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慘的一年(10)

留聲機得用手上發條，這叫做「維特羅拉」或者「格拉摩風」，不叫電唱機。家庭主婦開始做那繁重的清潔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塵帽；通常只有一種機器可以幫點忙，這就是地毯清潔機。1932年12月，由亞拉巴馬州電力公司供電的大小住戶，總共只有185部真空吸塵器。大多數農莊的照明都靠煤油燈。在全國農家中，用得上電力的只有10%(在密西西比州只有1%)。90%的農家既沒有浴缸，也沒有淋浴設備。75%的農家室內沒有自來水。50%的農家到井裡或小河裡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給小孩洗澡。(有好幾百萬住在城市的家庭只有一塊洗衣板，全家都用它，通常是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門外。)蟲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個問題。滴滴涕那時還沒有，不分農村城市，惟一的防蟲設備是噴葯器(「亨利，快點拿『飛立脫』指噴葯槍。——譯者來呀!」)和粘蠅紙。做媽媽的給孩子弄點水果汁也得自己動手，買來「花旗」蜜橘，放進鋁製擠汁盤，花上半天工夫一個一個地把果汁擠出來。姑娘們懂得怎樣用髮夾夾住頭髮(男孩大約在同樣年齡也第一次穿上長褲子)之前，媽媽就對她說清楚，有社會地位的婦女跟沒有地位的有哪些差別。有地位的婦女有這些好處：男人給她開門讓她走在頭裡，公共汽車和電車上有人起身讓座；她一進電梯，男人就摘下帽子來；賣肉的聽她的話，要什麼肉就切什麼肉；食雜商店聽到電話，就送貨上門；如果她生小孩，照例卧床十天(全部費用，包括請醫生，共25元)。但是另一方面，她得順從丈夫的意旨，因為在舉行婚禮時她已發誓要「愛他，尊敬他，服從他」了。她在眾人前一舉一動都要規規矩矩。中產階級的婦女不能在街上抽煙，不能滿頭都是卷頭髮的夾子就出去見客；手提包里可以放個帶鏡子的小粉盒，裝些化妝品，可是只能在無人處或者女廁所里才好拿出來用；不能破口罵人，也不能講下流笑話。(有時候她也很想知道所謂婦女同**是什麼意思，可是去問誰呢?)廣告的撰稿者們想盡辦法來嚇唬她，弄得她怕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內衣臭，怕坐辦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煙味，怕結腸功能衰竭，怕**下垂，怕腳癬。裙子要長過小腿肚(如果裙子不過膝，那準是個婊子)。有身份的婦女不戴上扣鍾女帽就不能出門，就像丈夫沒有戴上前檐下彎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樣。她可以用「伊帕納」牌牙膏(據說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韋斯特醫生」牌牙刷，甚至用「坦吉」牌口紅，但是指甲油和染髮水卻不行。理髮師那時還不懂得怎樣染髮，這樣的事情體面的婦女們連談都不敢談。紐約大學化學專業有個聰明的青年學生，挨家挨戶兜售自製的「克萊羅爾」牌染髮劑，可是為了混飯吃，竟不能提「染髮」，只能說給頭髮「上上色」。中產人家做母親的往往還要看護病人。那時病人一病就是好些天，痛苦得很。即使看一下牙科，也得吃一小時的苦。牙醫一般使用的麻醉藥是普魯卡因(奴佛卡因是後來才有的)，病人坐上手術椅才臨時配藥，打針打下去又有種種不良的副作用。成千上萬的病人醫牙還是用鑽錐吱吱地來鑽的。因為高速鑽頭還沒有發明，所以看一次牙醫不能解決多少問題。許多醫院的麻醉師使用的是氯仿，其後不久改用乙醚，也不見得比氯仿好多少。當時沒有磺胺葯，也沒有抗生素。患腦膜炎的95%要死亡，肺炎也經常致命。甚至連病毒感染(當時稱為「格利普病」即流行性感冒。——譯者)也算重病號。雖然住院花錢不多，但是沒有疾病保險——美國醫師協會直到1933年才同意成立藍十字會非營利性的保健組織。——譯者，所以多數病人只能待在家裡，也就是說，讓做母親的守著。她很少有藥物幫助治療。憑處方出售的葯只限少數幾種巴比妥酸鹽，主要是苯巴比妥。40年後的今天，人們吃藥太多了，可是當時藥品卻銷不出去。1932年至1934年間共有3512家藥房倒閉，欠下了5900多萬元的債務。做母親的比現在辛苦，可是母親所能起的作用也比現在大。當時父母對兒女的影響的確是很大的。還沒有teenagesubculture(青少年亞文化群)這回事；《韋氏大詞典》給teenage這個詞的定義是「用來做柵欄和樹籬的灌木」。青年人叫做「小夥子」，小夥子都是忠於家庭的。現在那種令人發愁的到處出現的青少年集團，那時還沒出現，所以孩子們很少感覺到朋友和父母之間有什麼衝突。沒有哪個孩子想到要跟別的孩子談論自己父母之間的矛盾。如果一個中產人家要在星期天下午開車到鄉下兜兜風(這是常有的事)，孩子們就不參加棒球比賽，不「跳方格」一種遊戲。——譯者，跟父母出遊去了。大蕭條時期，家庭里的娛樂活動反而增加了。據匹茲堡市調查一百多個白領階層和專業人員的家庭的結果，大多數家裡都有了更多的娛樂活動：打乒乓球、拼板子、下跳棋、客廳遊戲、打橋牌，尤其突出的是聽廣播。收音機往往是起居室里最顯眼的一種設備。無論是「阿特沃特?肯特」牌也好，「飛歌」牌也好，「銀星」牌也好，「豪華」牌也好，都可能是目前已經不時興的那種「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機。安排廣播節目的人，考慮到家庭的生活情況，所以在白天播送讓母親們聽的分段連播節目，晚上播送新聞、滑稽劇和歌舞雜耍，其間穿插一小時的兒童節目。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節，中產階級的少年幾乎個個頭戴毛線帽，身穿羊皮襯裡的黃褐布上衣和燈心絨燈籠褲，腳穿系帶子的高筒靴，靴邊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褲和「克茲」牌籃球鞋)。如果他走運的話，還有一部「護林」牌28英寸自行車，配上腳剎和防漏的墊式輪胎。車子閑著時，就用一元五角的掛鎖鎖住。在那樣的年頭，他不會不明白錢是多麼有用，能買到多少東西。五分錢可以買到一塊三色冰磚，一個「霍爾頓」牌的紙杯冰淇淋，一根棍兒糖，或者一長條麵包；也可以在市內打一次電話，要一杯咖啡，買一份《星期六晚郵報》、《柯里爾》雜誌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錢可以買到一些糖果，一支鉛筆，一張明信片，一疊紙，一顆玻璃彈子，甚至可以讓你的好朋友說出心裡話。如果爸爸給零用錢(譬如說，逢星期天給五分)，或者幫人家鏟雪、剪草(剪一片地工資兩角五分)掙得幾個錢的話，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藥房這種街頭小藥房，兼營冷飲、小吃、香煙、書報之類。——譯者。在那裡，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面、金屬腿子的桌子旁邊，喝一瓶可口可樂。不過俄亥俄州揚斯敦市的孩子們最喜歡從一個糖果商那裡買冰棍吃，這人開著白色卡車，搖著鈴，慢慢通過郊區，自稱「快活人」。男孩子要是攢下五角錢，可以買到最近一期的《湯姆?斯威夫特》連環畫。正如戴維?里斯曼所指出的，兒童文學作品里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這些英雄有奮鬥的目標，讀者認為自己也同他們一樣，因此極力模仿他們……英雄們獲得勝利，常常是由於有善於控制自己的美德，譬如說，臨危不懼。」意味深長的是，中產家庭最愛讀的書是查爾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從紐約飛渡大西洋，到達巴黎，成為當時的英雄人物，30年代時傾向納粹。——譯者的《我輩》。孩子們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羅?埃爾默?莫爾當時說的，有「內心的制衡」)，總想有所作為，雖然大蕭條時期情況不好，不可能有太遠大的志向。1931年，《文摘》雜誌調查了孩子們喜歡的職業：八歲的男孩希望長大以後到西部做牧牛騎士，當飛行員或者做軍官；女孩希望當電影明星。到了18歲，男孩便希望當律師，電氣工程師或者建築師了；女孩想學速記，當秘書。到了青春時期，孩子們逐漸清醒起來了，可是這並不是有趣的事。多蘿西?迪克斯這樣解釋青年的處境：「童年時代那麼短，童年以後那一段生命又那麼長。做母親的最多只能讓孩子們舒舒服服過幾年，以後就得面對現實了。如果她不把孩子們培養成為堅強的人，卻把他們弄得軟弱無能，無法對付各種困難，那就要鑄成大錯。由於父母的錯誤，孩子們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價。」孩子首先要學的是講究儀容舉止，因為這在將來找工作時大有用處。爸爸告訴他，「坐要坐得筆直」，「這裡有一角五分錢，拿去理個髮吧。」他心裡想買的大概是「輕靈」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機，可是最先到手的卻是一套價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嗶嘰服裝，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條燈籠褲、外加一雙兩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開學日，就穿上這身服裝。做母親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個上士班長在舉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閱兵禮之前逐個檢查班裡的士兵一樣(不知怎麼，孩子總是忘了帶白手絹)。母親想讓孩子給新老師一個好印象，可是孩子卻不懂得這個。上學時，孩子帶個「傑作」牌紙本子(封面印著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畫)，在上面吃力地抄寫作業，所用的是筆畫粗、線條圓的帕爾默式字體。課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學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學校里至少有一間課室的牆上有龐貝古城義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被毀。——譯者遺迹蝕刻畫或者古羅馬愷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說的，這些東西「表明學校的裝飾對於兒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課本中有些課文，今天讀起來倒挺有意思。少年時代的林登?約翰遜在地理課本里讀過這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