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分析(2)

在前文列舉的數例中，普通人總想貪圖小便宜，貪財貪色的弱點一旦被騙子利用以後，結果往往是因小失大，貪色失財乃至送掉了卿卿性命。在「假馬脫緞」、「嚙耳訟師」等騙例中，騙子則是利用了人類思維的「想當然」的慣性特徵，緞店老闆心想騙子的「馬與伙俱在」，心安理得地讓騙子抱走了好緞；法官判兒子無罪的理由是「人耳不可自嚙」，也是思維慣性所致。所以說，只需人們仍然存在貪圖小利的心理，只要人們的思維仍然存在「想當然」的誤區，騙子行騙便仍然能夠成功。

6．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的貧窮，也是騙子大量湧現的原因之一。

孟子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

西漢晁錯也說：「民貧，則姦邪生」；「饑寒至身，不顧廉恥。」

晉劉頌說：「饑寒切身，志不聊生」，「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

司馬光說：「貧民以飢偷盜斛斗因而盜財」，「飢謹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由上列論述可知，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生活中不乏見微知著者，他們對貧窮與「盜賊」關係的論述雖不無偏頗之處，但是他們指出了貧窮是產生「盜賊」的原因之一，卻是持論公允的。在前文已經列舉的社會生活中的行騙行為，絕大多數的騙子出身都很卑微貧窮，可見貧窮是騙子大量產生的原因之一。

中國騙子文化對整體中國文化的影響如何？或者說騙子文化在整體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呢？

首先，騙子文化是中國負面文化的組成部分。整體中國文化的運動、發展、演變、前行，其機制是各個子文化共同切割、鬥爭，是矛盾的各方共同運動的合力結果。作為與主流文化迥異其趣的處在矛盾對立面的騙子文化，其演進、發展都是與時共進的，可以說，一個時代，一個地域的主流、正統文化的面貌，往往決定了該時代、該地域的騙子文化的面貌與特徵。古代中國社會，「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是，騙術往往在戰爭、政治、祭祀、祈天等活動中展開。主流、正統文化講求「和諧誠實」，騙子文化則追崇「以詐謀人」。中國文化的發展趨勢是愈到後來禮制愈加苛刻，至明清時代則世風近於古板刻薄，這時，與之相對的騙子文化便呈現出反禮教、反名教的特徵來，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種種「毀壞名教」、「傷天害理」、「內闈不密」等等騙局來。可以說，騙子文化是與正統文化相反的一種客觀存在。整體中國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它們的推動。黑格爾和恩格斯一再肯定，惡、貪慾、私慾、**等等，恰恰是歷史發展的推進器，是改變人類歷史的槓桿。王船山也從秦始皇、曹操的活動中得出了一種結論，「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可見，負面的、看似消極的文化因素有時也會向其對立面轉化。

其次，騙子文化在悠遠的中國歷史發展長河中，自身也經歷了萌芽、成熟的發展期，騙子文化具備自身的發展規律與運行機制。正史中對皇權之爭、臣僚權力之爭、立嫡立庶之爭、外交謀略等多有隱晦，總是遮遮掩掩讓人難以看見「廬山真面目」，而真正歷史上的成功者，莫不精諳此術。騙術的取得，既有「師佐」的耳提面命，也有自身通過「苦讀聖賢書」的途徑悟出來的，更有在政治實踐中刀光劍影地體認出來的。某一類型的騙術，還必須有「師授徒受」的特殊方式，且不授外人。顧公燮在《丹午筆記·喬姓美男子》中記載，清代雍正年間，蘇州有一名姓喬美男子，留了長長的頭髮，臉上身上點翠穿珠，自物喬姑娘，出入閨閣，乘機姦淫婦女，最後欲強姦某官員夫人時才被發現。這種「人妖」術一般是秘密傳授的。馮夢龍的《三言》中亦多有記載。而一般騙術則在騙子群體中廣為流傳，這種傳播、交流的方式呈歷時性與共時性兩種特徵。從歷時性而言，某種騙術代代相傳，雖隨時代不同騙術的某一局部、道具、言語、藉口不同，但其行騙模式大體一致，並無多大改變。從共時性而言，某種騙術在某一時段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前者，如明、清乃至近代社會的多數騙局，模式、結果大多一致；後者，如見於不同版本的明清筆記小說中的騙術記載，時異地發生的同樣的騙局中，也有高下智愚的分別，是共時性騙局的特有狀貌。

再次，從騙術文化的整體面貌上講，其文化性質是負面的，但在實際生活中，它們又有兩種演進方向：一種是趨於善的、好的一面；另一種是趨於惡的、壞的一面。從文化功能角度講，騙既是一種手段，又是一種目的。具體地看，歷史上的行騙主體既有聖賢明哲，也有無恥小人；既有行止高潔頗有清譽的正面人物，也有遺臭萬年舉止不端的反面人物。抽象地評論騙術，無所謂好惡。例如，當大敵當前國有累卵之危時，一個智者略施騙術便可敵於千里之外的舉措能說就是卑鄙無恥嗎？同樣，為了自身的飛黃騰達青雲直上而不惜賣師殺友欺世騙名的行為肯定就是無恥小人了。因此，騙術不具有倫理意義，它是一種智謀，是一把「雙刃刀」，能做好事也能幹壞事，能對歷史起到推動的作用也能阻礙歷史前進的步伐。因此，我們對騙子文化的體認應該深入到行騙主體、環境、結果、影響等方方面面之中去，惟其如此，才能對騙子文化及其與整體文化的關係作出較為明晰的、科學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