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分析(1)

街頭騙術。在中國民間文化中，騙子往往被認同為與官僚、富人作對並取得了勝利的形象，因此對騙子文化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包容性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漫長綿延的歷史領域，不能不驚嘆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生活中騙術的波雲詭譎。成千上萬個騙局的施行，給中國社會、政治造成了種種混亂局面，無以數計的騙子在得逞后洋洋自得，無以數計的受騙者在被騙后捶胸頓足、痛哭淋漓。對此，有如下兩個問題發人深思：第一，中國騙術的文化生存土壤是什麼？第二，中國騙子文化對整體中國文化的影響有哪些？中國騙術的文化生存土壤是什麼？或者說中國騙術何以能廣泛地施行？弄清這個問題是我們對傳統社會、政治生活中騙術體認的第一步。1．中國傳統社會是非法治化的社會，從而給行騙者造成了可乘之機；同時，受傳統文化熏陶的中國人也容易對騙術失去警惕之心。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文化，其學說雖然歷經更迭，但其主體卻是以教育感化為中心，將知識、心理、倫理、政治結合起來，以「仁愛」為核心，以「中庸」為準繩，其倫理哲學思想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所謂的人生理想，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正為本，以誠待人等是儒家文化的特質。因此，自春秋之後的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社會中，人們對行騙始終缺乏應有的防患之心。社會主體層面專註於自己的修身養性，寄飛黃騰達的美夢於勤勤懇懇的努力之中，奸詐小人、以騙起家的少數人營造了另外一重社會空間。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潛流——道家文化，在對待人和社會的態度上，具有明顯的保守性，主張「無為」，「靜虛」，超脫了人生的功利是非。顯然，道家文化距離「騙術的詭詐」更為遙遠。自漢朝傳入中國的佛教文化，也是一支影響中國人頗為深遠的文化，其宗教主張教人為善，忍受人世間的一切痛苦，即令受騙也須忍耐。可見，佛教文化與騙術相距也十分遙遠。總之，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對於抵制騙術文化這一潛流是軟弱無力的。同時，中國傳統社會的支配力量對於行騙的打擊也是軟弱無力的。2．中國傳統政治生活傾軋的殘酷性，也是上至君王、將相，下至吏卒、小民行騙的現實條件。在前文已列舉的不少君王行騙、將相行騙的例證，大抵而言，開國君王莫不機敏自謀，善於在收買人心，策反敵將、行兵講武、用人治國方面施行騙術。君王起事之際，善於行騙，而一旦登臨大統，為了永固王位，使到手的江山不至於「易為他姓」，君王也必須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屢施騙術，比如使臣僚爭寵、互相監督、安插密探、勢力平衡等等，都是君王慣用的「招數」。將相臣僚為了免於成為他人的犧牲品，在政治傾軋中更須時時清醒，雖然他們「飽讀聖賢書」，但是聖賢的主張畢竟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理想而已，在殘酷的政治「絞肉機」面前，他們不得不屢施騙術，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犧牲他人，雖然他們口頭上仍不忘時時提及「往昔先賢」。所以，在中國傳統政治生活中，騙術高明者往往是政治上的「寵兒」，真正浸儒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大眾其實是群體意義上的受騙者。3．文化內部相反相成的運動規律，促成了騙子文化的時衰時盛。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是矛盾的統一體。文化哲學上講的相反相成，便是文化運動的基本規律。文化發展的基本動力就是文化內部的矛盾。不可否認，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誠正和合」的負面，必然有另一支相反屬性的文化。正面壓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明清社會生活中的騙術種類繁多，行騙活動涉及於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這與明清統治者過分講求所謂的「王道治國」，「以儒治國」，過分推崇《四書五經》不無關係。騙子文化是對正統文化的反動，其昌盛期正是正統文化走向鼎盛、爛熟之際。4．在中國民間文化中，騙子往往被認同為與官僚、富人作對並取得了勝利的形象，因此對騙子文化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包容性。毋庸置疑，中國傳統社會中受害最深、生活最為艱難的群體是廣大農民階層，他們的痛苦與冤屈無處訴說，於是在民間文化中消解痛苦與冤屈便是題中應有之義。在迄今仍在民間流傳的阿凡提、賤三爺等人物故事中，其主人公往往是聰明的、智慧的、善於與壞人作鬥爭並能取得勝利的勞動人民的形象。與正統文化相對應，中國民間文化的發展具備其自身的合理性與必然性。民間文化的「非官方」、「非正統」的立場，民間文化的「反抗威壓」、「官逼民反」的心理暗示力決定了所有「民間英雄」都具有善於愚弄官府、欺騙朝廷命官的特點。也就是說，在官府、富人看來是「慣騙」、是「巨猾」騙子的人物群體，往往在民間被視為智慧與勇敢的化身。這樣，中國的民間文化便對騙子文化體現了相當的包容性。5．騙子往往利用了人性貪婪的弱點和人類思維的「想當然」的慣性特徵行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