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管窺之三

此刻現在自己伸出嘴來談中日事情，有點像樊遲樊噲的小兄弟一樣，實實是「樊惱自取」。可是不相干，我還想來說幾句話。這並不是像小孩玩火，覺得因危險而好玩，也當然不是像法師振錫，想去醒迷警頑。我只是看到別人的幾句文章，略略有點意思想隨便說說罷了。胡適之室伏高信二君的兩篇大文都在報上讀過了，兩篇都寫得很好，都說得很有道理，我也很佩服，但是引起我的感想的卻不是這個。我所說的是一個在東京的留學生真君十一月二十四日寫來的私信，其中有云：

「前日隨東師觀早大演劇博物館，初期肉筆浮世繪展，昨又隨其赴上野帝室博物館開美術館之現代板畫展等，東師一一賜為詳細說明，引起無限的興趣。同時益覺得今日的日本可敬可畏，而過去的日本卻實在更可愛。江戶今雖已成東京，但仍極熱望能在此多住幾年，尤望明年先生也能來東京，則更多賜教啟發的機會了。然而這些希望看來似乎都很渺茫也。」

這裡我忽然想起了清末的兩個人，黃遵憲與葉昌熾。黃君著的《人境廬詩草》卷八有《馬關紀事》五首，顯然是光緒乙未年所作，其一云：

「既遣和戎使，翻貽驕倨書。改書追玉璽，絕使復軺車。唇齒相關誼，干戈百戰余。所期捐細故，盟好復如初。」黃君雖然曾著《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志》，在中國是最早也最深地了解日本的人，但在中日戰爭的甲午的次年就敢於這樣說，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膽識。葉君詩文集外著有《語石》，最有名，歿后出版的《緣督廬日記鈔》卷八記庚子六月間事有兩則云：

「初九日，茝南來久談，雲日本使臣及統兵官因待中國太厚為其國主撤歸，此必各國有責言，不能不自掩其同洲之跡，然而中國苦矣。

初十日，昨茝南雲，慶邸同京往晤各國使臣，日使教之雲，為中國計，第一請停戰，第二急派兵剿義和團，無令他國代剿，失自主之權。畿輔州邑得不致大遭蹂躪者，此兩言之力也。為我謀不可謂不忠，宜各國之有後言也。」

這裡所記的是否事實我不能知道，或者茝南所談原只是道聽途說亦未可知，不過那都沒有什麼關係，所可注意的是葉君在庚子那時對於日本的態度。這種態度大約也不只葉君一人，有茞南等人輾轉相傳地來說，可知這空氣傳播得頗廣，葉君卻把它表示出來罷了。

從庚子到現今乙亥又是三十五年了，突然聽到了真君的話，很有點出於意外。真君本來是頗愛人境廬的詩的，所以意見與黃君相近吧？但是這裡有點不同，黃葉二君親日的意見大抵以政治為立腳點，而真君則純是文化的，這是我所很感到興趣的地方。說到親日，我在這裡不免要來抄錄一篇小文，對於這個名詞略加說明：

「中國的親日派，同儒教徒一樣，同樣的為世詬病，卻也同樣的並沒有真實的當得起這名稱的人。

中國所痛惡的，日本所歡迎的那種親日派，並不是真實的親日派，不過是一種牟利求榮的小人，對於中國，與對於日本，一樣有害的，一面損了中國的實利，一面損了日本的光榮。

我們承認一國的光榮在於他的文化--學術與藝文，並不在他的屬地利權或武力，而且這些東西有時候還要連累了缺損他原有的光榮。（案如歐戰時德國文學家霍普忒曼，非洲戰爭時義國科學家馬爾可尼，各為本國辯解，說好些可笑的話。）

中國並不曾有真的親日派，因為中國還沒有人理解日本國民的真的光榮，這件事只看中國出版界上沒有一冊書或一篇文講日本的文藝或美術，就可知道了。日本國民曾經得到過一個知己，便是小泉八雲（Lafcadio?Hearn），他才是真的親日派。中國有這樣的人么？我慚愧說，沒有。此外有真能理解及紹介英德法俄等國的文化到中國來的真的親英親德等派么？誰又是專心研究與中國文化最有關係的印度的人呢？便是真能了解本國文化的價值，真實的研究整理，不涉及復古與自大的，真的愛國的國學家，也就不很多吧。

日本的朋友，我要向你道一句歉，我們同你做了幾千年的鄰居，卻舉不出一個人來，可以算是你真的知己。但我同時也有一句勸告，請你不要認不肖子弟的惡友為知己，請你拒絕他們，因為他們只能賣給你土地，這卻不是你的真光榮。」

此文系民國九年所寫，題曰「親日派」，登在當時《晨報》「第七版」上，因為還沒有所謂副刊。這已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文章的那樣寫法與有些意思現在看來覺得有點幼稚，十幾年中事實也稍有變更了，這裡所說的話未必能算全對，不過對於親日的解說我還是那麼想，所以引用了。所謂親日應該是Nipponophilos一語的翻譯，是愛日本者，也可以說是日本之友，而友誼又與親族關係不同，他不會去附和械鬥，也不講酒食徵逐，只因相知遂生情意，個人與民族雖大小懸殊，情形卻無二致。

世界上愛日本者向來以小泉八云為代表，近來又加添了一個葡萄牙人摩拉藹思（W.deMoraes）。此外如法國的古修（P.L.Couchoud）等大約還不少，不過在日本沒有翻譯，所以不大知道。小泉八雲的全集已有日譯，原書又是英文，大家見到的很多，摩拉藹思的著作今年有兩種譯成日本文即《日本的精神》與《德島的盆踴》。講到專門的研究，文學方面不及張伯倫，美術方面不及菲納羅沙與龔枯爾，他們只對於日本一般的文化與社會情形感到興趣，加為讚賞，因為涉及的範圍廣大，敘說通俗，所以能得到多數的讀者，但因此也不免有淺薄的缺點。

還有一層，「西洋人看東洋總是有點浪漫的，他們的詆毀與讚歎都不甚可靠，這彷彿是對於一種熱帶植物的失望或滿意，沒有什麼清白的理解根據，有名如小泉八雲也還不免有點如此。」這是十年前所說的話，到現在也是這樣想。小泉八雲的文章與思想還有他的美，摩拉藹思的我更覺得別無特色，或者一半因為譯文的無味的緣故亦未可知。他們都不免從異域趣味出發，其次是濃厚的宗教情緒，這自然不會是希伯來正宗的了，他們要來了解東洋思想，往往戴上了泛神的眼鏡，或又固執地抓住了輪迴觀，憑空看出許多幻影來。日本原來也是富於宗教情緒的民族，卻未必真是耽溺於靈魂與輪迴的冥想，如基督教人之所想像。如小泉八雲著《怪談》中的《蚊子》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末尾云：

「假如我要被判定去落在食血餓鬼道中，那麼我願意有這機會去轉生在墳前的那些竹花瓶里，將來我可以從那裡偷偷地出來，唱著我的細而且辣的歌，去咬我所認識的人。」

這說得很有風趣，但在上文說如東京想要除滅蚊子，須得在寺里墓場里的一切花瓶的水上註上石油，因為這裡邊能發育蚊子，但是這斷不可能，不特破壞了祖先崇拜之詩美，而且戒殺生的宗教與敬祖的孝心也決不能奉命云云，如當作詩人自己奇怪的意境看固亦無妨，但若是算作實寫日本的情形則未免是謬誤之一例了。

中國人論理可以沒有這些毛病，因為我們的文化與日本是同一系統，儒釋道三種思想本是知道的，那麼這裡沒有什麼隔閡，了解自然容易得多。十五年前說中國還沒有講日本文學的書，現在也是有了，世上難得再有小泉八雲那樣才筆，但是不下於他的理解總是可能的，所以這件事似乎看下去很可以樂觀。

我嘗說過，日本與中國在唐朝的往來真是人類史上最有光榮的事，純是文化的友誼的使節，一點都沒有含著不純的動機，只有在同時代的中國與印度的往來可以相比，在外國絕對找不出一個類似的例來，羅馬與希臘的文化的關係不可謂不密切，那卻是從侵略來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中國對於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很遠地種下了，可是「緣」卻不好，這多少年來政治上的衝突成了文化接觸的極大障礙，所以從又一方面看去樂觀是絕無根據。在這個時候聽見真君的幾句話，確是空谷足音，不能不令人瞿然驚顧了。

要了解別國的文化可是甚不容易的事。從前我說文化大抵只以學術與藝文為限，現在覺得這是不對的。學術藝文固然是文化的最高代表，而低的部分在社會上卻很有勢力，少數人的思想雖是合理，而多數人卻也就是實力。所以我們對於文化似乎不能夠單以文人學者為對象，更得放大範圍來看才是。前日讀谷崎潤一郎的新著小說《武州公秘話》，卷二記桐生輝勝十三歲時在牡鹿城為質，藥師寺軍圍城，輝勝夜登小樓觀女人們裝飾所斬獲的首級事，我覺得很有意思。老女最初說明道：

「近來幾乎每天晚上都從自己的隊伙中叫去五六個人，把斬獲的敵人的首級拿來與首級簿對勘，換掛首級牌，洗濯血跡，去辦這些差使。首級這東西，若是無名的小兵的那或者難說，否則凡是像點樣子的勇士的頭，那就都是這樣的好好地弄乾凈了，再去供大將的查檢。所以都要弄得不難看，頭髮亂了的給他重新梳好頭，染牙齒的重新給染過，偶然也有首級要給他薄薄地搽點粉。總之竭力地要使那人保存原來的風貌與血氣，與活著的時候彷彿。這件事叫做裝飾首級，是女人所做的工作。」隨後紀述這工作的情形云：

「人數正是五個。這裡邊的三個女人都有一個首級放在前面，其餘的兩個女人當作助手。第一個女人舀起半勺熱水來倒在木盆里，叫助手幫著洗那首級。洗了之後把這個放在首級板上，遞給第二個人。這個女人接了過來，給他梳發挽髻。第三個女人就在首級上掛上牌子。工作是這樣的順著次序做下去。最後，這些首級都放在三個女人後面的長的大木板上，排列作一行。」關於梳頭又詳細地描寫道：

「從左端的女人手裡遞過乾乾淨淨地揩去了血跡的一個首級來時，這女人接受了，先用剪刀剪斷了髻上的頭繩，隨後愛撫似地給他細心地梳發，有的給搽點香油，有時給剃頂搭，（案日本維新前男子皆蓄髮結髻，唯腦門上剃去一部分如掌大。）有時從經機上取過香爐來，拿頭髮在煙上薰一回，於是右手拿起新的頭繩，將一頭咬在嘴裡，用左手將頭髮束起，正如梳頭婆所做一樣，把髻結了起來。」又云：

「那些女人們要不失對於死者的尊敬之意，無論什麼時候決不粗暴地動作。她們總是儘可能的鄭重地，謹慎地，和婉地做著。」

谷崎的意思是在寫武州公的性的他虐狂，這裡只是說他那變態的起源，但是我看了卻是覺得另外有意思，因為我所注意的是裝飾首級中的文化。我們平常知道日本話里有「首實檢」（Kubi?Jikken）一字，意義是說檢查首級，夏天挑買香瓜西瓜，常說是檢查首級似的。這是戰國時代的一種習慣，至今留在言語里，是很普通的話，而裝飾首級則即是其前一段，不過這名稱在現今已是生疏了。

今年同學生們讀松尾芭蕉的紀行文《奧之細道》，有記在小松的太田神社觀齋藤實盛遺物盔與錦袍一節，在這裡也聯想起來。實盛於壽永二年（1183年，宋孝宗淳熙十年）隨平維盛往征木曾義仲，筱原之戰為手冢光盛所殺，時年七十三，恐以年老為人所輕，故以墨染鬚髮，首級無人能識，令樋口兼光視之，始知其為實盛，經水洗白髮盡出，見者皆感泣，義仲具祈願狀命兼光送遺物納於太田神社。芭蕉詠之曰：

Muzan?yana，Kabuto?no?shita?Do?Kirigirisu!?（大意雲，傷哉，盔底下的蟋蟀呀!原系十七音的小詩，意多於字，不易翻譯。）十四世紀的謠曲中有《實盛》一篇，亦以此為材料，下半本中一段云：

「且說筱原的爭戰既了，源氏的手冢太郎光盛，到木曾公的尊前說道，光盛與奇異的賊徒對打，取了首級來。說是大將，又沒有隨從的兵卒，說是武上，卻穿著錦戰袍。叫他報名來，也終沒有報名，聽他說話乃是坂東口氣。木曾公聽了，阿呀那可不是長井的齋藤別當實盛么？若是如此，鬚髮都該皓白了，如今卻是黑的，好不奇怪。樋口次郎想當認識，叫他到來。樋口走到一眼看去，唉唉傷哉，那真是齋藤別當也。實盛常說，年過六十齣陣打仗，與公子小將爭先競勝，既失體統，而且被稱老將，受人家的輕侮，更是懊惱，所以該當墨染鬚髮，少年似的死於戰場。平常這樣地說，卻真是染了。且讓我洗了來看。說了拿起首級，離開尊前，來到池邊，柳絲低垂，碧波照影，正是

氣霽風梳新柳發，冰消浪洗舊苔須。

洗了一看，黑色流落，變成原來的白髮。凡是愛惜名聲的執弓之士都應當如是，唆唉真是有情味的人呀，大眾見了都感嘆流淚。」

以上雜抄數節，均足以看出所謂「武士之情」。這即是國民文化之一部分表現，我們平常太偏重文的一面，往往把這邊沒卻了，未免所見偏而不全。我近來有一種私見，覺得人類文化中可以分作兩部，其一勉強稱曰物的文化，其二也同樣勉強地稱曰人的文化。凡根據生物的本能，利用器械使技能發展，便於爭存者，即物的文化，如槍炮及遠等於爪牙之特別銳長，聽遠望遠等於耳鼻的特別聰敏，於生存上有利，而其效止在損人利己，故在文化上也只能說是低級的，與動物相比亦但有量的差異而非質的不同也。雖然並不違反自然，卻加以修改或節制，其行為顧慮及別人，至少要利己而不損人，又或人己俱利，以至損己利人，若此者為高級的，人的文化。今春在《耆老行乞》文中我曾這樣說：

「一切生物的求食法不外殺，搶，偷三者，到了兩條腿的人才能夠拿出東西來給別的吃，所以乞食在人類社會上實在是指出一種空前的榮譽。」

假如在非洲地方我們遇見一個白人全副文明裝束拿了快槍去打獵殺生，又有一個裸體黑人在路旁拿了他的煨蠐螬留過路的人共食，我們不能不承認這裡文明與野蠻正換了地位，古人所常常喜說的人禽之辨實在要這樣去看才對。

上面所引的各節因此可以看出意義，雖然也有人可以說，裝飾好了死人頭去請大帥賞鑒，正是封建時代殘忍的惡風，或者如茀來則（Frazer）氏所說的由於怕那死人的緣故，所以有飾終典禮吧，但是我總不是這樣想。無論對於牝鹿城或筱原的被害者，要不失對於死者的尊敬之意，這是一種人情之美，為動物的本能上所沒有的。固然有些殘忍的惡風與怕鬼的迷信也只是人類所有，在動物里不能發現，但那是動物以下的變態，不能與這相提並論。我常想人類道德中仁恕的位置遠在忠孝之上，所以在日本的武士道中我也很看重這「武士之情」，覺得這裡邊含有大慈悲種子，能夠開出頂好的花來，若主從之義實在關係的範圍很小，這個有如周末俠士的知己感，可以給別人保得家國，那個則是菩薩行願，看似微小，擴充起來卻可保天下度世人也。這回所談有點違反我平常習慣似地稍傾於理想亦未可知，但在我總是想竭力誠實地說，不願意寫看似漂亮而自己也並不相信的話。

總之我只想略談日本武士生活里的人情，特別舉了那陰慘可怕的檢查首級來做個例，看看在互相殘殺的當中還有一點人情的發露，這恐怕就是非常陰暗的人生路上的唯一光明小點吧。此刻現在還有真君那樣的人留意日本近代文明，真是很難得很可喜的。同時我還想請真君於文藝美術之外再跨出一步去向別的各方面找尋文化，以為印證，則所得一定更大，而文化上的日本也一定更為可愛了。

但是，要了解一國文化，這件事固然很艱難，而且，實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於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馳，但在現實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還簡直相反，這時候很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其實這是不足怪的。古今時異，一也，多寡數異，又其二也。天下可貴的事物本不是常有的，山陰道士不能寫黃庭，曲阜童生也不見得能講《論語》，研究文化的人想遍地看去都是文化，此不可得之事也。日本文化亦是如此，故非耐寂寞者不能著手研究，如或太熱心，必欲使心中文化與目前事實合一，則結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不佞嘗為學生講日本文學與其背景，常苦於此種疑問之不能解答，終亦只能承認有好些高級的文化是過去的少數的，對於現今的多數是沒有什麼勢力，此種結論雖頗暗淡少生氣，卻是從自己的經驗得來，故確是誠實無假者也。

廿四年十二月

[附記]

我為《國聞周報》寫了三篇《日本管窺》，第一篇收在《苦茶隨筆》里，第二篇收在《苦竹雜記》里，改名「日本的衣食住」，這是第三篇，卻改不出什麼好名字，所以保留原題。

廿五年五月編校時記。

《知堂回想錄·日本管窺》：「第三篇《管窺》作於是年十二月，後來收在《風雨談》內，題目仍舊是《日本管窺之三》，因為想不出扼要的別的題目，故乃用原名。這裡覺得講一國的文化，特別是想講它的國民性，單以文學為範圍去尋討它，這是很錯誤的，不然也總是徒勞的事。……彷彿在這裡找到了一點線索，可是那時抓著的也只是從書本子來的舊話，什麼武士道里的人情，實在也是稀有的傳說，在現代斷乎是無從找到的了。那麼這篇文章也是徒勞的廢話，可以說是失敗的了，但是離開了舊路，有意思去另找線索，似乎是在破承題之下已經寫了『且夫』二字，大有做起講之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