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廣場一角的大院

許多年前，在上海人民廣場的西南角，有一個圍著黑色竹籬笆的大院，門牌號為黃陂北路184號。院子里有幾棟二層小樓，解放前是賽馬場老闆的房產，而人民廣場這一帶原是賽馬場的地盤。解放后，這位瞿姓老闆的財產被剝奪，他一家人租居在其中一棟小樓的第二層，其餘房子分配給了別的住戶。除小樓外，院里還蓋了許多簡易的茅草房，居住的人家都是上海人所說的江北佬，過去從江蘇北部逃荒到上海來的。搬離侯家路后，我家便住進了這個大院，並且成了瞿家的鄰居。這些小樓都已陳舊，瞿家住的一棟算是其中最好的。底層有一個門廳，只通二樓，一樓的居民不從這裡出入。二樓有三間房，我家住靠外的那一間。這間房原來也是瞿家用的，大約因為總面積超標，被迫讓了出來。當時住房由公家分配，如果我家不住進來，也會住進別的人家。儘管如此，瞿太太仍不免心懷不滿。她沒有工作，兩家做飯都在走廊上，因而天天都會和我的母親見面，母親常為她的指桑罵槐感到傷心。然而，每年過年，她又必定會端一盤糕團送到我家，糕團上印著鮮艷的紅點，如同一種儀式。瞿先生在房產公司做事，見了我的父母只是點一點頭，從不說話。我能感覺到兩家之間的鴻溝，而使我的這個感覺格外鮮明的是他們的獨生子。他們的居室在頂頭那一扇門裡，我從未瞥見過門裡的情形，這位風度翩翩的公子就深居在裡面苦讀。當時他剛從育才中學畢業，後來考上了清華大學。偶爾在走廊上遇見，他對我們看也不看一眼，好像我們根本不存在。我倒並不因此感到自卑，只是彷彿第一次看見了一種高貴青年的類型，這是一個與我無關的類型，所以我不會用它來衡量自己。那時候我做夢也沒想到，不久之後，我會進上海中學、北京大學這樣的名牌學校。在這個家庭里有一個奇怪的人物，我們叫他老公公。他大約六七十歲，滿臉皺紋，鬚髮花白，永遠弓著腰，不能直立，戴一頂破氈帽，穿一件髒兮兮的藍布短褂。據說他是瞿先生的父親，但他的地位實在連奴僕也不如。他是無權踏進瞿家的門檻的，屬於他的只有樓梯下一個黑暗的角落，那裡搭了一塊木板，鋪一床破爛的褥被，他就在那裡起居。他的親密同伴是一隻貓，總是蜷縮在他的床上。他專干掃走廊、倒垃圾之類的粗活，自己單獨用餐，做一點簡單的飯菜，或者就吃殘羹剩飯。瞿太太動輒叱罵他，而他總是低聲下氣，逆來順受。我的父親多次替他打抱不平，向瞿家夫婦提出抗議，在街道整風時還寫了大字報，但無濟於事。老公公不是一個孤僻的人，他顯然歡迎新房客，我們住進來后，他不那麼寂寞了。他很喜歡同我們這幾個孩子逗玩，給每人起了綽號，結果我們一吵架就用他起的綽號互罵。住慣了邑廟區的鴿子籠，乍一搬到人民廣場，不用說是感到新鮮而又愉快的。那時候，人民廣場一帶還很有野趣，到處雜草叢生。在我家對面，橫穿廣場，是人民公園。我們這些孩子完全不必買門票，因為我們知道公園圍牆的什麼位置有一個洞，可以讓我們的身體自由地穿越。院子里有大片的泥土地，我在我家樓前的籬笆旁埋下牽牛、鳳仙、雞冠等花籽和黃豆、綠豆之類，頭一回領略了種植的快樂。家裡的住房比以前寬敞多了，光線也好，打開窗子，看見的是寬闊的廣場。每年五一和十一，廣場中心搭起主席台，我家的窗戶就在主席台的斜對面，坐在家裡可以觀看遊行和焰火。一到節前，母親便忙碌起來，做許多饅頭和點心，準備招待來我家看遊行的親友們，節日的氣氛格外濃郁。我在這個大院子里只住了兩年，就遇上人民廣場整修，這個大院子被拆除了。其後，我家搬到了江寧路一處石窟門建築的一間暗屋子裡，從此再沒有搬遷。對於瞿家來說，拆遷的消息不啻是一聲晴天霹靂，他們對於所安排的新居一律表示不滿意，始終拒絕搬離。當然，拆遷不可阻擋，聽說他們後來搬到了一個親戚家裡寄居，而瞿太太則因為承受不了這個刺激而精神失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