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北京之夜（九）

1979年4月，中國外交部部長緊急召見蘇聯駐華大使謝爾巴科夫，將中國人大常委會的決議通知蘇聯方面，即《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后不再延長。同時，在遞交的照會中，還建議雙方就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改善兩國關係舉行談判。這顯然是一個深謀遠慮的決定。不再延長早已名存實亡的條約，既尊重了現實，又使蘇聯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大作文章以爭得有利地位的企圖付之東流；而順勢提出就兩國關係舉行談判，則使中國一舉掌握了主動權。而蘇聯的回應並不出乎中國的意料。莫斯科一方面對中國不延長條約的決定進行了指責，另一方面接受了關於談判的建議。經過磋商，雙方確定就國家關係舉行副外長級談判。

事實上從1979年開始，針對中**事力量的突飛猛進以及對越自衛反擊戰的爆發都已經令蘇聯軍隊將「解決中國威脅」和「南下阿富汗」同時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是在遠東地區的兵力集結和武器換裝完成之前，莫斯科仍需要穩住中國一段時間。因此外交上的接觸即使不是一種麻痹對手的手段，至少也可以讓莫斯科更多的了解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和想法。

而對於中國而言，對越自衛反擊戰雖然有效的削弱了越南主動向自己發動進攻的軍事潛力。但是卻並未完全達到了預定的戰略目標，河內政府並沒有因為中國在邊境地區的自衛反擊而從柬埔寨撤軍。而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之中中**隊也暴露出種種弱點，比如：中國人民解放軍仍然依賴隊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戰術」衝擊敵人的陣地；缺乏多兵種聯合作戰的能力；高級參謀人員年齡老化，不願放棄傳統的戰爭模式：士兵雖然驍勇善戰，但對進行一場現代戰爭毫無準備；中**隊從未真正建立起進攻的理論，雖然能夠實現有限的目標，但在重武器裝備和用兵理論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為遜色等等。這一點與經過30年代的大清洗之後，蘇聯紅軍在與芬蘭的戰爭之中所遭遇到的情況頗為類似。

因此從1979年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明顯開始重視軍隊的日常正規化訓練，加強基層軍官的培養訓練，一大批軍校生被充實到基層連隊，石家莊步兵學校鼎盛時期一年畢業近萬軍官，部隊基本上已經停止大量從士兵中選拔軍官的做法，而代以從地方高中生選拔軍校生，從部隊優秀士兵中推薦考試選拔軍校生兩種途徑。軍官升任高一級職位必須經過相應軍校培訓，軍官體制的革新帶動了軍校教育的改革。

新的選拔、培養制度，新的理論研究成果，極大的加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設，一批批合格的職業軍人充實進來，解放軍的戰鬥力出現了驚人的提升。一支有知識的軍隊是最令人畏懼的，何況這支部隊還保持著勇猛無畏的軍人氣質。這一點在1981年法卡山、扣林山之戰以及1984年4月2日的老山、者陰山之戰的邊境衝突中都得到了充份的體現，中、越雙方在激烈的攻防轉圜之中，交換率竟達到了1：10。

但是一個國家軍事力量的成長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何況在穩步實現國防現代化的同時，中國仍需要優先發展長期停滯的國民經濟。因此儘管意識到莫斯科方面在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的談判之上未必有多少誠意。但是197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還是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對蘇談判方案。不過中國領導人依很清醒的提出這次談判堅持原則，不能示弱。核心問題有兩個：蘇聯從蒙古撤軍、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只有這兩個問題解決了，中蘇之間才可以正常的發展雙邊關係。

雖然中國人民渴望和平，但是不能在百萬大軍壓境的情況下改善關係卻始終是一個大前提。而為了使談判能夠順利進行，促使蘇聯採取實際行動消除對中國安全的威脅，在中、蘇國家關係談判的中方曾經提出一系列建設性的建議，如蘇聯把它部署在中蘇邊界的部隊減少到1964年的數量和水平，撤走駐紮在蒙古的部隊，停止支持越南**，履行兩國總理在北京會見時達成的諒解。此外，中方還提出了擴大貿易，恢復科技、文化交流，促進人員往來等建議。

但是對於一心只將談判作為龐大戰爭準備工作煙霧的蘇聯方面而言，這些合理性建議卻只能是一廂情願。蘇聯政府在1979年4月4日的聲明中威脅說，「廢除這一條約的全部責任應由中國方面承擔」。此後，勃列日涅夫又在匈牙利電視台發表談話，攻擊中國「既放棄條約，又說願意改善關係，這不太一致吧」。與此同時，蘇方還企圖單方面為談判劃定框框，規定什麼可談，什麼不可談，如：不能談涉及第三國關係問題，不能談邊境撤軍問題，也不能將邊界談判列入莫斯科會談的日程等等。談判尚未開始，蘇方已為談判設置了諸多障礙，預示著這一場即將開始的談判將會是非常艱難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雖然原定1980年春在北京舉行的第二輪談判，由於蘇聯出兵阿富汗而被迫中斷。但是雙方的關係卻並沒有因此而退回到談判之前。1982年3月24日，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發表講話，向中方發出了改善關係的信號。他在講話中仍對中國進行攻擊，但明確表示，從未否認過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反對「兩個中國」的提法；表示準備就改善中蘇關係問題與中方舉行談判。

而就在這個看似明顯的「橄欖枝」的背後是蘇聯全長4275千米的貝加爾—阿穆爾鐵路主體工程的完成。作為蘇聯從其歐洲部分延伸到遠東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補充，貝阿鐵路（俄語縮寫為巴姆）西起西伯利亞大鐵路上的泰舍特，經勒拿河畔的烏斯季庫特、貝加爾湖北端的下安加爾斯克、赤塔州的恰拉、阿穆爾州的滕達、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州的烏爾加爾、共青城，東至日本海畔的蘇維埃港，大體位於西伯利亞大鐵路北側180－500千米，經三條支線同西伯利亞大鐵路相連接。

作為人類首條大範圍穿越永久凍土地帶的鐵路，雖然莫斯科動員了300萬士氣高昂的共青團員和專業的鐵道兵部隊，但是從70年代初，組建貝阿鐵路建設總局到1982年全線竣工仍耗費了55.3億盧布、歷時八年之久。而修築這條橫跨了11條河流、穿過7條山脊，全線包括8個隧道、142座長度超過100米的橋樑鐵路蘇聯官方所宣稱的「減輕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運輸負擔，開發沿線地區豐富的煤、銅、鐵、鉛、鋅、鉬、石棉和森林資源，加強遠東區經濟和戰略地位」么？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貝阿鐵路最初是為了應對中、蘇關係緊張而修建的「策略性支線鐵路」。當時，蘇聯政府認為，已通車的「西伯利亞大鐵路」距中蘇邊境過近，如發生戰爭，這條鐵路很容易被「敵方」破壞。所以，蘇聯決定修建一個距離邊境地帶遠一點的東西伯利亞至太平洋沿岸的鐵路「複線」。但是隨著這條鐵路1983年的全線通車，原本單一路線的西伯利亞鐵路終於宛如一條被緊縛住的巨龍伸展了四肢。

雖然由於工程過於艱巨，貝阿鐵路初期工程只是部分電氣化，要實現最終全線電氣化，仍有很多配套工程至需要完成，複線建設也尚待進行。但即便是單線的貝阿鐵路每晝夜也能增加30列左右的運輸能力，而更為關鍵的是它的建成使得在日俄戰爭只讓西伯利亞的鐵路由西向東單向運輸，甚至在鐵路末端將空車燒毀，不使其返回的西伯利亞鐵路系統具備了環行運輸的能力。

對於這條鐵路的建成，中國政府一方面保持著充分的警惕，而另一方面卻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也作出了正面的回應。中國政府強調中蘇關係並非沒有改善的可能，但是，這種改善必須是有原則的，條件是蘇方得做點事才行。「做點事」指的是蘇方要在消除牽制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方面採取實際行動，也就是「三個撤軍」：蘇聯勸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蘇方從中蘇邊境地區和蒙古撤軍，從阿富汗撤軍。

而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中國政府更開展了「葬禮外交」。不僅派出特使前往莫斯科弔唁，更稱勃列日涅夫為「蘇聯卓越的國務活動家」，說他的逝世「是蘇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並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講話中表示將致力於改善中蘇關係」，中方對這些講話表示「讚賞」云云。

但也在這一年，中國政府根據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和1981年華北大規模軍事演習的成功經驗，大規模將原本兵種單一的步兵軍改編成為多兵種合成的陸軍集團軍。同時決定撤消基建工程兵和鐵道兵兩個兵種51萬人，集體轉業到鐵道部和原配屬的國家各部委或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同時將一些輕裝步兵師改變為擔任內務防衛任務的武裝警察部隊。

雖然這些舉措從一定程度上是在鑄劍為犁，表明中國正在逐漸放棄過去的「戰備經濟」。政府正在將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國民經濟的建設中去。但是包括奧加爾科夫元帥在內的蘇聯軍隊高層卻注意到了中**隊新改變的集團軍是包括步兵、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防化兵、電子對抗兵、航空兵等諸多軍兵種繼承，集團軍編成內的各軍兵種的火力、突擊力和機動作戰能力都大大超過了原陸軍軍，中國陸軍不再堅持原有的「大步兵主義」，專業兵種的數量超過了步兵，炮兵的數量居第一，數量日益龐大的裝甲部隊正逐漸成為中國陸軍的主要地面突擊力量。

顯然對於已經從決裂到冰線對峙了近20年的中蘇而言，外交的這些許煙幕並不可能真正達到在進攻發起之前從戰略上麻痹中國政府。那麼要想儘可能在戰爭爆發之初達成出其不意的效果便只能依靠蘇聯紅軍在遠程航空兵所擁有的技術優勢，以及那些勇猛無畏的紅色傘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