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東京

懷東京

我寫下這個題目，便想起谷崎潤一郎在《攝陽隨筆》里的那一篇《憶東京》來。已有了谷崎氏的那篇文章，別人實在只該擱筆了，不佞何必明知故犯的來班門弄斧呢。但是，這裡有一點不同。谷崎氏所憶的是故鄉的東京，有如父師對於子弟期望很深，不免反多責備，雖然溺愛不明，不知其子之惡者世上自然也多有。谷崎文中云：

看了那尾上松之助的電影，實在覺得日本人的戲劇，日本人的面貌都很醜惡，把那種東西津津有味的看著的日本人的頭腦與趣味也都可疑，自己雖生而為日本人卻對於這日本的國土感覺到可厭惡了。

從前堀口大學有一首詩云：

在生我的國里

反成為無家的人了。

沒有人能知道罷——

將故鄉看作外國的

我的哀愁。

正因為對於鄉國有情，所以至於那麼無情似的譴責或怨嗟。我想假如我要寫一篇論紹興的文章，恐怕一定會有好些使得鄉友看了皺眉的話，不見得會說錯，就只是嚴刻，其實這一點卻正是我所有對於故鄉的真正情愫。對於故鄉，對於祖國，我覺得不能用今天天氣哈哈哈的態度。若是外國，當然應當客氣一點才行，雖然無須瞎恭維，也總不必求全責備，以至吹毛求疵罷。這有如別人家的子弟，只看他清秀明慧處予以賞識，便了吾事。世間一般難得如此，常有為了小兒女玩耍相罵，弄得兩家媽媽扭打，都滾到泥水裡去，如小報上所載，又有「白面客」到癮發時偷街坊的小孩送往箕子所開的「白面房子」里押錢，也是時常聽說的事。（門口的電燈電線，銅把手，信箱銅牌，被該客借去的事尤其多了，寒家也曾經驗，至今門口無燈也。）所以對於別國也有斷乎不客氣者，不過這些我們何必去學乎。

我曾說過東京是我第二故鄉，但是他究竟是人家的國土，那麼我的態度自然不能與我對紹興相同，亦即是與谷崎氏對東京相異，我的文章也就是別一種的東西了。我的東京的懷念差不多即是對於日本的一切觀察的基本，因為除了東京之外我不知道日本的生活，文學美術中最感興趣的也是東京前身的江戶時代之一部分。民族精神雖說是整個的，古今異時，變化勢所難免，我們無論怎麼看重唐代文化的平安時代，但是在經過了室町江戶時代而來的現代生活里住著，如不是專門學者，要去完全了解他是很不容易的事，正如中國講文化總推漢唐，而我們現在的生活大抵是宋以來這一統系的，雖然有時對於一二模範的士大夫如李白韓愈還不難懂得，若是想了解有社會背景的全般文藝的空氣，那就很有點困難了。要談日本把全空間時間的都包括在內，實在沒有這種大本領，我只談談自己所感到的關於東京的一二點，這原是身邊瑣事，個人偶感，但他足以表示我知道日本之範圍之小與程度之淺，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情。

我在東京只繼續住過六年，但是我愛好那個地方，有第二故鄉之感。在南京我也曾住過同樣的年數，學校內外有過好些風波，紀念也很不淺，我對於他只是同杭州彷彿，沒有忘不了或時常想起的事。北京我是喜歡的，現在還住著，這是別一回事，且不必談。辛亥年秋天從東京歸國，住在距禹跡寺、季彭山故里、沈園遺址都不過一箭之遙的老屋裡，覺得非常寂寞，時時回憶在東京的學生生活，勝於家居吃老米飯。曾寫一篇擬古文，追記一年前與妻及妻弟往尾久川釣魚，至田端遇雨，坐公共馬車（囚車似的）回本鄉的事，頗感慨系之。這是什麼緣故呢？東京的氣候不比北京好，地震失火一直還是大威脅，山水名勝也無餘力遊玩，官費生的景況是可想而知的，自然更說不到娛樂。我就喜歡在東京的日本生活，即日本舊式的衣食住。此外是買新書舊書的快樂，在日本橋神田本鄉一帶的洋書和書新舊各店，雜誌攤，夜店，日夜巡閱，不知疲倦，這是許多人都喜歡的，不必要我來再多說明。回到故鄉，這種快樂是沒有了，北京雖有市場里書攤，但情趣很不相同，有些朋友完全放棄了新的方面，回過頭來鑽到琉璃廠的古書堆中去，雖然似乎轉變得急，又要多花錢，不過這也是難怪的，因為在北平實在只有古書還可買，假如人有買書的癮，回國以後還未能幹凈戒絕的話。

去年六月我寫《日本管窺之二》，關於日本的衣食住稍有說明。我對於一部分的日本生活感到愛著，原因在於個人的性分與習慣，文中曾云：

我是生長於東南水鄉的人，那裡民生寒苦，冬天屋內沒有火氣，冷風可以直吹進被窩來，吃的通年不是很鹹的腌菜也是很鹹的腌魚，有了這種訓練去過東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會不合適的。

還有第二的原因，可以說是思古之幽情。文中云：

我那時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義必含有復古思想在裡邊，我們反對清朝，覺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況更早的東西。

為了這個理由我們覺得和服也很可以穿，若袍子馬褂在民國以前都作胡服看待，在東京穿這種衣服即是奴隸的表示，弘文書院照片里（裡邊也有黃軫胡衍鴻）前排靠邊有楊皙子的袍子馬褂在焉，這在當時大家是很為駭然的。我們不喜歡被稱為清國留學生，寄信時必寫支那，因為認定這摩訶脂那，至那以至支那皆是印度對中國的美稱，又《佛爾雅》八，釋木第十二云：「桃曰至那你，漢持來也。」覺得很有意思，因此對於支那的名稱一點都沒有反感，至於現時那可憐的三上老頭子要替中國正名曰支那，這是著了法西斯的悶香，神識昏迷了，是另外一件笑話。關於食物我曾說道：

吾鄉窮苦，人民努力吃三頓飯，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螄當菜，故不怕咸與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無論什麼都不大成問題。有些東西可以與故鄉的什麼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國某處的什麼，這樣一想也很有意思。如味噌汁與乾菜湯，金山寺味噌與豆板醬，福神漬與醬咯噠（咯噠猶骨朵，此言醬大頭菜也），牛蒡獨活與蘆筍，鹽鮭與勒鯗，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納豆即咸豆豉，澤庵漬即福建的黃土蘿蔔，蒟蒻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Sashimi）即廣東的魚生，壽司（Sushi）即古昔的魚鮓，其製法見於《齊民要術》，此其間又含有文化交通的歷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集自較豐盛，但其清淡則如故，亦仍以菜蔬魚介為主，雞豚在所不廢，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膩也。

谷崎氏文章中很批評東京的食物，他舉出鯽魚的雀燒（小鯽魚破背煮酥，色黑，形如飛雀，故名）與疊（小魚晒乾，實非沙丁魚也）來做代表，以為顯出脆薄，貧弱，寒乞相，毫無腴潤豐盛的氣象，這是東京人的缺點，其影響於現今以東京為中心的文學美術之產生者甚大。他所說的話自然也有一理，但是我覺得這些食物之有意思也就是這地方，換句話可以說是清淡質素，他沒有富家廚房的多油多團粉，其用鹽與清湯處卻與吾鄉尋常民家相近，在我個人是很以為好的。假如有人請吃酒，無論魚翅燕窩以至熊掌我都會吃，正如大蔥卵蒜我也會吃一樣，但沒得吃時決不想吃或看了人家吃便害饞，我所想吃的如奢侈一點還是白鯗湯一類，其次是鰵（鄉俗讀若米）魚鯗湯，還有一種用擠了蝦仁的大蝦殼，砸碎了的鞭筍的不能吃的「老頭」（老頭者近根的硬的部分，如甘蔗老頭等），再加乾菜而蒸成的不知名叫什麼的湯，這實在是寒乞相極了，但越人喝得滋滋有味，而其有味也就在這寒乞即清淡質素之中，殆可勉強稱之曰俳味也。

日本房屋我也頗喜歡，其原因與食物同樣的在於他的質素。我在《管窺之二》中說過：

我喜歡的還是那房子的適用，特別便於簡易生活。

下文又云：

四席半一室面積才八十一方尺，比維摩斗室還小十分之二，四壁蕭然，下宿只供給一副茶具，自己買一張小几放在窗下，再有兩三個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幾前讀書寫字，前後左右皆有空地，都可安放書捲紙張，等於一大書桌，客來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擁擠，倦時隨便卧倒，不必另備沙發，深夜從壁櫥取被攤開，又便即正式睡覺了。昔時常見日本學生移居，車上載行李只鋪蓋衣包小几或加書箱，自己手提玻璃洋油燈在車後走而已。中國公寓住室總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無多餘地，令人感到局促，無安閑之趣。大抵中國房屋與西洋的相同都是宜於華麗而不宜於簡陋，一間房子造成，還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當的器具陳設不能算完成，日本則土木功畢，鋪席糊窗，即可居住，別無一點不足，而且還覺得清疏有致。從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鍋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館的樸素的一室內憑窗看山，或著浴衣躺席上，要一壺茶來吃，這比向來住過的好些洋式中國式的旅舍都要覺得舒服，簡單而省費。

從別方面來說，他缺少闊大。如谷崎潤一郎以為如此紙屋中不會發生偉大的思想，萩原朔太郎以為不能得到圓滿的戀愛生活，永井荷風說木造紙糊的家屋裡適應的美術其形不可不小，其質不可不輕，與鋼琴油畫大理石雕刻這些東西不能相容。這恐怕都是說得對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事實是如此，日本人縱使如田口卯吉所說日日戴大禮帽，反正不會變成白人，用洋灰造了文化住宅，其趣味亦未必遂勝於四席半，若不佞者不幸生於遠東，環境有相似處，不免引起同感，這原只是個人愛好，若其價值是非那自可有種種說法，並不敢一句斷定也。

日本生活里的有些習俗我也喜歡，如清潔，有禮，洒脫。洒脫與有禮這兩件事一看似乎有點衝突，其實卻並不然。洒脫不是粗暴無禮，他只是沒有宗教與道學的偽善，沒有從淫逸發生出來的假正經。最明顯的例是對於裸體的態度。藹理斯在《論聖芳濟及其他》（St．Francisandothers）文中有云：

希臘人曾將不喜裸體這件事看作波斯人及其他夷人的一種特性，日本人——別一時代與風土的希臘人——也並不想到避忌裸體，直到那西方夷人的淫逸的怕羞的眼告訴了他們。我們中間至今還覺得這是可嫌惡的，即使單露出腳來。

他在小注中引了時事來證明，如不列顛博物院閱覽室不準穿鏤空皮鞋的進去，又如女伶光腿登台，致被檢察，結果是謝罪於公眾，並罰一巨款雲。日本現今雖然也在竭力模仿文明，有時候不許小說里親嘴太多，或者要叫石像穿裙子，表明官吏的眼也漸漸淫逸而怕羞了，在民間卻還不盡然，浴場的裸體群像仍是「司空見慣」，女人的赤足更不足希奇，因為這原是當然的風俗了。中國萬事不及英國，只有衣履不整者無進圖書館之權，女人光腿要犯法，這兩件事倒是一樣，也是很有意思的。不，中國還有纏足，男女都纏，不過女的裹得多一點，縛得小一點，這是英國也沒有的，不幸不佞很不喜歡這種出奇的做法，所以反動的總是讚美赤足，想起兩足白如霜不著鴉頭襪之句，覺得青蓮居士畢究是可人，不管他是何方人氏，只要是我的同志就得了。我常想，世間鞋類裡邊最美善的要算希臘古代的山大拉（Sandala），閑適的是日本的下馱（Geta），經濟的是中國南方的草鞋，而拖鞋之流不與也。凡此皆取其不隱藏，不裝飾，只是任其自然，卻亦不至於不適用與不美觀。不佞非拜腳狂者，如傳說中的辜湯生一類，亦不曾作履物之搜集，本不足與語此道，不過鄙意對於腳或身體的別部分以為解放總當勝於束縛與隱諱，故於希臘日本的良風美俗不能不表示讚美，以為諸夏所不如也。希臘古國恨未及見，日本則幸曾身歷，每一出門去，即使別無所得，只見憧憧往來的都是平常人，無一裹足者在內，令人見之愀然不樂，如現今在北平行路每日所經驗者，則此事亦已大可喜矣。我前寫《天足》一小文，於今已十五年，意見還是仍舊，真真自愧對於這種事情不能去找出一個新看法新解釋來也。

上文所說都是個人主觀的見解，蓋我只從日本生活中去找出與自己性情相關切的東西來，有的是在經驗上正面感到親近者，就取其近似而更有味的，有的又反面覺到嫌惡，如上邊的裹足，則取其相反的以為補償，所以總算起來這些東西很多，卻難有十分明確的客觀解說。不過我愛好這些總是事實。這都是在東京所遇到，因此對於東京感到懷念，對於以此生活為背景的近代的藝文也感覺有興趣。永井荷風在《江戶藝術論》第一篇浮世繪之鑒賞中曾有這一節話道：

我反省自己是什麼呢？我非威耳哈倫（Verhaeren）似的比利時人而是日本人也，生來就和他們的運命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也。戀愛的至情不必說了，凡對於異性之性慾的感覺悉視為最大的罪惡，我輩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勝不過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訓的人類也，知道「說話則唇寒」的國民也。使威耳哈倫感奮的那滴著鮮血的肥羊肉與芳醇的蒲桃酒與強壯的婦女之繪畫，都於我有什麼用呢。嗚呼，我愛浮世繪。苦海十年為親賣身的游女的繪姿使我泣。憑倚竹窗茫然看著流水的藝妓的姿態使我喜。賣宵夜面的紙燈寂寞地停留著的河邊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鵑，陣雨中散落的秋天樹葉，落花飄風的鐘聲，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無常無告無望的，使人無端嗟嘆此世只是一夢的，這樣的一切東西，於我都是可親，於我都是可懷。

永井氏是在說本國的事，所以很有悲憤，我們當作外國藝術看時似可不必如此，雖然也很贊同他的意思。是的，卻也不是。生活背景既多近似之處，看了從這出來的藝術的表示，也常令人有《瘞旅文》的「吾與爾猶彼也」之感。大的藝術里吾爾彼總是合一的，我想這並不是老托爾斯泰一個人的新發明，雖然御用的江湖文學不妨去隨意宣傳，反正江湖訣（Journalism）只是應時小吃而已。還有一層，中國與日本現在是立於敵國的地位，但如離開現時的關係而論永久的性質，則兩者都是生來就和西洋的運命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也，日本有些法西斯中毒患者以為自己國民的幸福勝過至少也等於西洋了，就只差未能吞併亞洲，稍有愧色，而藝術家乃感到「說話則唇寒」的悲哀，此正是東洋人之悲哀也，我輩聞之亦不能不惘然。木下杢太郎在他的《食后之歌》序中云：

在雜耍場的歸途，戲館的歸途，又或常盤木俱樂部，植木店的歸途，予常嘗此種異香之酒，耽想那卑俗的，但是充滿眼淚的江戶平民藝術以為樂。

我於音樂美術是外行，不能了解江戶時代音曲板畫的精妙，但如永井、木下所指出，這裡邊隱著的哀愁也是能夠隱隱的感著的。這不是代表中國人的哀愁，卻也未始不可以說包括一部分在內，因為這如上文所說其所表示者總之是東洋人之悲哀也。永井氏論木板畫的色彩，雲這暗示出那樣暗黑時代的恐怖與悲哀與疲勞。俗曲里禮讚戀愛與死，處處顯出人情與禮教的衝突，偶然聽唱義太夫，便會遇見紙治，即是這一類作品。日本的平民藝術彷彿善於用優美的形式包藏深切的悲苦，這是與中國很不同的。不過我已聲明關於這些事情不甚知道，中國的戲尤其是不懂，所以這只是信口開河罷了，請內行人見了別生氣才好。

我寫這篇小文，沒有能夠說出東京的什麼真面目來，很對不起讀者，不過我藉此得以任意的說了些想到的話，自己倒覺得愉快，雖然以文章論也還未能寫得好。此外本來還有些事想寫進去的，如書店等，現在卻都來不及再說，只好等將來另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