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思或反思(1)

但是，我必須還要啰嗦上一陣子。我不能就到此住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十六七年以來，我一直在思考有關這一次所謂「革命」的一些問題。特別在我撰寫《牛棚雜憶》的過程中，我考慮得更為集中，更為認真。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餘思」或者「反思」吧。我思考了一些什麼問題呢？首先是：吸取了教訓沒有？世人都認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無「文化」，也無「革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貨真價實的「十年浩劫」。這是全中國人民的共識，決沒有再爭論的必要。在這一場空前絕後（我但願如此）的浩劫中，我們人民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所受的損失可謂大矣。這一筆賬實在沒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罷。我們不是常說，尋求知識，得到經驗或教訓，都要付出學費嗎？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可是，我們付出的學費已經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們求得的知識，得到的經驗或教訓在哪裡呢？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點，但是還不夠。我個人一向認為，「十年浩劫」是總結教訓的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是億金難買的「反面教員」。從這一個「教員」那裡，我們能夠獲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訓；把教訓一轉化，就能成為正面的經驗。無論是教訓還是經驗，對我們進一步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都是非常有用的。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干，空空錯過了這一個恐怕難以再來的絕好機會。有什麼人說：「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沒有完全過去。雖然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如果細緻地觀察一下，情況恰恰相反。你問一問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迫害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如要他們肯而且敢講實話的話，你就會知道，他們還有一肚子氣沒有發泄出來。今天的青年人情況可能不同。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了解，聽講「文化大革命」，如聽海外奇談。我覺得值得憂慮的正是這一點。他們昧於前車之鑒，誰能保證，他們將來不會幹出類似的事情來呢？至於中老年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無不余怒未息，牢騷滿腹。我不可能會見百分之百的這樣的知識分子，但我敢保證，至少絕大部分人是這樣子。至於為創建新中國立過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覺悟高，又能寬洪大度，可能同知識分子不同。我接觸的老幹部不多，不敢亂說。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義深遠的事兒，不妨說上一說。記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國政協恢復活動后，我在友誼賓館碰到一位參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藝界極負盛名的老幹部，「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同是全國政協社會科學組的成員，十多年不見，他見了我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證明了：『士可殺亦可辱』」。說罷，哈哈大笑。他是笑呢，還是哭？我卻一點也笑不起來。在這位老幹部心中，有多少鬱積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嗎？有這種想法的，決不止這個老幹部一人。我個人就有這樣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謂「士」，絕大部分人都會有這種想法。「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句話表明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種傳統。我們比起外國知識分子來，在這方面更為敏感。我不禁想起了中國知識分子這一類人，既不是階級，也不是階層，想起了他們的歷史和現狀。在封建社會裡，士列在士農工商之首。一向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樣的知識分子，我沒有見到過。軍閥混戰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我是見到過的。不說別的，專就當時的大學教授而言，薪俸優厚，社會地位高。他們無形中養成了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存在決定意識，這是必然的。他們一般都頗為神氣，所謂「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當教授的時候，情況大大改變。國民黨統治已到末日，通貨膨脹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教授實際的收入少得可憐。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還是披著的，社會地位還是有的。剛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樣，興奮異常，覺得自己真是站起來了，自己獲得了新生了。我們高興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們覺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們看什麼東西都紅艷似玫瑰，光輝如太陽。但是，好景不長。在第一個大型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個澡，真好像是洗下來了不少污濁的東西，覺得身輕體健，嘗到了思想改造的甜頭。可是後面跟著來的政治運動，一個緊接一個，好像是有點喘不過氣來。批判武訓，批《〈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批判胡適，再加上肅反等等，馬不停蹄，應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達到了一個空前的**。我雖然沒有被裹進去，沒有戴什麼帽子；但是時時處處，自己的精神都處在極度緊張的狀態中，日子過得並不愉快。從我的思想深處來看，我當時是贊成這些運動的，絲毫也沒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間，我天天忙於參加批判會—我順便說一句，當時還沒有發明「噴氣式」，批判會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麼「好看」—，忙於閱讀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裡卻逐漸升起了一片疑云：為什麼人們的所作所為同在那前後發表的幾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顯得極不合拍呢？即使是這樣，我對那一句最有名的話：是陽謀，不是陰謀，並沒有產生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