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化生存／關凱

關凱，1969年生於吉林，北京大學外語專業本科，社會學碩士，長期供職於國家機關。城市失去了慣常的擁堵，因為大多數人都把出行從日程里最大限度地刪除了；商業、餐飲與娛樂業蕭索如秋，從賓客如織到門可羅雀只是一夜的滄桑；中藥開始成為一種時尚的功能性飲料，其處方史無前例地佔據著主流媒體標題新聞的位置。「**」是一個奇特而嚴重的事件，因為在理論上說，它對生活在疫區里的每個人都可能構成致命的威脅，沒有人能夠憑藉除自身免疫力外的任何資源註定倖免。雖然對一個擁有千萬人口的城市來說，迄今為止，真正成為被感染者在客觀上仍然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但這不能抵消公眾在心理層面的恐懼，隨著被感染人群的擴大，病例正沿著親戚、朋友、同事、社區以及公眾人物的軌道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距自己很近的地方。「**」以一種恐怖的面目顛覆了北京人的生活，無人能置身事外。政府在意識到「**」疫情擴散的災難性後果之後迅速改變了傳統的反應方式，以高級官員罷官為標誌，放棄宏大話語而進入有效的細節操作，確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的社會動員因而從各個社會渠道全面而徹底地發生，控制疫情被文學地定義為「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顯示出其壓倒一切的戰略高度。同時，在民間領域，人人自危的心態促使公眾普遍採取力所能及的方式以圖自救，從而引發了一場空前徹底的個人、家庭和社會的「衛生消毒運動」。這場「運動」不同於我們早已熟悉的「愛國衛生運動」之處在於：每個人都集任務下達者、組織者、資金投入者和行動者於一身。在社會日趨分化的今天，這種因災難而自覺形成的社會一致性行動是難得一見的。因為有了「**」，北京人的生活方式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向家庭回歸的傾向。習慣於夜生活的紳士和職場女性們將更多的時間留給了自己和家人，從前厚厚的酒水賬單被簡約為一兩張電信收據，三里屯開始再現酒吧業興起之前的寧靜；廚藝重新被認為是日常生活所需要具備的基本技能之一，因為靠尋覓一家好館子一箭雙鵰地解決自己又饞又懶的問題顯然不夠安全；孩子獲得了更多的和父母在一起的時間，這是他們被約束著不能在外邊瘋玩的一種寂寞的補償；甚至隱秘的婚外情都遇到了難題：在「**」時期，可以不回家的借口成了一種稀缺資源。當抱怨配偶不回家的人在數量上具有統計學意義地大幅度減少的時候，社會中家庭的穩定性就得以有效提升了。與回歸家庭相對應的變化是人際關係的疏遠。隨著個人活動半徑的縮小和約會行為的遞減，通過數字或模擬信號的交流替代了傳統的人員集會，歡聚的場面越來越稀少，感情交流越來越依賴於基礎電信設施。這種方式在短期內對維護既有的人際關係並沒有太多的影響，卻絕對是認識新朋友、擴大交際圈子的巨大障礙。同時，「**」為人際交往塗抹了一種猜疑的色彩，模糊了人類和毒藥之間的本質區別。在控制疫情的社會動員中，組織的重要性再次顯現出來，組織開始介入私人領域，從單位到居委會，組織對個人的關心主要集中在體溫方面。社會成員在體溫問題上的任何異常都有義務主動暴露在組織的視野里，不這樣做就有可能被視為一種道德缺陷。實際上，體溫已經成為人類識別「**」的第一道門檻，正常的體溫是希望過群居生活的人必須擁有的身份證。「**」因其強烈的傳染性必定引起人際歧視。對於被確診的「**」患者和疑似病人來說，具有一定強制色彩的隔離並不是歧視，而只是一種醫學上的技術性措施。但對於身體健康的廣大疫區人民來說，他們受到另眼看待卻僅僅因為自己生活的城市不幸淪為疫區。具有悠久的歧視外地人傳統的北京人現在正受到外地人的普遍歧視，這看上去有點像一個歷史性的玩笑。總而言之，對「**」疫情可以有一種「福禍相倚」的哲學理解，它在為害甚烈的同時，也在客觀上具有提升社會整合程度的正面意義（當然，這只是一種客觀觀察，並不意味著筆者有幸災樂禍的不良價值傾向）。面對災難，人際摩擦減少（部分因為交流頻率降低），政府公信度提升，個人對家庭和社區的依賴增加，社會增添了溫情脈脈、休戚與同的色彩。而對「**」的最終控制（根據人類以往的經驗，這隻會是一個時間問題），則會被視為社會團結、萬眾一心、共度難關的又一個經典範例，這將成為未來無數恢弘巨著的引文和註解。儘管現在北京控制「**」疫情的進展還看不到盡頭，但公眾的焦慮高峰期卻已漸漸接近尾聲。社會情緒的發展和傳染病傳播一樣有規律可循，從緊張、緩解到壓力釋放，是一條拋物線式的分布圖。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場瘟疫消滅過一個人種，何況今天我們面對「**」時已經擁有了先輩無法比擬的科學技術資源。因此，即使疫情仍然以一種有節制的規模發展下去，還是會有越來越多的市民走上街頭、走進餐館商店、乘坐交通工具去旅行，他們會戴著口罩、習慣於頻繁洗手和使用過氧乙酸消毒，於是，「**」漸漸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疫情消失或至少根治「**」的醫學解決方案最終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