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在歷史上的例證(1)

我這次討論一國兩制限於一個國家企圖在現代化的時候，其行政事項不能全由一套數學公式處理所產生的情形。在我看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有別於尚未現代化的國家，在其政務可以用數目字管理。因是它之體制，具有流線型。以後的行動，也比較可能預測，即使在過程中有一國兩制的辦法，其需要兩種立法或是兩種司法體制，也是緣於歷史地理上的要求。這與一個國家故意將其權力在兩個地區不平等地分配者不同，有如母國與殖民地的關係，或者王畿與諸侯采邑之區別，那不是我所說的一國兩制，也不屬於刻下討論的範圍。下面提及四個例子，彼此在時間上及空間上的距離都很大。自此看來一國兩制早已在各處前後發生，並不算是在今日伊始。我提出這幾個例子，也無特殊創意，它們早已經歷史學家提出，也經過專家之推敲。只是把這些例子，歸納於現在的一國兩制標題之下，倒確是草創。我希望有了今天的初步檢討，再加之也繼續研究，大家可以在實質上體會到一國兩制，確是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物，而不僅只是一種帶宣傳性的標語，或者只是一團政治塵沙所產生之霧影。當然這些例子可以在大範圍之內給我們若干啟示，可是我不提倡從中抽出細節和現下中國比擬。原因很簡單，今昔不同，環境上與背景上有很大的差異。刻下我們的檢討，無從避免粗枝大葉。除非我們有更精刻的研究提供極確切的資料，否則，將兩種偶然相似之處混為一談，跡近武斷，甚可能產生誤解。我的第一個例子為蒙古人在中國所創立的元朝。《元史?食貨志》提到，元朝立國之後稅收南北不同，華北用租庸調製，華南用兩稅制。我們在檢討此間區別之前，先在背景上應有若干認識。上面提及，一國兩制因企圖現代化而產生。元朝立國於13世紀至14世紀，此時中國是否已曾現代化可能引起爭執。哈佛教東亞史的專家賴世和與費正清，在他們的標準教科書內提及中國"前期的現代"已在晚唐來臨，亦即在8世紀至9世紀間。他們所持的理由乃是此時中國社會穩定，所有的組織制度也已整體化，又能彼此平衡。這和"古典時代"的中國前後不同。這樣說來元朝確已進入現代了。他們的立論不是沒有獨到的眼光，只是用詞缺乏堅定性。所謂"穩定"、"整體化"和"平衡"都是抽象字眼，不可捉摸。用之在歷史里樹立里程碑，不能令人完全置信。我個人認為中國傳統時代極長。中國早已進展到現代化之門前，甚至比很多國家早好幾個世紀，可是雖叩關仍不得其門而入。究其原因乃是中國早已發現用數學公式處理國事之大前提，她卻始終不能引用真實的數目字，元朝的情形亦復如此。租庸調製承襲於北魏暨李唐王朝，其先決條件為土地國有，全民通過"均田"的一段層次，每家每戶都按人口及耕作力據有配有耕地。於是，稅收採取"包束式"，租為穀物，庸是不付工資的勞力，照例每人每年20天，調為紡織品，普通用麻布繳納。其稅率全國一致，各家戶按丁數乘基本數付稅，或以一夫一婦為一"床"而按床繳納。事實上均田很難按實做到，各家各戶的田地也有高低，只是因其稅率極微，一般農民不難照辦。換言之，租庸調取其明白簡單，不仔細計較內部之公平。在一種原始型的農村經濟之間，佃農不成為重要因素的話，可以通行無阻(關於租庸調的解釋，歷來考證的結果意見分歧，這裡只概示與其他稅制最大不同特點。兩稅為夏稅與秋糧，各在收成期間徵收，以田地的畝數為根據，也因肥瘠而高下，亦即稅收與各家戶之收入成比例。一般情形，較依租庸調之包束式的收取為多。元朝之南北兩制有其歷史上及地理上之原因。當蒙古人進佔華北時，這整個地區已經契丹、女真等半游牧民族割據一百多年，這些民族已將當地胡漢混同的人口編為各種公社。雖說我們無從確定當日土地佔有之詳情，只是契丹、女真之民政兼具半軍事性格，可見得其政權能直接控制絕大多數之小自耕農(契丹與女真對華北戶口的管制之概況，見《遼史?兵衛志》所敘"蕃漢轉丁"及"五京鄉丁"及《金史?食貨志》內所敘之"猛安謀克戶"。，於是徵兵籌餉都以極短線條的途徑直接輸納于軍中。蒙古人以馬上得天下，沒有不歡迎這動員容易之制度的理由。可是華南地形複雜，耕作物品類繁多，上述包束的稅制礙難通行。況且南宋已在此間定有完整之稅制，如果將其稅收底賬放棄，一切重來，未免花費。所以元世祖忽必烈於公元1282年詔令全部地區一切如舊，自此一國兩製成為事實，終元季之世，只有局部修訂而從未全部放棄。再則在忽必烈之前，蒙古人已採用他們在草原地帶的辦法，將征服的部落發配貴族王子為奴，他們在中國也有如是之封祿稱為"投下"。直到忽必烈採用南宋體式之政府實行中央集權，才詔令廢止此等小單位，但是《元史?食貨志》仍載有150個皇子公主及功臣等的采邑。他們封到的戶口，少只有三戶五戶，多至10萬戶。根據法令，食邑者只能派經理人員至地方政府，接受納稅所得，不能據地產為莊園，或執人口為農奴。可是如此重複的編派，在體制上至為紊亂。忽必烈本人執政也多矛盾。他在并吞南宋時希望結納南方人心，於是詔令凡宋廷額外征派一律罷免。在紙面上元朝稅率極低，可是事實上非正規之差派仍是紛至沓來，有如征日本時造船之徵發，在忽必烈統御期間他經常需要擴充財政與稅收，因此曾犧牲手下三個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