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第一部分(18)

「興玉，你說話說得太多了！」紀真有點氣急敗壞，用手指頭噹噹敲著桌子，「咱們是舊市局的老人，一舉手一投足人家都要看看是不是老一套，你怎麼還敢張口閉口過去怎麼個搞法，以前怎麼個經驗呢？甘副局長今天是客氣，他要是給你翻翻砸爛公檢法的老賬，你有什麼話說！」

他一聲不響，心情極度敗壞，他沒想到現在搞案子這麼複雜，這麼掣肘，這麼叫人討厭！

「哼，我們現在倒像是『留用人員』了，」他冷冷地說，「好了，我以後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了。」

「那倒也用不著，反正少說為佳吧。」紀真的情緒也不高。

可是到了晚上快下班的時候，紀真又把他給叫去了。

「我考慮了一下，你那毛病，也是難改呀，回頭要真跟副局長衝突起來，我就不好為你說話了。我看乾脆，你上追謠辦幫幫忙得了。放心，這案子有我呢，出不了大差池。」

紀真的口氣是不容商量的，他知道事情已無可挽回，這時候也只能拿得起放得下了。他笑笑，說：「為什麼偏讓我去追謠辦？還不如去分房辦、公用傢具折價辦呢，反正處里現在各種辦公室一大堆，都要人去。」

「那些個地方，矛盾太多，你一個業務幹部犯不著攪進去，搞一身糾紛。」

就這樣，他成了追謠辦的第一副主任。

回想起來，紀真和他的交情是在解放前就建立的。那時候，他們同在南州市那所最大的教會大學里讀書。紀真是高年級學生，地下黨員，後來因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通緝，離開了學校，還在他的家裡避宿過一個多月，可以算得上生死之交了。那時的紀真，在他眼裡是個何等了得的英雄！南州解放了，黨從大學生中挑選了一批骨幹加入到公安機關，段興玉恰好分配到紀真所在的五處。在五十年代反美蔣特務的鬥爭中，他們這一對上下級之間的友誼和默契，至今還能引起段興玉的無限感憶和懷念。那時候的紀真就如同那個年代一樣，是那麼富於朝氣，那麼精神抖擻，好像完全不知疲倦和發愁。一九六○年當上五處的第一把手以後，誰都認為他是一個在事業上極有前途的接班幹部。「文化大革命」頭幾年，紀真雖說也戴過高帽，也住過「牛棚」，嘗了幾天「牛鬼蛇神」、打翻在地的滋味，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就隨著老局長馬樹峰官復原職了。儘管這幾年總是處在「業務上的骨幹力量，政治上的統戰對象」這樣一個難堪境地，但是他的復出，在砸爛公檢法以後，市局各業務處的第一把手全被軍代表和造反派壟斷的局面下，就像宋朝南人做了宰相、清代漢人入了一品一樣，畢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然而最熟悉紀真的他，卻早就看出紀真「出山」以後這幾年，的確在慢慢地變，圓滑了，沒有稜角了，無論幹什麼，總要瞻前顧後一番。有時甚至謹慎得連對他這個生死之交也不敢敞開心扉了。

給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春節他在紀真家喝酒的那次，當他和紀真的愛人說起**去小靳庄的事時，紀真突然冒了一句，「唉，可惜楊開慧同志死得太早了。」這一句話，引得他和紀真的愛人、孩子都放膽地發起不合時宜的議論來了。他覺得那是這許多年來唯一一次大家在一起都敢說心裡話的聚會，所以心裡特別痛快。可是紀真，大概是悔於酒後吐真言吧，事後幾次在他面前言不由衷、拐彎抹角地說了些補救的話，顯然是怕他在外面多嘴，這使他感慨系之，心裡有種說不出來的難過。倒不是因為自己不被紀真信任，而是因為他看到了紀真內心裡孤獨得已經沒有一個可以坦誠告白的知己了，人到這個份兒上，還有什麼更可悲的嗎？

對十一廣場烈士紀念碑下的那幾個花圈，他也向紀真問過看法，紀真是一副故作輕描淡寫的神情，「清明節快到了，送花圈很正常嘛。」他當然不相信，憑紀真這樣一個老偵查員的敏銳眼光，還能看不出這是黨內鬥爭表面化、群眾化的一個跡象，紀真不過是意會而不明言罷了。但這件事畢竟又使段興玉心裡稍稍溫暖了一些，因為他深知紀真性格的本質，並不是慣於模稜兩可的，紀真一向乾脆、喜歡一針見血，現在既然故意把花圈的實質掩蓋為正常現象，並無焦憂痛惡之慨，也就足見其內心的傾向了。

今天上午，他們追謠辦公室的一個去北京出差的同志回來了，跟他彙報完工作后，順帶講了講北京的情況。看來，北京也有不少人在醞釀著清明節搞點活動。南京的事態未平，各地已先不穩，南州的形勢會怎麼發展呢？唉，這個風雨飄搖的多事之秋啊，真到了老百姓要上大街說話的劫數了嗎！

將近一天沒有說話了。

這是施萬雲近幾年才形成的習慣。在南州舊市委的領導幹部中，他一向被認為是位出色的演說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做檢察長就做了十三年，作為檢察長，重要審判常常免不了要親自出庭支持公訴，親自參加法庭辯論，沒有一副好的口才是不行的。他的出名的雄辯，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的那幾年，在批鬥會上常同「革命群眾」激烈舌戰，侃侃之勢不減。以後，當然是低頭認罪了。再以後，下放到了農場。直到一九七三年打農場回來在家這麼一住，他才真正的變成了半個啞巴，連相隨了幾十年的宋凡也常常要為他的沉默而發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