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智慧(2)

有時候，昆德拉還將"存在"與"現實"區分開來。例如，他在《小說的藝術》中寫道："小說研究的不是現實，而是存在。"凡發生了的事情都屬於現實，存在則總是關涉人生在世的基本境況。小說的使命不是陳述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而是揭示存在的尚未為人所知的方面。如果僅僅陳述事情，不管這些事情多麼富有戲劇性，多麼引人入勝，或者在政治上多麼重要，有多麼大的新聞價值，對於闡述某個哲學觀點多麼有說服力，都與存在無關，因而都在小說的真正歷史之外。小說以研究存在為自己的使命，這使得小說向哲學靠近了。但是，小說與哲學的靠近是互相的，是它們都把目光投向存在領域的結果。在這互相靠近的過程中，代表哲學一方的是尼采，他拒絕體系化思想，對有關人類的一切進行思考，拓寬了哲學的主題，使哲學與小說相接近；代表小說一方的是卡夫卡、貢布羅維茨、布洛赫、穆齊爾，他們用小說進行思考，接納可被思考的一切，拓寬了小說的主題，使小說與哲學相接近。其實，小說之與哲學結緣由來已久。凡是偉大的小說作品，皆包含著一種哲學的關切和眼光。這並不是說，它們闡釋了某種哲學觀點，而是說，它們總是對人生底蘊有所關注並提供了若干新的深刻的認識。僅僅編故事而沒有這種哲學內涵的小說，無論故事編得多麼精彩，都稱不上偉大。令昆德拉遺憾的是，他最尊敬的哲學家海德格爾只重視詩，忽視了小說，而"正是在小說的歷史中有著關於存在的智慧的最大寶藏"。他也許想說，如果海德格爾善於發掘小說的材料，必能更有效地拓展其哲學思想。在研究存在方面，小說比哲學更具有優勢。存在是不能被體系化的，但哲學的概念式思考往往傾向於體系化，小說式的思考卻天然是非系統的，能夠充分地容納意義的不確定性。小說在思考--並不是小說家在小說中思考，而是小說本身在思考。這就是說，不只是小說的內容具有思想的深度，而且小說的形式也在思考，因而不能不具有探索性和實驗性。這正是現代小說的特點。所謂"哲學小說"與現代小說毫不相干，"哲學小說"並不在思考，譬如說薩特的小說不過是薩特在用小說的形式上哲學課罷了。在"哲學小說"中，哲學與小說是貌合神離、同床異夢的。昆德拉諷刺說，由於薩特的《噁心》成了新方向的樣板，其後果是"哲學與小說的新婚之夜在相互的煩惱中度過"。三存在不是什麼今日世界上，每時每刻都有人在編寫和出版小說，其總量不計其數。然而，其中的絕大部分只是在小說歷史之外的小說生產而已。它們生產出來只是為了被消費掉，在完成之日已註定要被遺忘。只有在小說的歷史之內，一部作品才可以作為價值而存在。怎樣的作品才能進入小說的歷史呢?首先是對存在作出了新的揭示，其次，為了作出這一新的揭示，而在小說的形式上有新的探索。一個小說家必須具備存在的眼光，看到比現實更多的東西。然而，許多小說家都沒有此種眼光，他們或者囿於局部的現實，或者習慣於對現實作某種本質主義的抽象，把它縮減為現實的某一個層面和側面。昆德拉借用海德格爾的概念，稱這種情況為"存在的被遺忘"。如此寫出來的小說，不過是小說化的**、懺悔、自傳、報道、說教、佈道、清算、告發、披露**罷了。小說家誠然可以面對任何題材，甚至包括自己和他人的**這樣的題材，功夫的高下見之於對題材的處理，由此而顯出他是一個露淫癖或窺淫癖患者，還是一個存在的研究者。一個小說家是一個存在的研究者，這意味著他與一切現實、他處理的一切題材都保持著一種距離，這個距離是他作為研究者所必需的。無論何種現實，在他那裡都成為研究存在以及表達他對存在之認識的素材。也就是說，他不立足於任何一種現實，而是立足於小說，站在小說的立場上研究它們。對於昆德拉的一種普遍誤解是把他看做一個不同政見者，一個政治性作家。請聽昆德拉的回答："您是**者嗎?--不，我是小說家。""您是不同政見者嗎?--不，我是小說家。"他明確地說，對於他，做小說家不只是實踐一種文學形式，而是"一種拒絕與任何政治、宗教、意識形態、道德、集體相認同的立場"。他還說，他憎恨想在藝術品中尋找一種態度(政治的，哲學的，宗教的等等)的人們，而本來應該從中僅僅尋找一種認識的意圖的。我想起尼採的一個口氣相反、實質相同的回答。他在國外漫遊時，有人問他："德國有哲學家嗎?德國有詩人嗎?德國有好書嗎?"他說他感到臉紅，但以他即使在失望時也具有的勇氣答道："有的，俾斯麥!"他之所以感到臉紅，是因為德國的哲學家、詩人、作家喪失了獨立的哲學、詩、寫作的立場，都站到政治的立場上去了。如果說在政治和商業、宗教和世俗、傳統和風尚、意識形態和流行思潮、社會秩序和大眾傳媒等等立場之外，小說、詩還構成一種特殊的立場，那麼，這無非是指個性的立場，美學的立場，獨立思考的立場，關注和研究存在的立場。在一切平庸的寫作背後，我們都可發現這種立場的闕如。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