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不聽課的學生

哲學系六二級有兩個班，共五十名學生。其中，有四個學生是基本不聽課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我們經常逃課，一般是那種和別的系合上的公共課，逃了不易被發現。學校有規定，曠課多少節就要開除，所以最好不被發現。小課逃不了，我們便不約而同地找一個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課上看自己的書。世英喜歡在上課時寫東西，有時是詩和隨感，有時是對課堂情形的冷眼旁觀式的描寫。我們總是選擇鄰近的座位，他寫了常遞給我看，有時我也回應他，互相用紙片交談。在一節辯證唯物主義課上，我正埋頭看書，突然聽見老師喊我的名字。我條件反射地站起來，脫口問道：「幹什麼？」同學們哄堂大笑，老師則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他終於壓住怒火，命我坐下，又喊起另一個同學，讓那個同學回答他剛才提的問題。原來是課堂提問，但我完全沒有聽見。一定是有人告狀，系裡出面干涉了。有一天，擔任年級主任的陳志尚把我叫到他的房間里，給我看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你年級學生周國平上課從不聽講，屢教不改，希望加強教育。」署名是「系總支辦公室」。陳也是上海人，對我一直頗為友好，這時也有些生氣了，責備道：「你看看，跟你說過多少遍了，你總不聽，現在叫我怎麼辦？」接著好言勸告：「同學們對你們四個人意見很大，說你們成了特殊人物。當然，你們接受能力強，可以比別人多學一點。問題是要有個輕重緩急，重點要學好馬列主義。」其實問題不在於所學的是馬列主義還是非馬列主義，而在於從教學內容、方法到整個教育體制的僵化。大學教育的主旨本應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自主學習的能力，而在我們的課堂上只是灌輸，所灌輸的還未必是知識，至少知識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條和廢話。我相信，任何一個智力活潑的學生，即使他強迫自己，也無法做到認真對待那些內容貧乏的課程。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凡是有一點兒天賦的學生，最好的辦法是以盡量少的精力對付課程，給自己留出盡量多的自學時間。現在我鼓勵在校的學生向教育爭自由，其實是有自己往日的經驗為根據的。北大當然有馮友蘭、朱光潛這樣的有真學問的教授，但我們低年級學生沒有輪上聽他們的課。在當時的環境中，他們即使上課，恐怕也不能自由傳授自己的學識。上我們的心理學課的程乃頤是一位一級教授，一個瘦小的老頭，總是用喉音講話，邊講邊打嗝。我相信他只在應付我們，在心理學課上一會兒談論如何防治阿米巴瘧疾，一會兒勸告我們吃東西要慢慢咀嚼，以免消化不良。在任課老師中，我喜歡聽張世英的課，他當時是講師，教西方哲學史中德國古典哲學部分。他顯然對所講題目真正下了功夫，用那一口帶濃重湖北音的普通話講得條理十分清楚，廢話也少，內容比較厚實。課堂上廢話多多乃是常規，方式則各異。那個教黨史的老講師據說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後來脫黨，面對階梯教室里的上百名學生，他一邊撫摩八字須，一邊大談自己的光榮歷史。這堂課說過的，也許他忘了，下堂課又會說。作為一個鮮明特色，提到**時，他從來不像當時約定俗成的那樣稱**，總是稱**同志，以表明自己的平等身份，這倒不乏可愛。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邏輯課，其內容本來十分簡單，一看就懂，卻講個沒完。任課的李副教授是一個矮胖子，一根皮帶松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課時經常下意識地提褲子，引得同學們竊笑。他出版過幾本小冊子，已小有名氣，又常在雜誌上發表論後期墨家的文章，所以每課必講後期墨家。這說明他多少還是做一點研究的，比不做研究的多數教員好一些。使我難以忍受的是他講課的方式，那樣地無窮重複，廢話成災。在一堂課上，我忍無可忍，寫了一首題為《獻給邏輯課》的詩——教授用枯燥的語言講述著枯燥的課程，每一種空洞的教條要重複講十幾分鐘。「所謂直接推理是這樣的一類推理，這樣的一類推理特點有這樣一些。「特點有這樣一些，就是這樣的一類推理，這樣的一類推理就是直接推理。「我們的形式邏輯對於直接推理所要研究的就是有關直接推理的道理。「研究直接推理的道理其主要作用就是使我們能夠懂得有關直接推理的道理……」夠了，敬愛的形式邏輯，請不要把理智嘲弄，最有邏輯的頭腦也會被折磨得發瘋！請原諒我把這首毫無詩意的詩抄在這裡，它本身由連篇廢話組成，但我絲毫沒有誇大，實際的講課情形就是如此。如果你在讀這首詩的時候感到難受，就可以體會我在課堂上的心情了。然而，大多數同學是專心聽課的，並且多麼認真地記筆記。上課時，你可以看見許多手在不停地寫，生怕漏掉老師說的每一個字。他們又把幾乎全部課餘時間用來互相核對筆記，精心整理，然後重新謄寫。這些筆記的唯一用處是供考試前背誦，然後就被徹底遺忘。考試當然是必須應付的，不過我自有辦法。多數課程有講義或教科書，如果沒有，我就借來同學的筆記，臨考前通讀一遍，列出提綱，這大約只需要兩三星期的時間。我的短期記憶力很好，一般都能記住要點，順利應試，得到好的成績。考完當然也忘了，和別的同學殊途同歸，不同的是我把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贏得了大量自由時間。哲學系低年級開自然科學基礎課，第一學期是高等物理。考試前，我也是把講義通讀了一遍，列出二三十個我有疑問的地方，去向老師討教。那是一位中年男子，不久前妻子移情別戀，也許因為這個原因，他顯得很憔悴，臉上刻滿了皺紋。看了我的問題清單，他忽然感慨萬分，用一種低沉悲涼的聲調向我講述起了他的學生時代。他說，上大學時，他和我一樣，也很聰明，目空一切，不聽老師講課，現在他不行了，已經一事無成。他還說，我的確很聰明，我提的這些問題，別人提不出來，希望我的未來比他好。聽著他說這些話，我感到十分內疚。他顯然知道我不好好聽他的課，這使我產生了一種錯覺，彷彿他的不幸是由我造成的，我懷著沉重的心情走出了那間燈光暗淡的斗室。考試時，我解答得很順手。世英坐在我旁邊，拉了拉我的衣角，我心領神會，把試卷挪近他。不過，他抄得不很高明，得了三十幾分，而我得了七十幾分。這個成績在全年級是名列前茅的，絕大多數同學都不及格，而世英的成績還不是最低的。這件事似乎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他多次對我說，我不應該學文科，而應該學理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