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與中國文化

真與假，實與虛，誠信與欺詐，自古就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範疇，在中國文化系統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騙既是一種社會的主體行為，也是一種文化現象，——騙文化，它與儒家文化所張揚的誠文化相對應。

首先，騙與誠，同中國文化同源同根，共生共長。

自古以來，誠實被中國主流文化規範為崇高的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應該承認，騙常常是誠的一種文化補充，在社會生活的重大事件中發揮了誠所起不到的作用。在堪稱中華智慧的《三十六計》中，騙同誠是相輔相承的。這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就是：「誑也，非誑也，實其所誑也。」

意思是說，運用假象欺騙對方，但並非一假到底，而是讓對方把受騙的假象當成真相。正因為這樣，「假」常表現為可愛的機智。如三國時期張飛在長坂橋上喝退曹軍，就靠「作假騙人」：雖然張飛只有二十餘騎，同數十萬曹營追兵決然不能作戰，但是，張飛粗中有細，急中生智，虛張聲勢，以疑兵制敵。他命令軍士砍下樹枝，栓在馬尾上，在樹林中往來馳騁，揚起塵土，造成千軍萬馬奔騰之勢。

正因為如此，面對眼前的二十餘騎，曹兵不能輕舉妄動；三聲怒喝，曹操身邊的夏侯傑被驚得肝膽破烈，倒撞於馬下，而曹軍「盡皆股慄」，果真收到了張飛所謂的「誰敢與我決一死戰」的效果。明人馮夢龍編撰的《智囊全集》，有關自古以來的神奇騙計智謀，收集得十分周備，可供一覽。這些神騙機智，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內涵。

其次，雖然騙與誠有必然的依存關係，但是，由於騙能夠走向極端，塑造成群結隊的危害社會的騙子，因而誠文化對於騙文化是持保留態度的。其表現就是將社會文化的道德尺度與價值尺度引向真實與誠信方面，將騙文化局限在智謀領域。

中國主流文化提倡、彰顯誠文化，就是針對騙文化有不合理、適移至惡(非善)的一面而言的。《論語·子路》說：「言必信，行必果。」《論文·為政》又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論語·學而》還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莊子·人世間》強調道：「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荀子將誠信者稱作「君子」，將奸詐者稱作「小人」。《荀子·榮辱》說：「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因此，儒家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價值標準，忠信勝過黃金、美玉。

自此以後，中國文化奉誠信為至寶，並將它作為一種普適性價值予以提倡和推廣。晉代學者傅玄在《傅子》中十分推崇韓非子的名言：「巧詐不如拙誠」。他認為，無論心思多麼機巧，多麼詭詐，只要涉及一個「詐」字，則為不正，就不如出自誠心，雖然拙也罷，但還不失其平直真實。

再次，正由於騙文化與誠文化相生相長，相輔相成，因而騙文化的演變中，它很善於從主流文化中獲得文化生長的要素，豐富自己，裝扮自己。換言之，誠文化對騙文化既有相斥性，又有兼容性。這種兼容性就表現為騙文化對主流文化的吸納。

騙文化借用主流文化所張揚的社會正義，將騙行裝扮成路見不平，劫富濟貧的使者。「江相派」騙經《阿寶篇》云：「貪官者，民賊也；奸商者，民蠹也；豪強者，民之虎狼也；其或以知(智)欺愚，恃強凌弱，欺人孤寡，謀人財產，此皆不義之財也；不義之財，理無久享，不極在自身，亦極在兒孫。不義之財，人人皆得而取之。故曰：『做阿寶者』，非『千』(騙)了，順天之罰而已。」

此外，騙子群體組織體系的維繫，也借用了主流文化中「孝」、「忠」、「義」、「友」等等道德範疇。這些道德範疇在一些騙子集團中為維護上下、老幼、尊卑秩序，增進騙眾之間的親和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個作用就體現為騙眾對騙首盡「孝」、盡「忠」，可以規範和約束群體內部的各種關係和行為，並協調其利益；騙眾之間友愛互助，講義氣，增進了彼此的了解與團結，有利於他們在行騙活動中一致行動，互幫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