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第一部分(8)

紀真揮手打斷了大陳的話頭，叫段興玉收拾起材料，兩個人急急忙忙坐車趕到市公安局去了。

中午時候，段興玉回到科里，他們才知道局裡已經正式批准立案。徐邦呈的摹擬畫像已開始複印下發。周志明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案件的開端還是順利的，雖然外線處因為當天下午的批鄧大會「雷打不動」，致使飛機場、火車站和長途汽車站在晚上七點二十分之前一直未能封鎖，但那天夜裡城區各分局以治安檢查的名義，對大小旅店和住客的洗澡堂進行的清查，還是滿認真的，結果在夜裡四點多鐘，城南分局在「為民旅館」四層樓的一間客房裡，發現了徐邦呈。不過，根據他們的要求，分局的同志沒有驚動他。

於是，這個案件的第一個矛盾就出來了——對徐邦呈，捕，還是不捕。

周志明知道，段興玉是不主張馬上逮捕徐邦呈的，因為不許外線和分局擅自驚動徐邦呈這一條，就是他先提出來的，紀真當時也贊成，他們在向馬局長彙報時，馬局長也沒有提出異議，如此分析，段科長、紀處長和馬局長都屬於「不捕派」。但是，第二天上午的決策會一開，卻決定對徐立即逮捕。這個會的參加者，除開三個「不捕派」之外，就只有主管偵查工作的副局長甘向前了。顯然，甘副局長是「捕派」。

周志明從刑警大隊調到五處已經有五年了，以他對反間諜鬥爭的那點知識和經驗看，徐邦呈顯然是不應當匆忙逮捕的。他不知道決策會上這個反常的決定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和背景。那天中午紀處長和段科長開會回來，雖然並沒有向他們說起會上的情形，但這沉默本身，就足以使人想象出這個會是怎樣一種不愉快的氣氛。

周志明和甘副局長的直接接觸，就是在這個案子上才開始的。甘副局長自從「文革」到南州市公安局參加軍管算起，在地方上工作已經快有十年了，但他身上那種軍人的威風和乾脆果斷的個性卻絲毫沒有改變。對這種個性，周志明似乎並不太喜歡，總覺得有點獨斷專行，近於跋扈。

記得那次在邊境的那個小招待所里，甘向前不知怎麼看見了他手提包裡帶著的那本《普希金詩選》，拿過去翻了幾頁，皺著眉頭問他：「普，普什麼，普希金？」

他當時有點不知所措，慌慌張張地「啊」了一聲。

甘向前把書還給他，卻問：「局黨委布置的今年內通讀《毛選》一至四卷的任務，你的進度怎麼樣了？」

「已經開始讀第二卷了。」

「筆記都按要求完成啦？」

「完成了。每篇文章我都做了筆記，每篇筆記都超過了二百字。我們出發前，處里的政治處專門把我們幾個人檢查了一遍。」

「哦，」甘局長臉上掛出些微笑，這才指指那本書，說：「這種書，批判地看一點不是不可以，不過還是少看為好。」

他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噢，這書……列寧也很喜歡讀的。」

「是嗎？叫什麼來著？普希金，啊——蘇聯作家吧？」

「俄國作家。」

「哈呀，你們這些年輕人啊，」甘局長笑起來，「起碼的常識也得多一點才行嘛，蘇聯就是俄國，一回事兒，啊。」

他哭笑不得。從那以後，他對甘局長的印象便大大地又打了個折扣。

逮捕徐邦呈以後，先是段科長負責這個案件的審訊工作，審了兩輪，甘局長突然來了興趣，親自出馬把審訊接了過去。這一下，周志明倒真是覺得自己成了名副其實的「工具」了。他、大陳、小陸、小嚴，他們幾個參加這個案件工作的人，都成了孫悟空脖子上的汗毛，只是隨時被拔下來一吹，化作一些沒有靈魂和血肉的小猴來烏合衝殺一陣，而自身並無任何責任和擔子。這個案子究竟應該怎麼看、怎麼搞，他們完全沒有發言的機會，也完全不允許有討論的空氣，一切都要聽甘局長的吆喝，在甘局長忙得連吆喝也顧不上的時候，他們就只有閑著……

晚上十點半鐘，周志明才回到了家。

和萌萌家住的神農街頭條一樣，他家住的化龍巷——西夾道，在南州市裡也是條僻陋的小衚衕，自從「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天改名叫立新巷以後，就更沒有多少人知道它了。

周志明把自行車推進小院的時候，對門王大爺家裡的日光燈還亮著，聽見他的聲音，鄭大媽推門出來了。

「才回來呀？」她問。

他一看就猜出鄭大媽是找他有話說。果然，還沒容他搭腔，鄭大媽就接著說道：「剛才，吃飯的時候，你們單位的那姑娘又來了。」

「我們單位的？」

「就是模樣兒挺不錯的那個高個兒，叫什麼來著？瞧我這腦子。」

他明白她說的是嚴君，便問了一句：「她說什麼來的？」

「沒有，我讓她上家坐一會兒，她沒坐，走啦。」

聽見他們說話，大福子披著衣服也出來了，神神秘秘地沖他說道：「志明，你們公安局的現在是不是又該忙了？據說往十一廣場送花圈的不少呢。」

他讓大福子沒頭沒腦插的這一杠子給弄笑了，「送花圈，和我們什麼相干？」

「不是說不讓送嗎，我們廠就不讓送，你說這叫什麼事呀！」

「誰說不讓送。」他推開自己家的門，這門平常是不鎖的，鄭大媽和淑萍每天都要進來幫他收拾收拾屋子。他一腳門裡一腳門外地說：「過兩天清明節，我還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