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不會折衷?／何力

何力，《經濟觀察報》總編輯ＳＡＲＳ正在成為一塊試金石。有人沉穩，有人慌張。有人理性，有人瘋狂。ＳＡＲＳ還被說成是一場戰爭。病毒正在扮演敵人，有點像當年的「四害」。其實，無論是「四害」還是ＳＡＲＳ，它們什麼都不是，它們只是它們自己。那這一切又是為了什麼？比如只要是北京等疫區來的人一律隔離或變相隔離十四天；有的地方為求自保把路搞斷；有一個居委會居然貼出告示強令暫住此地的外地人立刻搬走；最荒唐的是竟有地方搞有獎檢舉ＳＡＲＳ可疑人員。從政府到民間，疫情面前人們的所思所言所行不僅是制度與能力水平的折射，還涉及到我們的品性。從對疫情噤若寒蟬謊報瞞報到以鄰為壑草木皆兵，表面上相去甚遠，本質上卻是一致。這種忽左忽右，沒有折衷與分寸，仍然將公共決策視之為「搞運動」，凡事簡單化、「一刀切」的做法，不僅無法實現社會資源的高效率配置，離一個能應付危機的社會體制也還有相當的距離。我們為什麼不會折衷？我們《經濟觀察報》報頭上方印有「理性、建設性」五個字。所謂理性建設性在我看來核心的東西是理解、尊重，未來導向和互相承認；主張以積極正向的心態看事物，以漸進、重過程、可持續並留有餘地的技術方法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進程；強調擴張性、非零和、用增量來解決存量問題的思維方式，最終實現目標群體的利益最大化。這裡面，我最近想得比較多的是「互相承認」，也可以引申為求同存異、強調共性、雙贏。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承認」是向前看、多提建議和解決問題方案的基本前提。有人說，互相承認不就是寬容嗎，不盡然。義大利政治和經濟研究院院長史喬琶認為，歷史上有三種情況可以將個體差異包容在公民社會的統一體中，一是種族隔離，差異在這裡得到令人心酸的承認；第二種是同化，差異被消弭了；第三種就是互相承認。它接受和重視差異而不拒之於門外，這要比寬容意義大得多，因為寬容的雙方之間很可能存在著巨大的不對稱，而互相承認則意味著對稱的彼此尊重。互相承認原則——「不和諧的和諧」——作為相異性的交匯和權力的平衡這樣一種後天和諧思想，終於彙集了兩個主要的文化成果：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托多洛夫在他對歐洲歷史的回顧中清晰地描述了這一傳統：「西歐曾經千方百計同化他人，消除外界的異質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成功了。它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推廣到全世界；我認為在今天，這一歐洲歷史階段已走到了盡頭。我們現在追求的是將看起來更好的取捨措辭結合起來：我們要平等但不等於相同；我們要差別但不要讓它變成高低之分；我們嚮往找到社會意義但卻別忘了個體的優點。」《出埃及記》中寫道：你別壓迫異鄉人也不要虐待他因為你們自己在埃及時就曾經是外人。看，互相承認歷史久遠，但是全球化給了它新的意義。互相承認在中國的現實性就是，中國的激進與保守、強調效率的自由派與主張公平的民主派始終存在著敵對性背離而沒有形成良性互補。在很大程度上，「理性、建設性」是一種改良主張。其實，對於ＳＡＲＳ也應以改良的態度而不是以革命的或戰鬥的態度視之。人與病毒說到底是人與自然的關係，用戰鬥的觀點、革命的態度並非是一種理性的精神。印象中，央視一位率先進入隔離病區採訪的女記者，面對鏡頭，義正嚴詞：「我不怕**，我恨它」。**只是一種病毒，有什麼可恨的呢？該恨什麼你不知道嗎？我搞不懂。說到改良，它的名聲可能一直不太好，其實，與革命比較，改良也不容易，甚至改良更加複雜，更加艱苦，更需要耐心。比如改良需要更多的知識、技術、經驗，要做許多瑣碎麻煩的事。改良還需要與自己不喜歡的人交往、對話、談判、妥協乃至退讓。從歷史經驗上看，我們有太多的時候表現為從一個學說到另一個學說，一種行動到另一種行動，這種兩個極端的跳動，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極性思維，不僅導致中國人的歷史經驗在一代又一代中斷裂，總是不可通約交流，不可傳遞增長。甚至在價值觀上也是以暴力對暴力，主張與體制的更迭變成殊死的思想搏鬥，甚至不惜從**上消滅對方。人與人之間尚且如此，何況人與病毒。怎能不拼個你死我活。於是我稱自己是個「中派」。中國不缺左派，也不乏右派，但缺「中派」。類似的看法我們還可以從弗郎西斯·福山先生的《信任》一書中找到佐證：正如個人主義被公益精神中和后，才會成為自由民主制度實施的最佳地點，同樣，資本主義的發展也與個人主義被社群傾向平衡有關。福山認為，最成功的現代化模式其實是不完全的現代化。這也是一種「中派」。亞里士多德也把「出色」定義為過與不足之間的中庸，他強調：「正如智慧是善於推理，適度就是善於生活。」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勇敢在懦弱和冒失之間；慷慨在吝嗇和浪費之間；謙遜在無恥和羞澀之間；恰當得體比單純的責任感和愛心更受推崇。與我們所擁有的正常生活相比，疫情總是短暫。在這短暫的日子裡，對疫區人民的溫暖和慰藉更顯珍貴。對身體的隔離是必要的，但對精神的冷漠是可怕的。凡事有度，包括對ＳＡＲＳ，因為就算是真理也不宜再往前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