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父親蹲牛棚（2）

以後我就過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細糧，而且花樣很多。我家當時只我一個孩子，生活是那一帶比較好的，但因為開支無計劃，父親總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禮拜天才吃肉，米面也不能天天吃。這個學習班裡，吃飯時8個人一桌，早上是饅頭、燒餅、玉米粥，四盤素菜，兩小碟鹹菜。中午和晚上是饅頭、發糕、油餅、花捲、米飯、麵條輪換，六到八盤熱菜，葷素各半。有時也吃窩頭或餃子、包子，吃窩頭時就配大米粥，吃餃子、包子時就不給菜，但醬油醋和大蒜隨便吃。父親提醒我不要多夾肉，要把肉留給別人。可是別人經常把肉夾給我。我在這兒倒是學會了集體生活的一些規矩。父親在部隊生活多年，對這種大鍋飯十分習慣。他給大家講了很多部隊上吃飯的趣談。比如怎樣能夠多吃到飯？你如果盛一大碗飯，以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時，飯桶里已經沒有了。聰明的人應該先盛半碗，比別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過父親對這裡的伙食似乎不太滿意，因為沒有酒。後來他和幾個酒鬼叔叔還是不知從哪兒弄到酒，喝了好幾次。吃飯之外就是學習。每天上午集中學習，經常是個什麼領導作報告或是請個貧下中農憶苦思甜，大家記錄。我父親是私塾出身，字寫得很好。他常常說：「『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這些個中學生，那個字兒寫得個屁呀！哪有我寫得好哇！」我總想說他污衊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兒就寫得狗屁一般，只好任他污衊。他們總讓我溜出去玩兒，但我不願意跟那幾個孩子一塊玩兒，半懂不懂地跟大人們一起聽著。那種嚴肅的、有點枯燥、有點涼意的氣氛，我感覺挺好，覺得世界很乾凈，自己和大家都很乾凈。下午是分組討論，主要是讀報紙和發言。讀報時，他們經常讓我讀標題和第一段，然後誇我道：「還沒上學呢，真他媽靈！我那兒子，狗屁！」我想起這些情景，看看我現在的兒子，一天認不了兩個半字兒，他那糊塗媽媽還誇他靈，我說：「狗屁！把他爹氣死！」他媽就說：「對，把他狗屁爹氣死！」讀完報就挨個發言。有的空口說，有的對著小本子說，有的寫了密密麻麻幾大張紙照著念。有的在發言前先背誦幾句**語錄，發言后喊幾句口號。其實那會兒沒人要求這樣做，並不像姜昆、李文華的相聲《如此照相》里那麼誇張恐怖。但這是一種時髦，不是每個人都能根據發言內容找到恰如其分的語錄和口號的。我對有個性的東西記得最牢。有一個叔叔檢討他為什麼打老婆時，先背誦「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婦女能頂半邊天。」最後喊的口號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都跟女人有關係，但我在一旁想，你老婆又不是劉胡蘭，怎麼能「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你老婆要是劉胡蘭，你還敢打？還有，我父親在家裡也打老婆打孩子，怎麼不檢討？他檢討的是在單位胡亂罵人的問題。我覺得我父親應該背誦《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第五項注意：「第五不許打人和罵人，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但我父親什麼也不背，他發言很長又很自然，很有首長風度，不時夾著一些山東粗話，這是在部隊鍛鍊出來的本事。我想，父親這樣的人，部隊如果送他們去上大學，一定會成為大能人的。結果他懷才不遇，在喝酒罵人中度過了大半輩子。父親檢討的是罵人問題，但一邊檢討一邊還在不知不覺地罵，特別是「他媽的」出現頻率很高，別人常常大笑，說老孔你檢討個屁呀，越檢討越罪大惡極。父親說「我他奶奶的莫辦法呀，誰他媽的樂意罵人啊？你媽了巴子的老實聽著就完了，故意找他娘的什麼毛病啊！」大家都喜歡找到一些花絮來岔開話題，使討論中斷，這等於是精神休息。討論基本是嚴肅認真的，但也穿插著嬉笑怒罵，包括男女之間開玩笑，有一次幾位阿姨還拿著報紙把男人們一通亂打。討論的主題一般是上午規定的，但他們有時也即興討論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比如一次他們討論「婦女能頂半邊天」是什麼意思。就是婦女也不能在家裡閑呆著，要出來幫忙頂半拉天。一個阿姨說：「能頂半邊天就是一家一半的意思，我半拉，你半拉，啥時候你們頂過整個的天啦？叔叔說，這不明擺著，你們沒有我們有勁兒，我吃4個饅頭，你吃兩個，我扛100斤大米，你扛50，這不就是說，我們是整個的，你們是半拉的嗎？阿姨說，你可真敢腆著臉胡說啊！我生了4個孩子，你生幾個？叔叔說，你甭嚇唬我，你生100個也好，請問，沒有我，你咋生！眾人大笑，那阿姨抄起大圍脖就撲過去，把那叔叔抽得東躲西藏，說好好，乾脆整個天都讓你們頂，我們啥也不幹行了吧？阿姨說不行，就得一家一半，誰也不許偷懶。打鬧了半天，還是沒明白這句話是啥意思。晚上是自由活動，有時看電影、演出什麼的。有的人下棋，有的人打籃球，最多的是打撲克。也有人找借口請假回家。其實也沒有人真的看管，散步幾個小時都沒人知道，可大家都很自覺，出去一律請假。看電影演出之前要集體唱歌，他們有時不愛唱，就讓我們幾個小孩上台去唱，或者讓我唱樣板戲、背誦**語錄。我那時還不能把樣板戲全本唱下來，但主要的唱段都沒問題。只是嗓子還沒發育，唱什麼都是娃娃腔。**語錄除了老三篇以外，短的能背百十段，常用的、報紙上登過的都會。他們喜歡隨便說一句，然後我應聲接下去，對答如流，百無一失。所以後來我在整個商業局都有了名，我父親一去局裡開會，別人就問：「孔胖子，你兒子又讀什麼長篇小說啦？」我偶爾也感到，他們是利用我來解悶，所以我有時拒絕表演。但我通常不覺得在無損自己尊嚴的情況下為別人解悶有什麼不好。就這樣，幾百人每天不勞動，不上班，過著吃、睡、聽、說、讀、寫、看、玩的生活。這跟上大學有什麼區別？的確，這些學員都是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但看他們的樣子，並不特別沉重，似乎這是人生理所當然的一道程序。也許是我太小，看不出他們心裡的痛苦吧。我只能說從生活表面上，他們過得比平時要舒服和滋潤多了。沒有人埋怨這學習班，沒有人盼著早結束，不敢說他們是自動受虐，但起碼是隨遇而安。我回憶的這個「牛棚」太不像「牛棚」了，倒像是一個夏令營。我對那些遭受過「牛棚」之苦的前輩表示真誠的不安和歉疚。今天想來，我看到的可能都是好的一面，帶有小孩子的片面性。那個學習班對大人來說，一定是不自由的，被歧視的，可能還有被迫說假話的一面。用這樣的方式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可能是不大合適的。但我們對那些有著這樣那樣缺點錯誤的人，到底應該採取什麼合適的方式呢？難道說一個人、特別是黨員幹部，還有學閥、「權威」，只要不犯法，就誰也不能管他了嗎？之所以發生許多不合人道的「牛棚」事件，與群眾心裡長期積壓的憤怒有沒有關係？我想，為了避免「牛棚」悲劇的重演，我們首先應當從個案出發去研究「牛棚」產生的原因，並且不要出於個人義憤把「牛棚」「妖魔化」，把「牛棚」簡單地視為一種荒誕的奇觀。要承認「文革」中並不是那麼一片漆黑，天天水深火熱。「左派」、「右派」都不要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文革」觀，要尊重別人的傷痛或是歡樂。完全不承認蹲過「牛棚」者也有錯誤、不承認有些人確實應該受到群眾的批判，或者以蹲過「牛棚」為理由向人民反攻倒算，這不但可惜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教訓，而且等於是正在為新的牛棚準備奠基禮。我怕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