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情報收集(1)

"迪克西使團"的大多數人都與戰略情報局(OSS)、作戰情報處(OWI)或軍事情報局(G-2)有聯繫。每個人主要都是向他的上級機構負責，這些組織內部都有很多競爭，因此擴張本部門勢力範圍的要求常常優先於克敵制勝的要求。作戰情報處是按照美國總統的行政命令在1945年7月13日設立的，它主要是作為一個戰時處理和協調美國國內和國外的新聞及情報交流的機構。這一機構由艾爾默·戴維斯(ElmerDavis)領導，屬於緊急情況管理部門的一個分支。美國國內的作戰情報處通過國內的分支機構，宣傳各類與戰事有關的官方新聞，並通過適當的教育計劃鼓舞士氣。海外的機構主要是通過收音機、傳單和報紙在敵占區展開心理戰術。主管重慶作戰情報處的麥克拉肯·費舍爾曾經在延安逗留過三個星期。有吉辛治是一個來自隸屬於夏威夷檀香山的作戰情報處的新聞工作者，也在"迪克西使團"服務了一年。前面曾經提到，他和約翰·埃默森曾經一起審訊過日本戰俘。有吉辛治也向伊頓彙報過**領導人的情況，並向他提供了對紅軍力量的評估、黨內人員的精神狀態和其他一些與即將到來的內戰有關的事。有吉辛治幾次從延安去重慶見魏德邁將軍，將軍告訴他美國打算讓新近訓練好的、裝備精良的國民政府軍隊進入**統治的地區以保衛"自由的中國"。有吉辛治預言**會在即將到來的鬥爭中取勝，這令魏德邁很不高興，並讓他向赫爾利重複他的預言。在大使館，大使穿著長襪、襯衣和內衣接見了這位前記者。他還想繫上他的蝴蝶領結，在告訴有吉辛治他知道中國的實際情況時還一直在系他的領結。他已經把"曾在他背後捅過刀子"的職業外交官調走，他說，"而且他們還知道如何捅得更深，並卷了刃"。他說**直接向他報告，並且他知道在延安的美國人中誰效忠誰。麥克拉肯·費舍爾發現他的工作經常要與赫爾利打交道，感到很沮喪。他經常需要依靠戴維斯、謝偉思和盧登得到要發布的信息。這種政府部門和記者之間輕鬆的關係，部分是因為史迪威對他的信任。其助長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魏德邁的精力都被其他事情牽制了。史迪威告訴費舍爾，他和謝偉思負責心理戰術的任何事宜，因此費舍爾在1944年8月底到延安，去調查那些說**優待日本戰俘的流言。到那時為止，只有**人可以抓住活的日本兵。因為不是國民政府的人殺了他們，就是他們自殺。費舍爾見岡野進時，岡野進告訴了日本**的戰後建國計劃。費舍爾把這些信息告訴了謝偉思，因為他向來對政治事務感興趣。費舍爾還調查了"日本人民解放組織"。他知道**抓住了一些日本陸軍通信人員，了解了有關日本通訊的狀況，甚至還給日本的衛戍部隊打了電話，在電話里與他們交談過。這次旅行中，費舍爾給**帶了一些新聞紀錄影片和照片。離開延安之前，費舍爾開始在宣傳上組織美國和**之間的合作行動，包括美國監測延安的短波通訊和通過**的渠道為美國做宣傳。魏德邁相信來自軍事情報局G-2的情報會對贏得戰爭有幫助。約瑟夫·迪奇上校在戰區總部領導G-2。托馬斯·萬·納塔(ThomasVanNatta)上校是戰區指揮部的一個軍官，他向羅伯特·莫克萊爾將軍報告工作。萬·納特認為G-2的任務是雙重的：那就是他們可能應該做的和他們為宣傳和訓練的目的所做的。嚴格地說，"迪克西"是G-2的行動之一，因此它的指揮官向迪奇呈送他們的報告。除了進行正式的彙報之外，彼得金還和迪奇有非正式的通信，因為迪奇非常關心"迪克西使團"。彼得金的信一般會有和他的報告一樣的信息，也會有他自己作為指揮官對一些重要事情的評論：比如記錄誰喝多了，誰不服管教或誰不完成自己的工作；還有一些關於履行職責的日常問題的看法以及他與**交往的個人感受。一方面，迪奇在重慶的辦公室有特殊的情況。G-2有個華裔軍官是廣東人，他不說普通話。而所有的中國翻譯都說英語和普通話，但普通話和廣東話大不一樣。有一個軍官--美國博士阿爾弗雷德·伯頓被派到G-2，因為他能流利地說日語和廣東話，可以當聯繫人。這樣在美國和中國人之間的交流就要通過兩個翻譯。伯頓本屬於第一批"迪克西使團"的，但魏德邁說他的語言才能在重慶用得著，他就被留下了。他想辦法在1944年**月份去了延安，待了大概一個月，觀察到了使團的情況，並和一些日本俘虜進行了交流，通常見他們都是一撥一撥的。中國戰區G-2的成功主要因為成功地整理和評估了關於戰鬥序列的情報或作戰情報。托馬斯·萬·納塔認為那些"中敵人詭計"的人令他的工作難做，因為他們不是根據事實，而是估計敵人將會做什麼來做出判斷。在一次襲擊之前，總有一些日本逃兵會越過戰線扔下武器。G-2軍官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審問他們，確定他們是哪個部隊的逃兵。通常這些是他們能得到的惟一有價值的情報。G-2認為新的部隊要比有經驗的部隊更為危險，因為他們的行動難以預料，但一個稱職的作戰情報官員一般都應在襲擊前兩小時向戰友發出預警。事實上，那種分析送上門來的信息的能力極端重要，因為如果一名G-2成員不加分析地接受每一條信息，那麼他很快就會被淹沒在無用的資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