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學的貴族氣（3）

王朔的作品乍一看也是平民化的，而且是比其他京味作品層次更低的，以致很多讀者和學者都把王朔的作品稱為「痞子文學」。王朔的創作的確存在著「痞子」氣息，但王朔筆下的痞子式人物並不是猥瑣愚昧的簡單流氓，而是具有強烈的精神優越感和自信心的，具有精神追求的「痞子」。這類自有一套人生哲學的北京痞子其實在老舍的筆下已經出現過，只是老舍對這些人物給予了明確的道德批判。從《老張的哲學》里的老張，到《茶館》里的唐鐵嘴、劉麻子。對於他們所做的不合乎一般道德規範的「無恥」之事，他們自己卻有一套高明的解釋。老張在自己開的學校里同時開了商店，他不準學生到別的商店去買東西，卻說是為了「增加學生愛校之心」。算命為生的唐鐵嘴用英國的煙捲吸食日本的白面兒，卻得意得說：「大英帝國的煙，日本的白面兒，兩大帝國伺候著我一個人兒，這點兒福氣還小嗎？」他們做著「小人」的事，卻要把自己表現得像個貴族，這也是北京文化的特色之一。而到了王朔的作品里，對這些人物的態度就不是批判和諷刺，而是欣賞甚至讚美了。但是不論王朔筆下的痞子如何「墮落」，讀者始終會感覺到他們不是為了物質追求而痞，會感覺到他們痞得有味道，有境界。有一篇評論北京文化的文章說：北京從來就是一個敢於獨立思考同時也敢於發表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會成為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就連所謂「北京人什麼話都敢說」，也有這種精神在內。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貧嘴讓那些沒見識、笨嘴笨舌的南方人羨慕不已。同樣，正是這種精神，使北京雖有粗俗粗鄙卻不致沉淪。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它往往表現為北京特有的一種痞氣，一種高貴之氣，一種幽默之氣！北京的痞氣也是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誰更痞，相信沒有人能比得過，實際上也沒人敢比。但，北京卻不會因此而變成一個「痞子城市」。因為貴族精神是北京人的靈魂。貴族之氣是北京城的靈魂！——朱京生《北京的貴氣和霸氣》王朔的《頑主》，寫了幾個不務正業、遊離於社會邊緣的青年，可是他們卻不但拒絕上大學，而且公然看不起大學里的教授，甚至用惡作劇來戲弄教授。《空中小姐》的男主人公，誘騙女大學生，卻自認為心地高尚純潔。在他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看上去很美》中，透露出像王朔這樣的在北京長大的孩子從小養成的喜歡盛氣凌人的的處世態度。這種過度的自信已經失去了老舍時代的「和氣」與「含蓄」，而更強調「爽快」與「俏皮」。其實這是一種「沒落貴族」的精神氣質。王朔自己的生活範圍和他所描寫的主要人物的生活範圍，並不是以衚衕文化為代表的老北京，而是1949年以後興起的以「大院文化「為代表的新北京。王朔自述說：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四九年以後，新生的中央政權挾眾而來，北京變成像紐約那樣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這移民的數字有多大，反正海淀、朝陽、石景山、丰台這四個區基本上都是移民組成的……我小時候住在復興門外，那一大片地方乾脆就叫「新北京」。印象里全國各省的人都全了，甚至還有朝鮮人、越南人，惟獨沒有一家「老北京」……我不認為我和老舍那時代的北京人有什麼淵源關係，那種帶有滿族色彩的古都習俗、文化傳統到我這兒齊根兒斬了。我的心態、做派、思維方式包括語言習慣毋寧說更受一種新文化的影響。暫且權稱這文化叫「革命文化」罷。我以為新中國成立后產生了自己的文化，這在北京尤為明顯，有跡可尋。毛臨死時講過這樣傷感的話(大意)：我誰也沒有改變，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我想這改變應指人的改變。我認為自己就是這些被改變或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筆下寫的也是這一路人。——《無知者無畏》王朔的話有些絕對，大院文化與老北京文化並非沒有什麼淵源關係。這些大院居住的是中國**革命勝利以後遷入北京的政府和軍隊各機關的「革命貴族」，在這些大院長大的孩子與衚衕里的北京孩子既有相互影響，又有相互矛盾和歧視。大院里的革命貴族子弟視野開闊，知識面廣，在求學就業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王朔1958年出生，1976年畢業於北京第四十四中，後進入中國人民海軍北海艦隊任衛生員，1980年退伍回京，進入北京醫藥公司藥品批發商店任業務員，1983年辭職靠寫作維生。）但是「改革開放」時代到來之後，他們之中那些中下層官員的子弟感受到了失落。他們不得不更多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市井間謀生，但另一方面又保持著貴族的思維和情感方式，而這也正好是整個北京在1979年之後的文化處境。在**時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北京頌歌》，內容是歌頌北京作為中國首都的政治地位，「祖國的心臟，團結的象徵，人民的驕傲，勝利的保證」。在鄧小平時代則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故鄉是北京》，內容是歌頌北京的風光，「天壇的明月，北海的風，盧溝橋的獅子，潭柘寺的松」。由政治轉到文化，但仍然強烈地流露出北京的貴族氣。網上有一篇文章這樣談到北京的大院文化：大院有大院的文化，王朔小說寫的就是大院文化。讀者一般認為那就是北京文化，我想這是不太準確的。真正的北京文化，應該是侯寶林侯躍華他們的文化，也是學舌洋人如大山們的文化，不怎麼痞，帶著點敝帚自珍知足常樂的味道。而王朔的文化，理想主義或反理想主義的，精英的或反精英的，則是北京的移民文化，有很強的優越感，打死不肯跟老北京人為伍。甚至，典型的王朔式的痞子語言，也不是老北京話，一開始的使用範圍僅限於大院內部，只是當大院意識漸漸輻射到全國的時候，才被全國當然主要是「北中國」所接受。——李方《北京人》如果說老舍作品的貴族氣有一種高雅大方的「王氣」的話，那麼王朔作品的貴族氣則有一種咄咄逼人的「霸氣」。老舍作品中的老派北京市民處處與人方便，給人面子，比如《離婚》中的張大哥，他「一生所要完成的神聖使命：作媒人和反對離婚」。而王朔作品中的新一代市井青年則處處調侃別人，捉弄別人，以揭破別人的面子為樂。王朔論北京文化時說：「北京文化有股張狂氣，見誰滅誰，專撿那大個的滅。」（中國青少年新世紀讀書網）在1999年的王朔金庸之爭中，王朔毫不客氣地把擁有最多讀者的金庸作品稱為「四大俗」之一，並且尤其嘲笑金庸是南方人，所以語言不好。在這場主要由普通讀者參與的論爭中，王朔由於自己過於無禮的姿態而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但其實王朔對於金庸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惡意，他只不過是「見誰滅誰，專撿那大個的滅」。他以差不多同樣刻薄的語言攻擊了許多中國的文化名人，從魯迅到老舍到徐志摩，從張藝謀到趙忠祥，甚至到近年才產生較大影響的余傑、摩羅、孔慶東等。其中只有對魯迅的語言還算收斂一些。王朔對自己不愛看或者看不懂的東西直言不諱地進行攻擊和嘲弄。他說自己「不愛看農村題材，不愛看知識分子內心獨白，不愛看怎麼做生意怎麼搞活一個企業。總而言之，不愛看一個正派人如何過著惟恐他人不知的正派生活」。這種口氣頗有些橫行無忌的味道，而支持王朔這種「橫行無忌」的姿態的就是北京的貴族氣。在老舍的《駱駝祥子》中有一個痞子式的人物叫劉四，他是市井社會的霸王式的人物，「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笑，能把人弄的迷迷糊糊的，彷彿一腳登在天堂，一腳登在地獄，只好聽他擺布。」（第四章）他跟女兒虎妞吵翻了之後，「打算上天津，或上海，玩玩去。他說：混了一輩子而沒出過京門，到底算不了英雄」。而大多數北京人即使從來沒出過北京，也可以毫不顧忌地蔑視走遍天下的人。老舍《離婚》中的張大哥最遠只出過北京的永定門，但是他固執地認為「世界的中心是北平」，「除了北平人都是鄉下佬。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老舍在他著名的散文《想北平》里也比較過北京與一些世界名城。他說倫敦、巴黎、羅馬等城市跟北京比都有缺點：論說巴黎的布置已比倫敦羅馬勻調得多了，可是比上北平還差點事兒。北平在人為之中顯出自然，幾乎是什麼地方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衚衕里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與住宅區不遠。這種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經驗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周都有空閑的地方，使他們成為美景。每一個城樓，每一個牌樓，都可以從老遠就看見。況且在街上還可以看見北山與西山呢！只是老舍雖然愛北京，但不像張大哥一樣把別處都看做鄉下。不過「張大哥對鄉下人特表同情」，因為「生在鄉下多少是個不幸」。（第一章）而王朔時代已經知道北京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些「鄉下人」也不再對北京那麼畢恭畢敬，所以王朔和他的人物才態度蠻橫起來，這就是兩個時代北京貴族氣的不同。當然，這個差異是相對的，王氣跟霸氣，和氣跟傲氣，在北京文學里一直混合存在著。產生北京文學貴族氣的根本原因當然是北京文化所固有的貴族氣。六七百年的大一統國家的首都，幾千年的文化歷史，遍布九城的名勝古迹，深厚的文化積累，精英人才的聚集，孕育出了北京人即使吃著窩頭鹹菜也要談政治談藝術談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稟性。1949年以後的北京不但繼承了以前的貴族氣，而且由於新北京集政治、軍事、經濟、金融、科技、文化、教育、新聞、出版、體育中心於一身，這種貴族氣就更得到了加強。老舍1951年在《我熱愛新北京》的結尾寫道：「我愛北京，我更愛今天的新北京——她是多麼清潔、明亮、美麗！我怎麼不感謝**呢？是他，給北京帶來了光明和說不盡的好處哇！」他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的開頭寫道：「我生在北京，熱愛北京。現在，我更愛北京了，因為偉大的**住在這裡。」（《北京》）老舍對**和**的熱愛是真誠的，是代表了當時廣大的市民的真實心理的。但是因為**住在北京就更加熱愛北京，這已經很明顯地流露出貴族氣了。老舍如此，新一代的北京人當然更會如此。當代詩人伊沙在《我看北京文化》中說：的確，一種至高無上的文化優越感已經構成北京文化的特色。這與屬於地方保護主義的天然排外情緒不同，排外情緒哪都有，反而是越窮越不開化的地區排外情緒越嚴重，這與來自文化上的優越感無關。而此種北京特色完全是建築在某種中國特色的基礎上的，北京是首都，我國的首都又屬於「中心」特色過於明顯的那種類型——也許是全世界最明顯的吧。文學既是生活的反映和表現，也是生活的集中和提高。在北京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都普遍感受到了它的貴族氣，而文學本來就是文化生活的精華，因此在北京文學中長期體現出鮮明的貴族氣，也就不足為怪了。北京文學既有鮮明的平民氣，又有鮮明的貴族氣，二者彼此融合，相映生輝，而這正是北京文化兼容並包的特徵。易中天教授在《讀北京》一文中指出：北京的容量不僅在於建築空間，更在於文化空間。北京從來就是漢胡雜糅、五方雜處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漢滿蒙回藏、儒道釋景（基督教）回（伊斯蘭教），各路人馬都在這裡出入、彙集、發展，各種文化都在這裡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對此，都居高臨下地一視同仁，決無文化偏見，也沒有種族偏見，甚至沒有其他地方通常都會有的那種執拗頑固「不可入」的「區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絲雨北國的風，西域的新月東海的波，都在這裡交匯、集結、消融，共同構成北京博大雄渾的非凡氣象。北京當然是等級森嚴的，但因為空間大、距離遠，彼此之間，也就不會覺得有什麼「擠兌」。王侯勛貴、鼎輔重臣、學子文士、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潤。直到現在北京也仍是這樣：一個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勁」，那麼，他到了北京，也就不會感到彆扭，感到「格格不入」。如果他很隨和，還會說幾句普通話（不必太標準），那麼，用不了幾天，他幾乎就會覺得自己也是北京人了。北京，幾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人的。這種兼容並包的特性其實才是最根本的貴族氣，也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基本特性。這種「博大雄渾的非凡氣象」是北京長期成為中國首都的文化原因，也是北京文化和北京文學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這無論是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北京文學，還是從北京文學的角度研究地域文化，都應當充分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