這是我近兩年最後一次面對媒體，我以後只跟我媽和老婆說了，不跟媒體說了。

另外，還是比較「擰巴」，還有一點「擰」字是什麼呢？又是這個時態的轉化，就是一時和兩時是不一樣的，一時和一天也是不一樣的，就是一天半個月、一個月、一年又是不一樣的，比如說今天我跟媒體說了這麼一句話，今天下午半個小時，但是這可能是我這一個月中間就這麼半天，但是有時候稍微一「擰巴」，好象我整天是在這麼說，這個就是特別「擰巴」。另外，我跟誰在一起，跟你在一起，跟誰在一起，也可能就見那麼幾面，比如我們家今天吃紅燒肉，他們說天天吃紅燒肉，他們家太有錢了，其實我們清早喝的是糊糊。就是這種語態的轉化，這種場合的轉化，其實《手機》我想說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面，但是沒有被大家理解。當然，我在一開始到現在我說的所有這些都是廢話，因為這都是上一茬「莊稼」已經完了，應該說下一茬「莊稼」。

提問：還得問上一茬「莊稼」的事，說不說崔永元的事兒？

劉震云：這個也沒有什麼好迴避的，但是我覺得據我觀察這個事兒已經過去了，戰爭已經結束了，我觀察大家都解甲歸田，開始種下一茬「莊稼」，我覺得挺好，每個人都把下一茬「莊稼」種好，下一季的收穫對於我們的未來來講比議論、再議論上一茬的收成要有趣、有意義。對於所有朋友的批評，我都是非常尊重的，包括昨天、今天和明天。

提問：剛剛說的都是上一盤「莊稼」，可是因為這本集子實際不能說是新的「莊稼」，因為說的都是舊作，除了《口信》，不知道這個《口信》是不是原封不動地把《手機》第三部分摘下來了？

劉震云：原封不動，一個字沒改。我覺得確實新出的《一地雞毛》也是舊的「莊稼」，但是舊的「莊稼」，我在打捆的時候，卻有我自己的考慮，除了我剛才說的兩種考慮，一種考慮是為了我自己方便，另外是為了我自己看，而且我知道也有錯愛我的朋友想找這本書，因為我經常收到一些讀者來信裡面加著錢。另外對於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這些過去的「莊稼」確實都做成了食品，食品的考慮我過去也有過，但是一開始可能是吃棒子麵，最後開始吃白面，接著開始吃紅燒肉，接著開始吃肯德基或者是什麼。但是這個食物鏈的考察，對於今後我的創作，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它裡面最大的曲線就是剛才我說的，我覺得所以把《口信》放在裡面，我覺得《口信》是我到目前為止寫的作品裡面最後的一個食物鏈，我覺得它包含著我今後創作的一個理想。這次集子包括以前的創作，我覺得寫的湊合，我覺得短篇裡面是《土塬鼓點后：理查德?克萊德曼》，中篇寫的稍微好一點《溫故1942》，長篇從段落上來講我覺得是《口信》。有可能的話，從今年的五月份，我開始寫一個新的長篇，我覺得這個長篇會跟我過去所有的作品都非常的不一樣，包括《手機》。我覺得它會把所有的部隊都開多廣闊的生活上來，徹底脫離社會環境的聯繫。

另外，我覺得它可能會是人和人之間最本質的交往，它不受這種生活場景變化的限制，可能它的思念會是攀越千年的，另外從語言我覺得會跟以前的作品也會不一樣，它可能會用一天說十句話的速度來寫作，因為上次出書的時候，「金老師」讓我在封皮上寫一句話，我說「世上有用的話一天不超過十句」，我特別想用有用的話來寫作。

劉震雲與讀者親切交流

提問：剛才劉老師也說了那麼多，包括你最喜歡，寫的最好的，都沒有包括《一地雞毛》，那幹嗎拿《一地雞毛》出來說事兒？

劉震云：《一地雞毛》，我沒有說剛才我哪些作品寫的最好的，自我感覺也不是最好，我是覺得在創作過程中當時我努力了，我寫的還可以，最好的作品我到現在我沒有寫的特別好，沒有寫的特別好不是一個謙虛的話，在中間寫作過程中我感覺到好的作品是什麼，我特別想用兩年到三年的時間能夠靜下心來，好好地去感覺它，當然在寫每一部作品的時候，你在沒寫之前你都會覺得這個作品離你特別近，但是寫完之後就不是。我覺得《一地雞毛》我並不是寫的不好。《一地雞毛》也是寫的不錯，寫的不錯是因為在寫《一地雞毛》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特別好的方法論，就是把「小林家的豆腐餿了」和「美國佔領伊拉克」放在同等的位置。但是從另外一種方法論來講，它可能像《溫故1942》能夠更注重貼心、貼背一些。用《一地雞毛》作書名，不是我的主意，是黎波的主意。我覺得其實這個題目是誰的話，不重要，總體的名字叫什麼，我覺得不是特別重要。

提問：劉老師，你看「莊稼」這一茬都已經有收穫了，你下一茬準備賣給影視的是什麼「莊稼」？

劉震云：說起來我跟影視的關係，其實我本人跟影視沒有關係，只是我的作品可能跟影視有個別的關係，我的作品也不是被影視改編的特別多，也就是《一地雞毛》和《手機》，我的作品現在有五百萬字，改編的只是其中的可能有二、三十萬字的那樣份量，而且也包括用小說的全部。我覺得影視作品跟我沒什麼關係，影視並不會增加我文本的一個字、一個符號，它原來寫的什麼還是什麼，當它成為影視的時候，它是另外一個作品，我一般把它看成我朋友的作品。

但是影視的改編對於我來講有兩點好處：第一，它能夠增加收入，我覺得收入對於一個作家是挺重要的，中國的作家在現在中國的社會階層裡面，還屬於比較貧寒的階層，因為大家都是做媒體的，知道一個字多少錢，就是中國一流作家的收入比中國三流影視演員的收入起碼還要差十倍到二十倍，但是中國作家貧窮的狀態我覺得也是不對的，這是一點；第二，我覺得人們的眼球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比如用紙介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它逐漸被新型的傳播手段在取代，比如電影可能有一百年的歷史，電視幾十年的歷史，過去小說一個非常大的功能就是敘事功能，現在這種敘事功能被電影、電視劇取代的差不多了，不但是影視這種敘事功能不斷地在加大，而且講「新聞」的敘事功能也在不斷地侵蝕過去小說的這種功能。像好多報紙登的「口述實錄」，故事性非常的曲折，它以借了生活和真實的力量，比小說虛構的故事要動人的多。還有像電視，我們有好多講述性的欄目，有時候我看，我發現它比小說講故事講的還好，因為生活本身就在講故事。

我舉一個例子，中央電視台的有一個欄目叫做《講述》，講述講出這麼一個故事，有一個男教師強姦了好多女學生，然後有女教師發現這個事情之後，她就想舉報他，但是特別的矛盾，她說這個男教師平常在生活中對大家都特別好，相處的都很好，同時他家裡有一個病老婆和一窩孩子，她說如果我把他舉報了，他家的生活就斷了來源，但在最後她還是舉報了。為什麼呢？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兒，有一次她女兒讓這個男教師要補課，別的同事跟她搖頭，不讓她補課，最後她舉報了。當舉報的時候，公安局來抓這個人的時候，卻抓不了，因為他死無對證，找所有的女孩子家長，女孩子家長不是跟這個男教師急了，是跟這個女教師急了，說我們家孩子沒發生這個事兒，如果發生這事兒了，一個女孩子長大會決定她的一生，就說這個女教師的事兒，這個女教師就是誣告了，然後這個女教師就開始一個一個地在走訪孩子，有幾個孩子站出來了。我覺得像這樣的故事結構可能是過去小說承擔的，如果把這個故事結構改編成一個電影的話，我覺得結構都是非常經典的。像這種「講述」欄目已經把敘事功能承擔起來了，包括娛樂節目現在都在講故事。我剛才說了，現在有好多娛樂節目讓一個男的有好多女的挑，住在五星級酒店裡，一天淘汰一個，這個節目連續播，大家怎麼能不愛看呢。好比一個女一天淘汰一個男的，最後就留下了一個。

像這種講故事的方式，那天我從一個省的電視台我看到講另外一個故事，就是現場夫妻來個，一個坐這邊，一個坐那邊，兩個在吵架，旁邊有一個主持人，整個吵架的過程中哽哽咽咽，最後侵害的第三者也都上場了，現實對於我們來講是非常嚴峻的，你在看到過去傳統的方式來寫小說，來承擔敘事的功能，沒人能看，為什麼小說沒人看？因為它的功能已經被別的都分解了，他們家的財產都被別人分走了，所以說中華文學到了最危險的關頭，確實在唱國歌了，在這種情況下，但是小說確實還有其他的東西是永遠拿不走的，第一就是想象力，生活停止的地方應該才是小說，這個想象力是別的形式，永遠拿不走的。還有就是語言，語言和語言之間出現獨特的味道，我覺得也是別的形式，這種現實的形式拿不走的。還有就是心，人的心，我覺得心的這種微妙的變化是別的形式拿不走的。還有心裡發悶是別人拿不走的。

提問：您的所有作品從整體上來看是「一地雞毛」嗎？

劉震云：從整體上看，原來每個作品我都是在試探，從創作的整體來講，可能是有一些零碎，就是李敬澤老師曾經勉勵過我，他說我好象是一個整體創作的觀念，我確實是潛意識中包括很自覺想這麼做，但是能做到什麼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一個認真的人，我是一個喜歡寫作的人，並且把寫作當成一個工作，不是我非寫作不行，而是寫作確實能給我帶來非常大的愉快，對於一個時常被人弄的心裡發悶的人寫文字的時候，他可能會把自己的感覺能夠悄悄地說出來，讓大家能夠看到。

提問：劉老師，我想問一下，您出這本書你預測一下它能發到多少冊了？第二，您是不是考慮過您出書後的收益？

劉震云：我出這本書並不是考慮它要發行多少，我剛才說了是為了我自己方便和我自己看，我希望的是對黎波說四十年後書店還能有這本書，我出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在四十年之內再次出像我集子這樣的書，因為書店可以見到，我可以買到，可以送給朋友。

提問：那我們約定四十年以後再見吧。

劉震云：也可能明年年底後年年初會出一個新的長篇，我們還可以再見。

提問：你那長篇寫到什麼程度了？

劉震云：還沒寫，大概五月份寫。

提問：你大概什麼時候開始寫？

劉震云：很有感覺的時候寫。

提問：能透露一下相關的題材嗎？

劉震云：我堅決不。(笑)

提問：您不但舊「莊稼」不談了，您新「莊稼」也不談了。

劉震云：以後我再出書的話，我準備讓金老師和黎波老師來談，因為我發現有一個現象，像張寧老師，他聰明，他不談，他讓製片人談，其實我昨天晚上特別想打一個電話，今天讓金老師和黎波老師他們來，我不再談了。

提問：劉老師你剛才說了影視改編方面有兩個好處，第一可以增加收入，第二方面你剛才談偏了，剛才沒有談到。你能不能具體說一下？

劉震云：第二個方面由於大家的眼球大了，它確實可以增加小說的傳播的面積、速度。當然，它也可以增加書的印數，印數對於書太重要了，因為它是生計，我得養活我的家人和我的文學，這是很重要的。

提問：結果還能增加收入嗎？

劉震云：這只是一個方面，因為中國作家的書都印到兩千冊了，那作者不得餓死嗎。

我想按照我的勤奮的程度，確實在日常我是一個跟周圍的朋友比是很自律的人，我清早六點鐘起床，我跑一個小時步，我發現周圍的朋友都沒有，然後我上午、下午我都在學習、寫作，晚上我十點多睡覺，我覺得以我的認真，我的書不會只印到兩千冊，我覺得上天不會負我。

提問：您這種寫作方式本身就像藝術。

劉震云：這可能從小養成的生活習慣，我也知道所有的偉人都是清早從中午開始一般到三點鐘睡覺，然後全部人都睡了，該剩下一些精英在替我們操心，真沒必要，沒必要那麼費勁。

提問：劉老師，這本書裡面選的這些小說是不是從你自身形體的變化，有沒有都選進來？

劉震云：可能有，該豐滿的地方沒豐滿，該瘦下去的地方沒有瘦下去。當然，大體就這樣。

提問：您滿意嗎？

劉震云：不滿意。我覺得對我仔細看自己過去的作品，我覺得每一人都會這樣，都會覺得不滿意。

提問：你能不能用一句話描繪一下你創作的歷程？

劉震云：用一句話概括是特別不好概括。

提問：大概是什麼樣的歷程？看你的序言里說的是「脫掉外衣」，是不是寫到最後就「脫」光了？

劉震云：這個說起來會比較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說明白。比如一開始寫作的時候，不管這個人物是小林或者是其他人，我對他的關注，對他外在的關注還是很重要的，基本上是一種社會的語言在寫，不知道大家注意到這一點沒有，包括這個人，像政治的、經濟的、時代的、人文的，寫對他們局限性的關注比較多一些，他們內心的主動性好象挺忽略的，人和人之間根本的東西，也是比較忽略的，現在再回來看的話，還是把一個東西給箍住了，不是一個東西散發出來的好多東西，特別根本的光芒。我覺得《手機》第三部分可能好就好在這個地方，它的放射性比較好，可能我的下一部作品出來大家會看的明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