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的教訓
今天站在書架前面想找一本書看,因為近來沒有什麼新書寄來,只好再找舊的來炒冷飯。眼睛偶然落在森鷗外的一本翻譯集《蛙》的上面,我說偶然卻也可以說不偶然,從前有友人來寄住過幾天,他總要了《蛙》去讀了消遣,這樣使我對於那蛙特別有點記憶。那友人本來是醫生,卻很弄過一時文學,現在又回到醫與自然科學里去了。我拿出《蛙》來翻看,第一就是鷗外的自序,其文云:
「機緣使我公此書於世。書中所收,皆譯文也。吾老矣,提了翻譯文藝與世人相見,恐亦以此書為終了罷。
書名何故題作蛙呢?只為布洛凡斯的詩人密斯忒拉耳(Mistral)的那耳旁之蛙偶然蹲在卷頭而已。
但是偶然未必一定是偶然。文壇假如是忒羅亞之陣,那麼我也不知什麼時候已被推進於納斯妥耳(Nester)的地位了。這地位並非久戀之地。我繼續著這蛙的兩棲生活今已太久矣。歸歟,歸歟,在性急的青年的鐵椎沒有落到頭上的時節。己未二月。」
所云機緣是指大正八年(1919年)春間《三田文選》即三田文學彙編的刊行,《蛙》作為文選的別冊,次年六月再印成單行本,我所有的就只是這一種。據鷗外的兄弟潤三郎著《森林太郎傳》上說,在《蛙》以後刊行的書有《山房札記》,《天保物語》等二三種,都是傳記文學,只有一冊斯忒林堡的《卑立干》是戲劇譯本,到了大正十一年隨即去世,年六十一。
我讀這篇短序,覺得很好玩的是著者所表示的對於文壇的憤慨。明治四十年代自然主義的文學風靡一時,凡非自然主義的幾乎全被排斥,鷗外挨罵最甚,雖然夏目漱石也同樣是非自然派,不知怎地我卻只記得他在罵人而少被人罵。
那時我們愛談莫泊桑、左拉,所以對於日本的自然主義自然也很贊成的,但是議論如「露骨的描寫」等雖說得好,創作多而不精,這大約是模仿之弊病也未可知,除《棉被》外我也不曾多讀,平常讀的書卻很矛盾地多是鷗外漱石之流。祖師田山花袋後來也轉變了。寫實的《田舍教師》我讀了還喜歡,以後似乎又歸了佛教什麼派,我就簡直不瞭然了。
文壇上風氣雖已變換,可是罵鷗外似乎已成了習慣,直到他死時還有新潮社的中村武羅夫謾罵一陣,正如坪內逍遙死後有文藝春秋社的菊池寬的謾罵一樣。為什麼呢?大約總是為了他們不能跟了青年跑的緣故吧。其實叫老年跟了青年跑這是一件很不聰明的事。
野蠻民族裡老人的處分方法有二,一是殺了煮來吃,一是幫同婦稚留守山寨,在壯士出去戰征的時候。叫他們去同青年一起跑,結果是氣喘吁吁地兩條老腿不聽命,反遲誤青年的路程,抬了走做傀儡呢,也只好嚇唬鄉下小孩,總之都非所以「敬老」之道。老年人自有他的時光與地位,讓他去坐在門口太陽下,搓繩打草鞋,看管小雞鴨小兒,風雅的還可以看板畫寫魏碑,不要硬叫子媳孝敬以妨礙他們的工作,那就好了。
有些本來能夠寫寫小說戲曲的,當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說話,後來把握住了一種主義,文藝的理論與政策弄得頭頭是道了,創作便永遠再也寫不出來,這是常見的事實,也是一個很可怕的教訓。日本的自然主義信徒也可算是前車之鑒,雖然比中國成績總要好點。把靈魂賣給魔鬼的,據說成了沒有影子的人,把靈魂獻給上帝的,反正也相差無幾。不相信靈魂的人庶幾站得住了,因為沒有可賣的,可以站在外邊,雖然罵終是難免。
鷗外是業醫的,又喜歡弄文學,所以自稱兩棲生活,不過這也正是他的強處,假如他專靠文學為生,那便非跟了人家跑不可,如不投靠新潮社也須得去鑽博文館矣。章太炎先生曾經勸人不要即以學問為其職業,真真是懂得東方情事者也。
二十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