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清除舊物質文化」(1)

梁思成從巴黎回來后不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公開點名批判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引起全國上下一片躁動。一時間，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不僅僅涉及所有以海瑞為題材的戲劇、文藝作品，而且擴大到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各主要領域。多年後，人們才清楚地看到，當時中國**最高領導層內的分歧，竟是通過姚文元的這篇文章，通過一個名聲不佳的文壇棍子之筆，以批判一個歷史劇的面目出現的，而一場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文化大革命」竟由此引發。梁思成被令向吳晗開火。這一對「冤家」的故事被「演繹」到極致。1966年4月26日，梁思成完成了民盟中央交付的重任，寫出了一篇批吳文章。5月11日，他又受命為民盟通訊寫了一篇批判吳晗的社論，感嘆道：「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寫這種文章。」而在這之前，梁思成只是以旁觀者的心態面對這一切，1966年4月5日的日記載：「今天《人民日報》發表《紅旗》的《〈海瑞罷官〉和〈海瑞罵皇帝〉是兩株大毒草》，看來像是『總結』性的文章。」他的確有些摸不準方向。《海瑞罷官》是吳晗響應**的倡議，寫的一出反映敢於直言進諫的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京劇劇本。此劇於1961年1月在京首演，可後來被指為要替彭德懷翻案。1962年1月，在糾正「大躍進」錯誤的「七千人大會」上，**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致**的信，所說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了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話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6月，彭德懷向**和**中央遞交了一封約8萬字的長信，詳談了個人歷史，要求審查。**對此不悅。在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彭德懷的申辯信被作為「翻案風」的一種表現，受到**指責。在這樣的情況下，時任全國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的**，多次對**說，《海瑞罷官》有問題，要批判。**開始不同意，後來被「說服」了。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是**與張春橋共同策劃的。整個寫作活動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除**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都不知道。這篇文章在《文匯報》刊出18天後，北京各報刊才陸續轉載。**十分不滿，更加確認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關於批判《海瑞罷官》，各級黨組織強烈要求**中央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方針。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擬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聽取彙報后未表示反對，遂作為**中央文件下發。《二月提綱》試圖將已經開展的批判運動加以適當的約束，限於學術範圍之內，指出，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這些話後來被張春橋稱為是針對**的。與此同時——2月2日，**在上海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搞了一份紀要，**修改了三次。根據**的意見，這個《二月紀要》，即所謂《**同志委託**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於4月10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轉全黨。《二月紀要》認定文藝界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基本上沒有執行「**的文藝路線」，「被一條與**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這是一場艱巨、複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係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幾乎同時討論和制定的兩個**中央文件的指導傾向是完全對立的。後來，人們才搞清楚，**支持的是**搞的《二月紀要》，而不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綱》。**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專門談了這場學術討論的性質，稱吳晗「**」：「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員，也**，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1966年3月底，康生在上海對**說，彭真查問發表姚文元文章為什麼不打招呼，這是「整到主席頭上了」。**說，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許多反動文章，中宣部卻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