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價值(1)

一我很有興味地讀完了英國醫生安東尼·斯托爾所著的《孤獨》一書。在我的概念中，孤獨是一種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生境遇和體驗，為哲學家、詩人所樂於探究或描述。我曾擔心，一個醫生研究孤獨，會不會有職業偏見，把它僅僅視為一種病態呢?令我滿意的是，作者是一位有著相當人文修養的精神科醫生，善於把開闊的人文視野和精到的專業眼光結合起來，因此不但沒有抹殺、反而更有說服力地揭示了孤獨在人生中的價值，其中也包括它的心理治療作用。事實上，精神科醫學的傳統的確是把孤獨僅僅視為一種病態的。按照這一傳統的見解，親密的人際關係是精神健全的最重要標誌，是人生意義和幸福的主要源泉甚至惟一源泉。反之，一個成人倘若缺乏建立親密的人際關係的能力，便表明他的精神成熟進程受阻，亦即存在著某種心理疾患，需要加以治療。斯托爾寫這本書的主旨正是要反對這種偏頗性，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為孤獨"正名"。他在肯定人際關係的價值的同時，著重論證了孤獨也是人生意義的重要源泉，對於具有創造天賦的人來說，甚至是決定性的源泉。其實，對孤獨的貶損並不限於今天的精神科醫學領域。早在《伊利亞特》中，荷馬已經把無家無邦的人斥為自然的棄物。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中據以發揮，斷言人是最合群的動物，接著說出了一句名言："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便是神靈。"這話本身說得很漂亮，但他的用意是在前半句，拉扯開來大做文章，壓根兒不再提後半句。後來培根引用這話時，乾脆說只有前半句是真理，後半句純屬邪說。既然連某些大哲學家也對孤獨抱有成見，我就很願意結合著讀斯托爾的書的心得，來說一說我對孤獨的價值的認識。二交往和獨處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兩種方式，對於每個人來說，這兩種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罷了。由於性格的差異，有的人更愛交往，有的人更喜獨處。人們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種能力，卻忽略了獨處也是一種能力，並且在一定意義上是比交往更為重要的一種能力。反過來說，不擅交際固然是一種遺憾，不耐孤獨也未嘗不是一種很嚴重的缺陷。從心理學的觀點看，人之需要獨處，是為了進行內在的整合。所謂整合，就是把新的經驗放到內在記憶中的某個恰當位置上。惟有經過這一整合的過程，外來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為一個既獨立又生長著的系統。所以，有無獨處的能力，關係到一個人能否真正形成一個相對自足的內心世界，而這又會進而影響到他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斯托爾引用溫尼考特的見解指出，那種缺乏獨處能力的人只具有"虛假的自我"，因此只是順從、而不是體驗外部世界，世界對於他僅是某種必須適應的對象，而不是可以滿足他的主觀性的場所，這樣的人生當然就沒有意義。事實上，無論活得多麼熱鬧，每個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獨處時間，那便是睡眠。不管你與誰同睡，你都只能獨自進入你的夢鄉。同床異夢是一切人的命運，同時卻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據有的心理學家推測，夢具有與獨處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做夢則可能造成某些精神疾患。另一個例子是居喪。對喪親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和勸慰，而是在獨處中順變。正像斯托爾所指出的："這種順變的過程非常私密，因為事關喪親者與死者之間的親密關係，這種關係別人沒有分享過，也不能分享。"居喪的本質是面對亡靈時"一個人內心孤獨的深處所發生的某件事"。如果人為地壓抑這個哀傷過程，則也會導致心理疾病。關於孤獨對於心理健康的價值，書中還有一些有趣的談論。例如，對外界刺激作出反應是動物的本能，"不反應的能力"則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覺過剩"的禍害並不亞於"感覺剝奪"。總之，我們不能一頭扎在外部世界和人際關係里，而放棄了對內在世界的整合。斯托爾的結論是：內在的心理經驗是最奧妙、最有療效的。容格後期專門治療中年病人，他發現，他的大多數病人都很能適應社會，且有傑出的成就，"中年危機"的原因就在於缺少內心的整合，通俗地說，也就是缺乏個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覺人生的空虛。他試圖通過一種所謂"個性化過程"的方案加以治療，使這些病人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人生意義。我懷疑這個方案是否當真有效，因為我不相信一個人能夠通過心理治療而獲得他本來所沒有的個性。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確定的，即個性以及基本的孤獨體驗乃是人生意義問題之思考的前提。三人類精神創造的歷史表明，孤獨更重要的價值在於孕育、喚醒和激發了精神的創造力。我們難以斷定，這一點是否對所有的人都適用，抑或僅僅適用於那些有創造天賦的人。我們至少應該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創造力的潛質，區別僅在量的大小而已。一般而論，人的天性是不願忍受長期的孤獨的，長期的孤獨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獨中，有的人的創造力意外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一種情形是牢獄之災，文化史上的許多傳世名作就誕生在牢獄里。例如，波伊提烏斯的《哲學的慰藉》，莫爾的《紓解憂愁之對話》，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處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內寫作的。班揚的《天路歷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也是在牢獄里醞釀的。另一種情形是疾病。斯托爾舉了耳聾造成的孤獨的例子，這種孤獨反而激發了貝多芬、戈雅的藝術想像力。在疾病促進創作方面，我們可以續上一個包括尼采、普魯斯特在內的長長的名單。太史公所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獄和疾病之災與創作的關係，雖然他更多地著眼於苦難中的發憤。強制的孤獨不只是造成了一種必要，迫使人把被壓抑的精力投於創作，而且我相信，由於牢獄或疾病把人同紛繁的世俗生活拉開了距離，人是會因此獲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種新的眼光的，而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條件。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