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3)

我的處境，井岡山領導表面上表示同情。我當時有一個後來想起來令我感到后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岡山總部里。我害怕，公社隨時都可能派人來，把我抓走，關在什麼秘密的地方。這是當時屢次出現過的事，並不新鮮。井岡山總部是比較安全的，那裡幾乎是一個武裝堡壘。可是我有點遲疑。我雖然還不知道他們準備同公社一樣派人到處去調查我的歷史。但是，在幾天前我在井岡山總部里聽到派人調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為井岡山總勤務員之一的老教授的歷史。他們認為，老知識分子，特別是留過洋的老知識分子的歷史複雜；不如自己先下手調查，然後採取措施，以免被動。既然他們能調查那位老教授的歷史，為什麼就不能調查我的歷史呢？我當時確曾感到寒心。現在我已經被公社「打倒」了。為了擺脫我這個包袱，他們會採取什麼措施呢？我的歷史，我最清楚。但是，那種兩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學和派性，確實是能殺人的。用那種形而上學的方式調查出來的東西能準確嗎？能公正嗎？與其將來陷入極端尷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拋了出去，還不如索性橫下一條心，任敵人宰割吧。我毅然離開那裡，回到自己家中。現在的家就成了我的囚籠。我在上面談到，那年夏秋兩季我時時感到有風暴在我頭上凝聚，隨時可以劈了下來。現在我彷彿成了躺在砍頭架下的死囚，時時刻刻等待利刃從架上砍向我的脖頸。原來我認為天地是又寬又大的。現在才覺得，天地是極小極小的，小得容不下我這一身單薄的軀體。從前讀一篇筆記文章。記載金聖嘆臨刑時說的話：「殺頭，至痛也。我於無意得之，不亦快哉！」我這個「反革命」帽子，也是於無意中得之，我卻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不亦快哉！」我只能說：奈何！奈何！不管怎樣，一夜之間，我身上發生了質變：由人民變成了「反革命分子」。沒有任何手續，公社一聲「打倒！」我就被打倒了。東語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須呆在家裡！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要隨時聽候傳訊！但是，在最初幾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沒有人來。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過了以後，有人告訴我：當時公社視我如眼中釘，必欲拔之而後快。但是，他們也感到，「罪證」尚嫌不足。於是便採用了先打倒，后取證的戰略，希望從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證據，證明打倒是正確的。結果他們「勝利」了。他們用誣陷羅織的手段，深文周納，移花接木，加深了我的罪名。到了抄家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來了，來了，兩個臂纏紅袖章的公社紅衛兵，雄赳赳，氣昂昂，闖進我家，把我押解到外文樓去受審。以前我走進外文樓是以主人的身份，今天則是階下囚了。可憐我在外文樓當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風風雨雨，嘔心瀝血，努力工作，今天竟落到這般地步。世事真如白雲蒼狗了！第一次審訊，還讓我坐下。我有點不識抬舉，態度非常「惡劣」。我憋了一肚子氣，又自恃沒有辮子和尾巴，同審訊者硬頂。我心裡還在想：俗話說，捉虎容易放虎難，我看你們將來怎樣放我？我說話有時候聲音很大，極為激烈。結果審訊不出什麼。如是一次，兩次，三次。最初審訊我的人—其中有幾個就是我的學生—有時候還微露窘相。可是他們的態度變得強硬了。可能是由於他們掌握的關於我的材料多起來了，他們心中有「底」了。—我禁不住要在這裡提出一個問題：當年審訊我的朋友們！你們當時對這些「底」是怎樣想的呀？你們是不是真相信，這一切全是真的呢？這話扯遠了，還是回來談他們的「底」。第一個底是一隻竹籃子，裡面裝著燒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們說這是我想焚信滅跡的鐵證。說我燒的全是一些極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機密的信件。事實是，我原來住四間房子，「文化大革命」起來后，我看形勢不對，趕忙退出兩大間，讓樓下住的我的一位老友上來住，樓下的房子被迫交給一個無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很好的西語系公社的一位女職員。房子減了一多半，積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燒掉一些，減輕空間的負擔。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燒，心中並沒有鬼。然而被一個革命小將勸阻，把沒有燒完的裝在一隻竹籃中。今天竟成了我的「罪證」。我對審訊我的人說明真相，結果對方說我態度極端惡劣。第二個「罪證」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時從住在另一間小房間里我嬸母枕頭下搜出來的。原來在「文化大革命」興起以後，社會治安極壞，傳說壞人闖入人家搶劫，進門先奔廚房搜尋菜刀，威脅主人。我嬸母年老膽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壞人搜到。現在審訊者卻說是在我的房裡我的枕頭下搜出來的，是準備殺紅衛兵的，我把真相說明，結果對方又說我態度更加極端惡劣。第三個「罪證」是一張石印的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這是我在德國哥廷根時一個可能是三青團員或藍衣社分子的姓張的「留學生」送給我的。我對蔣介石的態度，除了一段時間不明真相以外，從一九三二年南京請願一直到今天，從來沒有好過。我認為他是一個流氓。我也從來沒有幻想過他真會反攻大陸。歷史的規律是，一個壞統治者，一旦被人民趕走，決不可能再復辟成功的。可是我有一個壞毛病，別人給我的信件，甚至片紙隻字，我都保留起來，同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公安總隊的陳同志正相反，他是把所有的收到的信件都燒掉的。結果我果然由這一張照片而碰到點子上了。審訊者硬說，我保留這一張照片是想在國民黨反攻大陸成功后邀功請賞的。他們還沒有好意思給我戴上「國民黨潛伏特務」的帽子，但已間不容髮了。我向他們解釋。結果是對方認為我的態度更加極端惡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