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與國民文學（3）

三國民性批判金庸小說貫穿著一條國民性批判的思想線索，因而超越了一般的迎合讀者趣味的通俗小說，自覺擔負了重建國民精神的任務，客觀上與新文學遙相呼應。在金庸的作品中，與大力弘揚中華文化相輔相成的是，他不斷解剖和反省中國文化的各種弊端，特別是對以知識分子氣為代表的國民性進行深刻的批判。這些批判有時是與對漢族文化的批判結合在一起的。例如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中，主要的群體形象是陳家洛所領導的紅花會。紅花會志在推翻滿清統治，人才濟濟，組織嚴密，但最終卻一事無成，退走回疆，這與他們的文化觀念有著極大的關係。紅花會得知乾隆皇帝出生於漢人之家的秘密，便天真地幻想依靠這位當今天子，驅除韃虜，重整河山。他們千方百計向乾隆證明其身世，又將乾隆囚禁於杭州六和塔，由總舵主陳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勸說。陳家洛勸說的理論基礎一是華夷之辨，二是忠孝觀念，三是功業思想。他說：「你是漢人，漢人的錦繡河山淪入胡虜之手，你卻去做了胡虜的頭腦，率領他們來欺壓咱們黃帝子孫。這豈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嗎？」又說：「你一樣做皇帝，與其認賊作父，為後世唾罵，何不奮發鷹揚，建立萬代不易之基？」說到底，紅花會要改變的只是一個「名分」，就像阿Q竭力要證明自己姓趙，證明別人打他是「兒子打老子」。重虛名而輕實務，這是中國文化發展到後期的一個重大弊端。陳家洛幾次有機會殺死武功高於自己的朝廷鷹犬張召重，但由於「不是大丈夫行徑」的念頭作怪而都放棄了，這實際上是守小義而舍大義。在陳家洛身上，顧慮重重、矯情狹隘的中國知識分子特點表現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們想愛不敢愛，該恨不能恨。表面上瀟洒大度，內心裡斤斤計較。陳家洛本與木卓倫的長女、智勇雙全的霍青桐兩心相許，但因曾見霍青桐與一少年神態親密，便不敢打開心扉，反而有意疏遠。後來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靜，使霍青桐傷心成疾。陳家洛與香香公主喀絲麗相愛后，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愛的到底是誰？」想到霍青桐謀略出眾，文武雙全時，他終於發現：「唉，難道我心底深處，是不喜歡她太能幹么？」心驚之下，他自譴道：「陳家洛，陳家洛，你胸襟竟是這般小么？」可是最後，他連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晚期，已經是百孔千瘡。君昏臣佞，上欺下瞞，人心險惡，自大虛偽。陳家洛總體上不失為一位有才幹、有血性的英雄，但他的思維方式中深深積澱了許多封建文化觀念的糟粕。在這個問題上，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中有許多情節可與《書劍恩仇錄》參照。康熙皇帝對韋小寶說道：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蕃已平，台灣已取，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這段話未必完全正確，但確實值得那些大漢族主義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記》中也有一個策動政變的情節，幾個身為學界泰斗的大知識分子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查繼佐等，竟然一本正經地苦勸出身妓院、「不學有術」、專靠溜須拍馬飛黃騰達的韋小寶去當皇帝。查繼佐說：決不是開玩笑。我幾人計議了幾個月，都覺大明氣數已盡，天下百姓已不歸心於前朝。實在是前明的歷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佔了我們漢家江山，要天下漢人剃頭結辮，改服夷狄衣冠，這口氣總是咽不下去。韋香主手綰兵符，又得當今皇帝信任，只要高舉義旗，自立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風景從。明知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卻還要推戴一個最會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設韋小寶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麼程度，真是不可想象。至於韋小寶這個阿Q式的形象本身，更是集中國國民性弊端之大成，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系統的研究，本文不再展開。金庸小說對中國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面的，僅從上述就足見其深度。金庸小說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是與「五四」新文學精神相通的。實際上是「五四」精神在通俗小說領域的延伸。在思想上，或許還達不到魯迅那樣的深度；但由於小說篇幅之浩大、描寫之細膩以及讀者之眾多，其影響的廣度是不亞於新文學的。四**政治批判金庸小說中政治描寫和政治思考的比重很大。他批判了**社會的種種弊端，揭示了集權導致的個人崇拜。在《鹿鼎記》的第一回，金庸就別具匠心地表達了他的政治觀：那文士提筆醮上了墨，在紙上寫了個「鹿」字，說道：「鹿這種野獸，雖是龐然大物，性子卻極為平和，只吃青草和樹葉，從來不傷害別的野獸。兇猛的野獸要傷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給人家吃了。」又寫了「逐鹿」兩字，說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來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溫順善良，只有給人欺壓殘害的份兒。《漢書》上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說，秦朝失了天下，群雄並起，大家爭奪，最後漢高祖打敗了楚霸王，就得了這隻又肥又大的鹿。」那小孩點頭道：「我明白了。小說書上說『逐鹿中原』，就是大家爭著要做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喜歡，點了點頭，在紙上畫了一隻鼎的圖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頭鍋子，用這樣三隻腳的鼎，下面燒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來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殘忍，心裡不喜歡誰，就說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記》中記載藺相如對秦王說：『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也，臣請就鼎鍋。』就是說：『我該死，將我在鼎里燒死了罷!』」那小孩道：「小說書上又常說『問鼎中原』，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那文士道：「不錯。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鑄了九大鼎。當時的所謂『金』其實是銅。每一口鼎上鑄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圖形，後世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傳》上說：『楚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楚子只是楚國的諸侯，他問鼎的輕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軌，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那小孩道：「所以『問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誰手』，就是不知那一個做成了皇帝。」金庸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來看待帝王的「功業」的。**在《賀新郎·讀史》中說：「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金庸在《射鵰英雄傳》中借一首曲子道：「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金庸小說戳穿了中國政治文化的神聖，揭破了從朝廷政治到民間政治的種種黑幕。《碧血劍》第十九回寫道：李岩心頭大震，當即站起。他知自來帝皇最忌之事，莫過於有人覬覦他的寶座。歷朝開國英主所以屠戮功臣，如漢高祖、明太祖等把手下大將殺得七零八落，便是怕他們謀朝篡位，李自成要是信了這句話，那可糟了，不由得顫聲道：「這……這……這……」金庸不是專門針對某些「暴君」、「昏君」，而是重在揭示體制所導致的惡果。有時金庸對某些帝王還加以讚賞的筆調。如《鹿鼎記》第三十四回寫道：康熙笑了幾聲，隨即正色道：「我讀前朝史書，凡是愛惜百姓的，必定享國長久，否則盡說些吉祥話兒，又有何用？自古以來，人人都叫皇帝作萬歲，其實別說萬歲，享壽一百歲的皇帝也沒有啊。什麼『萬壽無疆』，都是騙人的鬼話。父皇諄諄叮囑，要我遵行『永不加賦』的訓諭，我細細想來，只要遵守這四個字，我們的江山就是鐵打的。什麼洋人的大炮，吳三桂的兵馬，全都不用擔心。」金庸借康熙之口，反諷了封建君主制的弊端。其實就在康熙這樣的「聖明」君主統治下，也是貪官橫行，冤獄不斷，韋小寶這樣的人飛黃騰達，真正的人才飽受壓制。金庸不但從文化上，而且從政治上，寫出了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崩潰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它和《紅樓夢》有同樣的深度。50-7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中的個人崇拜色彩逐漸濃厚。與此同時，金庸有意對個人崇拜問題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的東方不敗、任我行是論者常舉的例子，《天龍八部》中的星宿老怪也是一個例子，《鹿鼎記》中神龍教的洪教主也是一個例子。個人專斷的體制下產生的溜須拍馬，歌功頌德，這樣的集團他寫了不少。綜上所述，金庸小說以「文化中國」為旗幟，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全方位的弘揚與批判，使中國現代讀者重新建立了複雜的民族國家信念。這種文化中國的觀念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和1949年以來的新中國文學傳統都既有衝突、又有呼應，因此，關於金庸小說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爭論必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延續下去，而中國的國民文學發展也勢必要受到金庸文學的巨大影響。其實，這種影響已經發生了。（本文系2003年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並投交《現代中國》刊物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