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情報收集(7)

當史迪威是戰區指揮官的時候，他反對美國戰略情報局在戰區運作的主張。即使在卡爾·艾弗勒（CarlEifler）勸說他改變主意后他也沒有改變，他告訴約翰·戴維斯和麥克拉肯·費舍爾，他擔心這個組織會釀成大禍。魏德邁試圖協調所有在中國的情報機構，包括英國的機構與他總部之間的關係。英國的情報機構也比較關注他，因為他相信英國情報部門在中國有幾千個特工，但這些人的主要任務不是收集敵人的情報而是收集中國人的情報。對很多美國人來說，英國的主要利益似乎就是為戰後時期做準備，保護英國在中國的利益，如香港。美國人收到極好的目標參數和來自英國的資料，但並不多。魏德邁想與那些對情報收集感興趣的所有美國機構一道把這些置於自己的許可權之下。1945年1月2日，他警告赫爾利，情報工作的狀況很混亂，有很大的潛在危險性，需要整合和改善。戰後，魏德邁的參謀長羅伯特·莫克萊爾將軍說他覺得很奇怪，不知是不是有很多機構和部門在同時工作。他有證據表明有不同的機構向同一資料來源購買情報。戰後，眾多參加過情報收集、見識過多個機構在不同觀點的指導下施行各自聰明的點子並能和高層人物接觸的人，都可以建立一個自己的小型帝國。在戰時，很容易弄到錢；如果知道訣竅也可以召集到人。很少有想法能付諸行動，寧可為了提高軍事效率的願望而大把大把地花錢。這也部分源於人們的一種觀念，即人們不會為了節約1000萬美元而願意輸掉一場戰爭。同時，軍隊也知道，如果一筆錢被節約下來，那下一筆預算就會被削減。美國戰略情報局的鬆散運作方式使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參謀機構變得令人懷疑。而且美國戰略情報局認為，他們不是很勝任而是更適合準備去做某種工作。這個組織中的每一個分支機構都有自己的任務。分析處收集文件並評估它們的價值。X-2主管反間諜並試圖抓住間諜。士氣操作處遠東分部則試圖用新的宣傳途徑去干擾日本人的士氣。有一次分部找到一種東西噴在日本軍官身上，讓他們聞起來很臭，令他們丟臉。美國戰略情報局很多事都做得很好，如破壞活動的訓練，組織國內的人四處戰鬥，乘坐小型飛機到處轉移。這樣就擔負起了組織起一批人的任務，這批人誠心實意地想對戰事有所貢獻，卻不知道用什麼方式行動。科弗林把這種形式看成是多諾萬行事風格的一個證明，而他個人通常都會以一種勇於冒險的方式處事。再如，最初曾想向史迪威證明美國戰略情報局可以在其戰區對戰事有重大貢獻的多諾萬和卡爾·艾弗勒，還曾駕駛著小飛機兜風，駛過緬甸的日佔區。這兩個人加起來的重量要超過400磅，他們還一道乘坐一架載重量不超過250磅的飛機。後來，多諾萬告訴科弗林，他做這一飛行違反了所有的安全規則，這樣艾弗勒就不會認為他是一個懦夫了。一些歷史學家得出結論，認為駐中國海軍情報處把中國往內戰之路上大大推進了一步，也對美國直接捲入中國內戰有一定作用。另一些歷史學家則認為，羅斯福對海軍的特別偏愛給了邁爾斯以優勢，如果杜魯門是總統，蔣介石就會被迫答應讓美國戰略情報局自由行動，而不是在戴笠的監督之下行動。再有一些人認為，如果美國戰略情報局能夠滲入中國東北，那麼日本關東軍在這一地區的薄弱環節就可能被發現。結果，斯大林說蘇聯軍隊控制了這一地區，這還成了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討價還價的籌碼。各類情報組織還是繼續相互明爭暗鬥，甚至作戰情報處都會憎恨那些越俎代庖的機構，下面這些情節就證明了這點。美國戰略情報局開始在目標城市散發傳單，警告市民們在空襲來臨之前疏散。史密斯上校在昆明大學主持一個藝術評比，給設計最好的傳單50美元獎勵，第二名給25美元獎勵，第三名給10美元獎勵。他想讓中國學生去做這種設計，因為他知道他們可以使傳單的主題與傳統文化最有效地結合。獲勝的設計被印刷在便宜草紙做的傳單上。這傳單上是一頭肥豬，肥豬身上插著一把屠夫的刀。右上角是些鳥，寓意是如果你是一頭肥豬，你可以感覺到刀的威脅，但如果你夠聰明，你就應該像那些鳥一樣飛走。另一些圖片有一些美國標誌的飛機，當然是用中文寫著"美國空軍來了"。運輸機載著這些傳單在城市上空投放。作戰情報處發現美國戰略情報局這樣散發傳單的做法后，他們告訴史密斯，說他愚蠢而且不愛國，因為在草紙上的宣傳不專業，與第一流大國的地位不相稱。作戰情報處的宣傳單則完全不同，是在華盛頓設計的，用的是很好的紙料。作戰情報處去戰區讓他們命令美國戰略情報局停止散發印著肥豬和鳥的傳單。這樣的混亂和因為情報部門運作的相互交疊造成的低效，或許讓"迪克西使團"顯得比它本身應有的重要性更為重要。除了使團的運作是在邁爾斯和戴笠的指揮之下以外，使團的成員都來自於相互鬥爭的情報機構，但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競爭並不妨礙他們的功能。這些代表不同規則的人把他們的報告匯總起來，主要是關於**破壞性武器和技術以及游擊戰的軍火情況。但根本的原因是，那兒有一個使團，戴維斯跟斯賓塞及斯特爾談過，他們對"迪克西使團"的成立很感興趣，不僅它會對戰事有幫助，還因為它提供了一個"美國戰略情報局良好表現的絕佳機會"。當"迪克西使團"到位后，來自它的報告看來證明了他們的想法。比如，雷·克勞姆萊在7月30日的報告中說，延安是主要的戰役指揮運作的基礎，在這報告后，包瑞德加了如下評論："在我看來，在延安設立一個戰役指揮部的可能性只可能因為沒有足夠多受過訓練的人能被派到那兒去而受到限制。"斯特爾和科弗林的自信在他們1944年8月7日給R.M.霍爾（）上校和威廉·雷·皮爾斯（WilliamRayPeers）中校的報告中顯露無遺，重複了這種樂觀的情緒，並說它"可能可以完全保證為了美國戰略情報局的運作而和中國**合作……（包括）一個獨立的交流和代理網路……並且（提供）用我們的方式訓練的中國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