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內閣正式改組,張志潭代表直系,王乃斌代表奉系,在靳內閣分別接掌內務及農商。舊交通系復起,周自齊、葉恭綽聯翩入閣,一掌財政,一接交通。外交總長顧惠慶接任,到部第一件公事是行文使節團,要求交出「安福十禍首」。
使節團召集會議,決定各自答覆。各國公使都照會外交部,說並未收留徐樹錚等人,唯獨日本公使館不復。於是外交部直接照會小幡,詢問曾否收留「禍首」?
小幡復照承認有其事,說是依照國際通例,予以政治庇護,隨後又進一步聲明,無論徐樹錚受何種刑事罪名之控訴,日本公使館都將拒絕引渡。
外交途徑走不通了,靳雲鵬決定抄「十禍首」的家。但除了日用器物以外,一無所獲。靳雲鵬一不做,二不休,將警察總監段鴻壽找了來,秘密交代了一番。段鴻壽又找部下秘密商量,設下一條毒計。
在日本兵營做客的「禍首」,伙食自理,中午、晚上都是由館子里送飯來,早晨由日本兵到前門一家小鋪買燒餅果子,充作點心。這天是梁鴻志先吃,一咬燒餅,舌頭髮麻,趕緊吐出來漱了口;再檢查燒餅,裡面有白色結晶物,找軍醫來檢驗,確定是砒霜。
於是買燒餅的日本兵,趕到前門一看,那家小鋪已經關門大吉。
果然出花樣了,證明段芝貴的警告,確有先見之明。經此刺激,大家都大罵靳雲鵬,唯有徐樹錚暗中下了決心,非離開使館區不可。
於是徐樹錚去找建川,坦率提出要求,請建川助他脫險。他已經想好一條夾帶的計策,只等建川同意,便即提出。如果不同意,這條計策,還可保留。
哪知建川的回答,既非同意,亦非拒絕,只說:「最近奉到司令官的命令,軍人行動要格外謹慎,所以這件事最好跟公使談一談。」
原來此時日本是號稱「平民宰相」的原敬登場,除陸、海、外三相外,其餘都是政黨出身,為日本自大正以來第一次出現的政黨內閣。原敬的手腕很高明,利用民眾的「過激思想」來對付軍部,頗為見效。除了「台灣總督」改由文官出任外,並打算撤銷參謀本部。陸軍的氣焰,大非昔比。所以在天津的日本駐屯軍司令南次郎少將,特別告誡部下謹慎。
「只要徵得公使的同意,司令官那面我來想辦法。」
基本是贊助與鼓勵的。徐樹錚便去見小幡,一改對建川有所保留的態度,首先提到康有為在復辟時,由美國公使伴同,由北京抵天津,轉乘外國輪船,抵達上海,他要求小幡亦能特別予以這樣的援助。
「如果可行,我樂於相助。只是在我們答覆貴國外交部的照會中已聲明兩點:第一,你們不得干預一切政治;第二,斷絕外面交通。如果我公然陪你到天津,是很明顯地違反了自己的諾言。貴國外交部提出交涉,我們很難解釋。」
「這樣說,我是絕不能離開貴使館的了。」
「如果你自己有辦法脫離,我們可以裝作不知道。」
這是暗示,只要不動用日本官方的力量,日本公使館不會加以干涉。徐樹錚心想,日本官方的路子走不通,不妨找日本的居留民。
於是想到一個朋友,此人叫加藤定吉,是日本憲政會的代議士,但在中國經商,在東交民巷開了一家專營雜貨的加藤洋行。當即向建川要求,希望能跟加藤作一次會晤。
就在這一次會晤中,商定了辦法。當然,建川的同意是必要的。
「要瞞過城門密探的耳目是絕不可能的,這個辦法雖笨,倒值得一試。」建川在聽取了徐樹錚的計劃以後說,「不過,必須先請示司令官。」
建川要求北京守備隊長鐮田中佐,親自到天津向南次郎報告。南次郎表示,如果出事,司令部決不承認事先知道計劃,一切責任要鐮田擔負。因為他是「北京守備隊」,有不使日本在北京的機關及僑民發生任何意外的全責。
正當鐮田躊躇不定之際,駐屯軍司令官的會計部門主管,名叫小野寺的「主計正」,悄然來訪。他說他是奉了南次郎的密令,特來相助。但有個條件,如果行藏敗露,需要鐮田出面,一肩擔承,與司令部毫不相干。
這就很明白了,如果這件事做成功,南次郎會記他一功。這個險是值得冒的,鐮田一口答應,又問小野寺如何相助。
「這要看你。」小野寺答說,「要人給人,要錢給錢。」
「要人。」鐮田用徵詢的語氣說,「能不能請你帶一件行李?」
「是怎麼樣的行李?」
「一隻柳條筐。」
小野寺想了一下,毅然同意:「可以。」
於是鐮田關照加藤定吉備一隻特大號的柳條筐,這是日本特有的行李箱,可分可合,分開來是兩個長方形的筐筐,一個尺寸稍大,但筐邊稍低,合在另一個筐上,用帶子捆緊,即成了一具箱子——這是精於崑腔的徐樹錚,從「打棍出箱」這齣戲上得來的靈感。他藏身其中,由兩名日本兵挑著,跟著掛了指揮刀的小野寺,由東交民巷出前門。
前門由段鴻壽派了密探,分班守候稽查。不管車輛行李,覺得可疑,即須打開來看。對於日本軍人的行李,雖不敢強制檢查,卻不妨問一問。
「請問,」有個會說日本話的密探,問小野寺,「這裡面是什麼?」
小野寺答話之前,先取一張名片遞了過去,上面印著三行字:第一行是「大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第二行是「主計正」;第三行是「陸軍中佐小野寺一男」。
「啊,啊!中佐。」密探問道,「是回天津?」
「是的。」小野寺指著柳條筐說,「我到正金銀行來領一筆現金。」
「是『老頭票』?」
「不光是鈔票,還有金條。」小野寺說,「你問得很詳細,是不是還要看一看?」
這名密探不敢做主,「巧到麥斗!」說了這句請等一等的日本話,用中國話跟他的首腦商議。
「既然他願意讓咱們檢查,不查白不查。查!」
那密探便轉臉說道:「如果中佐不介意,想請你打開來看一看。」
「好!」小野寺轉身望著天安門的方向,「風很大。衛兵所在哪裡?」
「喏!」密探指著城門洞說,「那兒就是。」
「我們到那裡去開箱子,免得西北風把鈔票吹跑了,發生責任問題。」
密探覺得他這話似乎有弦外之音,當即譯述給他的首腦聽,並且加上自己的意見:「倘或他說檢查以後,少了多少錢,要咱們賠,那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對!『矮子肚裡疙瘩多』,這小子,『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咱們不上他的當,叫他走吧!別查了。」
「不查了。」密探手向城外一伸,「請吧!」
於是小野寺大模大樣地出了前門,直奔車站。時間是扣准了的,將柳條筐抬上火車,旋即開行,直抵天津,由老龍頭車站轉往大沽口,上了日本輪船「花笑丸」,在船長室將柳條筐打開,徐樹錚面無人色,雙腿由於長時間蜷縮的緣故,已僵硬得無法動彈,按摩了好一陣,方能起立。
第二天「花笑丸」提前出港,南次郎方始打了個電報給鐮田:「行李已安抵天津。小幡公使前保守秘密。」
鐮田不理南次郎的叮囑,謁見小幡,率直陳明經過。事已如此,小幡只好急電東京,請求指示處置方針,複電是應該照會中國政府。
於是小幡親自擬了一個照會,譯文是:
「為照會事:收容於本館護衛隊兵營之徐樹錚氏,近來再三請求本公使,停止其保護,擬退出本公使館,曾經本公使切促其反省。茲據護衛隊長報告稱:該氏於十一月十四日之晚,尚確在兵營內,而十五日早晨,即不見其形跡。自系在十四日夜至十五日晨之間,單身逃出該所無疑等語。本公使當日收容該氏,系基於國際之道義,並無他意。當日曾將收容該氏之事實,照會貴國政府在案。茲復將該氏逃出本館之事實,照請貴國政府查照。須至照會者。」
外交部據情轉報,靳雲鵬便下令大索。徐樹錚的至親好友,都受到騷擾,始終不能發現徐樹錚的蹤跡。衛戍司令王懷慶,只得自請處分。接著貼出布告,將捉拿徐樹錚的賞格,由大洋五萬元,提高至十萬元。同時,外交部向日本公使館提出一件照會。
這當然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至於緝拿禍首,提高賞格,只博得了徐樹錚在「花笑丸」中的一首七律:
購我頭顱十萬金,真能忌我亦知音。
閉門大索宣嚴令,側帽清游放醉吟。
白日歌沉燕市築,滄波夢引海舟琴。
雲天不盡纏綿意,敢負平生報國心。
雖為逋客,壯志猶存。徐樹錚南下,為作捲土重來之計,因為東南的局勢,有了一番變化,在他看來是有機可乘。
變化是由於江蘇督軍李純的「自殺」。這個消息,震驚了北京。雙十節那天,李純大宴南京紳商各界,盡醉極歡,隔了兩天,忽然自殺了!這不顯得太過離奇?因此,靳雲鵬特派他的親信,就是財政部次長潘復,專程南下,調查內幕——果然有極深的內幕。
李純字秀山,天津人,出身北洋武備學堂,由小站淮軍營官,當到新軍第六鎮協統,是吳祿貞的副手。吳祿貞被刺,李純「扶正」。入民國后,鎮改為師,李純便是第六師師長。民國二年癸丑,由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凱違法進行五國大借款而爆發了「二次革命」。袁世凱派馮國璋、李純領兵南下「平亂」。從此,李純在北洋中歸入馮國璋的系統,為「長江三督」的翹楚。
到得馮國璋以副總統代理大總統,不得不辭江蘇督軍,李純便由江西調江蘇,成為東南重鎮。馮國璋一死,他隱然成為馮系的領導者,與曹錕有分庭抗禮之勢。直皖戰爭他是反段的,所以皖系失敗,「安福」解散,論功行賞,李純也升了官,接替倪嗣沖而為長江巡閱使,緊接著改稱為蘇皖贛巡閱使,職權與清朝的兩江總督相仿。
其時安福垮台,王揖唐所充任的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亦為徐世昌明令免除。馮系一向與西南接近,所以北方總代表改派李純擔任,事業如日中天,方當盛時,何以突然自殺?啟人疑竇者在此。
各方傳言,說李純之死,與他的部下齊燮元有關,此人籍隸天津附近寧河縣,與李純算是小同鄉。他本來是第六師第十二旅旅長,一向為李純所倚重,及至升了第六師師長,關係更加密切,公認為李純的心腹大將。
但也有人說,齊燮元工於心計,早有取李純而代之的異心。李純死後,秘不發喪,齊燮元布置了一天,才於十月十二日宣布「巡師祈望和平統一,自殺以促國人覺悟」,同時公布了李純的遺書,表示「痛心國事」。而這封遺書,傳說出於偽造。李純有個同鄉,仿他的書法,可以亂真,為齊燮元羅致在幕,李純的遺書,即出於此人的手筆。
至於齊燮元被懷疑的主要原因是,李純保薦齊燮元,以江寧鎮守使代理江蘇督軍,「懇請中央特簡實授」,並非生前的安排,僅是遺書中的表示。有人認為這是仿照當年李鴻章保薦袁世凱的故事。李鴻章為俄國人所凌逼,病歿北京賢良寺,遺書中保薦袁世凱,說「環顧海內人才,無出袁世凱之右者」,這實在不是李鴻章的本意,而是他的部屬如袁世凱的親家周馥等人,在代草遺書時加上去的。同樣,保薦齊燮元,亦非李純的本意。若有此意,為何生前並無表示?
當潘復未奉派到南京調查以前,京滬各大報的記者,紛紛出動採訪,所記「官方人士」的說法,亦顧有道理,若說「國事日非,遂萌厭世之念」,那是將北洋軍閥的人品,捧得太高了,連他們自己都不會有一個相信。不過,李純好名是事實。而在江蘇,聲譽大損,這是促成他自殺的一大動機。他在江西除了喜歡薦用親戚同鄉以外,對民政絕少干預。直皖戰起,一改常態,不待北京政府命令,擅調一貪污有據的俞某為財政廳廳長,又保薦王克敏為省長,大為江蘇士紳所反對。北京為了顧及民意,收回成命,改任王瑚為江蘇省省長。至於財政廳廳長,李純不肯讓步,他坦率表示,財政為軍事命脈,必須是他信任的人,才能確實控制餉源。這也是實話,北京政府便准他另行保薦。
這回保薦的是他在江西所收的乾兒子,姓文名龢,據說是文廷式一家。文龢隨義父到了江蘇,當的都是肥缺,先主煙酒公賣;后調兩淮鹽運使,名聲當然不會太好,所以江蘇士紳反對如故。省議員中有人提倡「蘇人治蘇」,所見太狹,不足重視。江蘇省教育會、上海縣商會等等人民團體的一通聯合通電:「徒以軍民有分治之名,無分治之實。軍費日漸增加,民政無由發展,倘財政再入軍署私人掌握,蘇民其何以堪?」言簡而意賅,非常有力,省議員且曾表示,如果北京政府一定用文龢,江蘇將以拒絕納稅,作為抵制。
此時的報紙,日日有攻擊李純的報道與評論,漸漸形成一種江蘇人對江蘇省政的主張,除了文龢在任不納稅以外,另外兩點是:「外債以蘇產作抵,蘇人不能承認」及「李純既如此跋扈,中央應明令解職」。
據說李純在看報以後,曾經痛哭,自道:「我在江蘇,撫躬自問,良心上對得起江蘇人。如今為了一個財政廳廳長,如此詆毀我的名譽,有何面目見人?」接著便命副官到機器局,將他交修的手槍,取了回來。這把手槍,便是他用來自戕之具,時間是在十月十二日凌晨四時許。
到得天明,齊燮元召集江蘇省省長王瑚、四省剿匪總司令陳調元等人,到督署開會。報告李純自殺,保薦他為督軍,同時公布了遺書。
遺書一共五封,一是道自殺的原因;二是對國事的期望;三、四是分別交代江蘇、安徽的政務——轄區本有江西,大概由於江西督軍陳光遠,在李純一發表為蘇皖贛巡閱使時,即有不受節制的表示,所以對江西政務的交代,獨付闕如。
第五封寫給他的胞弟李桂山,說「為官二十餘年,廉潔自持」,可是遺產有二百數十萬元。來源是「祖遺產」「一生所得薪公」及「實業經營所得」,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隸災賑,以四分之一捐助南開大學堂永久基本金;其餘半數,作為嫂弟合家養活之費」。像這樣能說出私財的具體數字及其來歷,似乎遺書又非他人所能偽造。究竟自殺的真相如何?唯有等「中央大員」到達,才有水落石出的可能。
潘復帶著隨員到達南京,由齊燮元陪著在行館中安頓略定,第一件事當然是到李純靈前行禮。
靈堂設在督軍公署西花廳,齊燮元派人代為預備了清香素果的祭品,上香行禮既畢,孝子磕頭答謝。李純的參謀長何思溥延賓到客座待茶。方在寒暄之際,只見四十來歲的一個中年人,頭戴白結子的青布小帽,身穿毛邊黑布薄棉袍,形容慘淡地走來,朝潘復面前跪下來就磕了一個響頭。
「不敢當,不敢當。」潘復急忙避開,問何思溥說,「這位是什麼人?」
「秀公的令弟桂山先生。」
既非孝子,何故行此大禮?潘復益覺不安,趕緊從側面去攙扶,口中說道:「請起來,請起來!有話好說。」
「先兄死得很慘。他一生愛惜名譽,不想落得如此下場,要請次長成全。」說完,又磕了一個頭,方始掩面哭著退了出去。
潘復與隨員們都是狐疑滿腹,何思溥便即說道:「齊督軍在籤押房敬候次長,請!」
潘復看出事有蹊蹺,齊燮元的話,看起來不宜令第三者與聞,當時便向隨員使了個眼色,一個人去會齊燮元。
籤押房中設著煙榻,齊燮元很客氣地說:「次長請升炕。」
潘復正要過癮,便道聲「多謝」,在上首躺下;齊燮元隔著煙燈,躺在對面相陪。有個長身玉立的丫頭,便端張小凳子,坐在煙榻前燒煙。潘復一面應酬主人,談談京中近況,一面抽煙,抽足了二十四筒上好「雲土」,癮已過足,向主人說道:「你請吧!」
「謝謝!我跟此物無緣。」齊燮元接著便向丫頭說,「你下去吧!不必在這裡侍候。」
顯然,一榻聚首,更無六耳,必是有極深的內幕相告。
「秀公死得很窩囊,」齊燮元說,「而且到死都不明白是怎麼死的,成了個俗語所說的糊塗鬼。」
「噢,流言一半證實了!果然不是自殺。」潘復問道,「出了什麼意外?」
「是讓馬弁打死的!」
潘復簡直震驚了!一蹶而起,睜大著眼問:「是謀逆的案子?」
「倒也不是謀逆。」齊燮元也坐了起來,低聲說道,「帷薄不修,大損秀公一世英名。我迫不得已,從權處置。請潘次長格外體諒,為死者留個面子。」
「自然,自然!只要辦得到,我一定效力。不過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唉!亦是多內寵之故。秀公有——」
李純有五個姨太太,灌溉不能遍及,以致廣田自荒,少不得有自願代耕的「勇士」。但想不到一月之中數數當值的一個寵妾,亦讓馬弁勾搭上了。
李純宿有定處,願召哪個姨太太侍寢,必定在晚餐以前,即已決定,從無中宵忽然相召,或者突然之間,不速而至。因此,偷歡的一妾一弁,膽子都很大,停眠整宿,放心酣睡。不道雙十節大宴士紳的那夜,李純醉中心血來潮,半夜裡闖到寵妾那裡去敲門。其時羅帳低垂,被翻紅浪,兩人一聽是李純的聲音,只當他已得知秘密,特來捉姦,嚇得魂不附體。
其實,李純已醉得昏頭昏腦,眼都不甚睜得開了。那馬弁如果悄悄溜走,亦就無事。只為心慌情急,一不做,二不休,開開門來,當胸一槍。李純立即栽倒,抽搐了一陣,雙腿一伸,人就不動了。
深夜槍聲,自然驚動了值宿的警衛,聞聲而集,一看便知是怎麼回事。那馬弁自然被捕,寵妾闖此大禍,心知不免,而且也沒臉見人,撿起馬弁的手槍想自戕,為人奪了下來,加以看管。
其時李純的正室與四名姨太太都已得報趕到,撫屍痛哭,亂成一團。有個老家人倒有些見識,向主母說道:「太太先別哭,辦大事要緊,督軍聲名要緊。應該怎麼辦,最好請鎮守使來商量。」
這話提醒了李太太。恰好齊燮元也趕到了,首先下令,督軍衙門裡裡外外,不準將這夜所發生的事故透露半點。第二天照常辦事,就如督軍健在一樣。倘或不遵命行事,稍有泄露,以軍法嚴辦。
先將消息封鎖住了,齊燮元才跟何思溥商量,決定偽造遺書,將李純的死因,說成憂心國事而自殺。
直到布置妥帖,齊燮元方始召集地方軍政要員,宣布李純已死,兇手已秘密處決。當行刑之前,督署有個紹興師爺,談起一樁故事——同治年間,浙江巡撫馬新貽調升兩江總督。當時淮軍代湘軍而興,「九師」曾國荃投閑置散,湘軍已憤憤不平,而馬新貽整飭軍紀,不留情面。湘軍認為他由同軍李鴻章的奧援,飛黃騰達,所以袒淮抑湘,非去之不可。於是買出一個兇手張文祥,在總督衙門旁邊的演武場下手行刺,一刀扎在左胸,馬新貽當場殉難。兇手張文祥被捕,迭經嚴訊,堅不吐實,最後糊裡糊塗結了案,張文祥凌遲處死,摘心致祭。
以昔例今,這個淫兇犯上的馬弁,也就不妨活生生挖出他的心來,作為李純靈前的祭品。至於自殺不成的姨太太,自然不能在李家。但下堂以後倒亦並未琵琶別抱,而是剪卻三千煩惱絲,遁入空門,青燈黃卷,懺悔宿業。
潘復聽罷,嗟嘆不絕。真相既明,回京復命。其時徐樹錚先到杭州遊說浙江督軍盧永祥,再轉福建活動,福建督軍李厚基與段系的關係甚深,同意徐樹錚在福州設立「建國軍制置府」,準備復起,抗曹破吳。這時段祺瑞武力統一全國的迷夢,已經醒了,打了個電報去,很懇切地勸阻。徐樹錚也就偃旗息鼓,悄然到達上海,預備跟很欣賞他的孫中山先生合作。
政局平靜后不久,直、奉兩方,漸起摩擦,奉系要角,不斷進京,奉天會館熱鬧非凡。最使得徐世昌擔心的是,榮任東三省巡閱使的張作霖,跟「北府」走得很近。
張作霖之與醇親王載灃發生關係,是由於張作霖受託代售在奉天的一處「皇莊」——皇家的私產,向來由內務府經管。張作霖派人辦妥了這件事,將全部價款,分文不少地匯交「北府」代轉。載灃隨即去函道謝,隨後又由內務府揀出兩樣古玩,用載灃的名義致送,作為酬庸。這兩樣古玩,一樣是一對乾隆五彩窯的花瓶,一樣是乾隆朝以畫得寵的董邦達所作的《淡月寒林圖》,上面有御制的題詠。東西雖不算太名貴,但出自內府,自為「殊榮」。所以張作霖特派張景惠跟著專差唐銘盛——一名三品銜的太監到京,專程道謝。張景惠還見了溥儀,亦獲「殊榮」,被賞了「紫禁城騎馬」。
直皖戰爭,張作霖進京。內務府大臣紹英奉命到車站迎接,張作霖曾表示要進宮請安。宮中特為預備了賞賜的物件,照賞「督撫」的品目以外,另外加上一把咸豐當年與恭親王在上書房講求刀法的「白虹刀」。
結果是白忙了一陣,張作霖並無此閑情點綴的工夫。不過兩個月以後,溥儀的七叔「濤貝勒」獲得了一個新頭銜:東三省巡閱使署高等顧問。接著,到奉天去了一趟。
宮中盲目樂觀的空氣,對徐世昌一廂情願的期望,以及和張景惠拜了把子的北府總管張文治之經常出入奉天會館,在在使得徐世昌不安,生怕又會醞釀出第二次的復辟事件。
懷著同樣感覺的,至少還有一個世續,他對「丁巳復辟」的興趣本就不大,近來則是越來越泄氣,他說:「就算復辟成功,對皇上也不會有什麼好處,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輕王公,一定會鬧出一場比辛亥年更大的亂子。就算王公不出亂子,這位皇上自己也保不了險,說不定給自己會弄出個什麼結局。」
作為清朝「太傅」的徐世昌,「協辦大學士」的世續,以及「世受國恩」的「勛臣子弟」、李鴻章親生的兒子李經邁等等,都認為應該早作綢繆,為溥儀籌一條根本的出路。當時有一班留學歸來的學者主張,溥儀的身份應視如歐洲失國的貴族,不宜再住國內。溥儀能夠到外國走一走,一方面呼吸呼吸自由民主的空氣,有助於他的頭腦清醒,不再迷戀帝制;一方面在外國留學,獲有專長,將來如果他願意回國,仍有機會做一番事業,得到社會的尊敬。徐世昌覺得這些話很有道理,跟「北府」商量,決定先請一位「洋師傅」,教溥儀念英文,學習歐洲貴族的禮儀,作為出洋留學的預備教育。
這位「洋師傅」物色到了,是出於李經邁的舉薦,經徐世昌出面代向英國公使館交涉,由清室正式聘請。此人的全名中譯是雷堪奈爾德·約翰·弗萊明·庄士敦,英國牛津大學出身的蘇格蘭人。他做過香港總督的秘書,後來調任英國租借地威海衛的行政長官,在華二十多年,說得極流利的一口中國話,在溥儀覺得比另兩位師傅——陳寶琛的福建官話和朱益藩的江西官話還好懂些。
對這位洋師傅,溥儀及太監們,起初多少是含著敵意的。但庄士敦教的是英文,作風卻完全漢化了,一樣稱溥儀為「皇上」,用《論語》「士志於道」這句話,起了個別號叫「志道」。他在西山櫻桃溝有一座別墅,請「御筆」寫了個「樂靜山齋」的匾額,上方正中有「宸翰之寶」一方圖章。他在城裡的住宅,是內務府替他在地安門租的一所四合院,一進門就可以看到四道「門封」,左面是「毓慶宮行走」「賞坐二人肩輿」;右面是「賜頭品頂戴」「賞穿帶嗉貂褂」。
獲賞頭品頂戴是庄士敦最得意的一件事,除了用漢文上表謝恩以外,特為做了一套袍褂,仙鶴補子珊瑚頂,站在「樂靜山齋」的宸翰之下,拍一張照片,廣贈親友。
庄士敦能蒙頭品頂戴,可以想象得到,溥儀對他的敵意早不存在,而且非常欣賞。事實上不僅欣賞,是到了著迷的程度,對庄士敦言聽計從。這當然會引起宮中太妃、師傅、太監及內務大臣的嫉視,而最令人不安的是溥儀的洋化。
養心殿鋪了地板,置了洋式傢具,溥儀做了英國毛呢的西服,一做十幾套,包括打高爾夫球所著的「燈籠褲」在內。服飾配備,諸如掛表、戒指、別針、袖扣、鞋罩、圍巾之類,一應俱全。喜歡吃西餐,聽英國兵營樂隊的演奏,還起了個英文名字,叫亨利。
這些改變已足令師傅和太妃們頭痛了,不想最後還發生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只為了庄士敦說了一句「中國人的辮子像豬尾巴」,溥儀將辮子剪掉了!
從民國二年開始,內務部就不斷行文「內務府」,希望旗人能剪辮子,紫禁城率先倡導。「內務府」便用各種理由保護辮子。其中之一是,辮子可作為進出紫禁城的標誌。當然,內務部不會要求溥儀也剪辮子,哪知庄士敦一句話,勝過內務部公文無數。溥儀一剪辮子,紫禁城的千把條辮子幾乎一掃而空,只有陳寶琛、朱益藩、紹英等少數大臣還保留著。
為此,太妃們痛哭過好幾場,師傅們一直哭喪著臉。不久,伴讀的三個人,溥儀的胞弟溥傑、「倫貝子」的兒子毓崇、「濤貝勒」的兒子溥佳,以「奉旨」為借口,亦都剪了辮子,剃了光頭。陳寶琛借題發揮,對毓崇冷笑一聲說:「把你的辮子賣給外國女人做假髮,你還可以得不少銀子呢!」
但是紫禁城裡有發言資格的人,卻不敢得罪始作俑者的庄士敦。因為庄士敦的在「毓慶宮行走」,意味著英國政府將會保護「小朝廷」。不過對庄士敦的戒心是越來越重了,有人甚至憂慮:「皇上會不會娶個洋婆子來當皇后?」
這年民國十年,照中國人的習慣,溥儀十六歲,到了「大婚」的年齡了。
立后是件大事。同、光兩朝,都為了立后發生意見,影響到大局,所以王公大臣對這件大事,無不表示關切,力主慎重。當然最關心的是宮中的太妃,都希望能像慈禧太后那樣,通過皇後來控制皇帝。
由於庄和太妃去世,只剩下三位太妃。其中榮惠太妃沒有什麼意見,所以對皇後人選爭執得最厲害的是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
敬懿太妃是同治的瑜妃,由於慈禧太后的遺詔,以溥儀繼承穆宗,兼祧德宗,所以敬懿太妃認為「立后」應該由她做主。
但是原為光緒瑾妃的端康太妃,卻毫不買賬。主要的是袁世凱曾經干涉過小朝廷的「內政」,指定端康為四妃之首,主持宮中一切事務。這情形就像「太上皇帝」指定某妃攝領「中宮」一樣,理直氣壯。敬懿雖很能幹,八國聯軍進北京時,紫禁城由日本兵看守。她跟慶王奕劻內外相維,宮中居然匕鬯不驚,供應無缺,頗為慈禧太后所嘉許。無奈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大權既早為瑾妃所得,亦只得委屈。好不容易遇著這樣一個名正言順的機會,自然不肯放鬆,非爭到不可。
一個名正言順,一個理直氣壯,彼此相持不下,將載灃夾在中間,左右為難,苦不堪言。最後只好採取折中的辦法,由溥儀自己挑選。
本來立后的程序,開始亦只是在秀女中物色,同、光兩朝皆由太後主持,初選與複選,中意的留下,淘汰的便將載有旗分、父兄姓名職銜、本人年歲的「綠頭簽」抽出,名為「撂牌子」,一撂再撂,到後來,剩下四個人時,才由皇帝親自選定,將一柄如意遞了過去,便是皇后;選為妃子的,便賞一個荷包。
到了小朝廷,選秀女的制度,早就不存在了。立后亦未便將人家的閨女排成一排,當面挑選。變通辦法是拿照片來挑。
照片一共四張,都是全身,所以臉很小,不容易分辨妍媸,溥儀亦不覺得這件事是如何的重要,隨隨便便挑了一張,在照片背後,用鉛筆畫上一個圈。
這個姑娘才十三歲,姓額爾德特氏,名叫文綉,又名惠心,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於是端康太妃表示反對,說文綉家境貧寒,長得也不體面,不如她看中的那個姑娘,既富且美,硬叫王公大臣勸溥儀重選。
端康所屬意的是滿洲的正白旗郭布羅氏榮源的女兒,名叫婉容,字慕鴻,跟溥儀同歲,長得確是很美,而且是一張富態的圓臉,很像個皇后的樣子。
溥儀可有可無重新圈選了一次。這一來敬懿自然要出面相爭了,但卻爭不過端康。主要的原因是,榮源是宗室毓朗的女婿,而毓朗與「濤貝勒」的關係很深,一起當過「軍咨府大臣」。加以榮源有錢,太監得了他的好處,都勸敬懿不必再爭。最後終於取得了妥協,由榮惠太妃出面調停。
「既然皇上圈過文綉,她也就不能再嫁別人了,選為妃子吧。」
這已是「宣統十四年」——民國十一年春天的話了。議婚一事,前後經過一年之久,及至定局,緊接著就是籌備「大婚」。
在同、光兩朝,這是內務府與太監發財的機會。當時籌措婚費,搜括到各省,督撫私人皆有進獻。如今連民國財政部應發的優待歲費,尚且積欠,婚費只得另籌財源,內務府大臣與北府幾次商議,限定在三十六萬元以內開支。
除了張作霖代為賣地的二十萬元現款以外,還差十六萬元,只有用兩個辦法籌措,一個是由內務府分函遺老報效;一個是找古玩字畫、金銀瓷器去變賣,或者抵押。
為了變現方便,這一回是以出售金器為主。有一座一人高的金塔,是明朝嘉靖年間所打造,七級浮屠,玲瓏剔透,精美無比,但照金子的重量計算,一千二百兩重,金價每兩三十五元,賣了四萬二千元正。
這件事讓庄士敦知道了,決定「進諫」。這天清晨拿了一張報,指著一段新聞說:「請皇上看,東城拿住一個小偷,他原來是『鎮國公』。宜武門外棉花七條破獲一處娼寮,其中有兩個妓女,出身王府。」
聽了這些話,溥儀心裡很不是味兒,正不知道該怎麼說,才能把旗下貴族的面子找回來,庄士敦卻又開口了。
「臣住的地安門大街,這三年又開了好幾家古玩鋪,還有票莊、當鋪。投資的東家,不是內務府的人,就是太監。」
「他們哪裡來的錢?」溥儀直覺地說,「這得徹查!」
「皇上問得是,他們哪裡來的錢?不過徹查恐怕不會有結果。」庄士敦又說,「只有皇上自己了解他們的作弊方法,親自監督,才會有用。不過還沒有到時候,『謀定後動』。皇上現在得研究他們怎樣作弊。」
「你倒告訴我聽聽,他們怎樣作弊?」
「譬如說,內務府拿出去的金器,都是有來歷可考的。在歐洲,這應該當作名貴的藝術品,送到拍賣場,由有名的經紀人主持拍賣,歸出價最高的人承購,可以賣到很好的價錢。現在內務府只算金子的重量,像一座金塔,重一千二百兩,只賣四萬多元,只有傻子才會那麼干。」
「好,我知道了!我馬上就要查。」溥儀隨即交代,「傳內務府大臣來。」
傳話的太監跟內務府都是有交情的,當時便跟紹英說:「庄師傅不知道在皇上面前搗了什麼鬼,皇上氣得不得了!紹大人,你上去留點兒神。」
紹英知道有麻煩了,罵一聲:「混賬的洋鬼子!」隨即將堂郎中鍾凱請了來,央求他去敷衍一陣子。
能替堂官擋災挨罵,是當堂郎中的條件之一。鍾凱義不容辭地硬著頭皮去見溥儀。
「你們把一個金塔賣掉了?」
聽這一問,鍾凱放心了。大不了不賣,取回來就是,所以很平靜地回答:「是。」
「這個金塔是怎麼賣法?」
「自然按分量照算,一錢一分都不能少。」鍾凱又說,「奴才找的這家金鋪子,最規矩不過。」
「除非是傻子才幹這種事!」溥儀吼道,「你們就沒有一個聰明人嗎?」
鍾凱不道有些雷霆不測之怒,當時愣在那裡,無話可說。過了一下才想起來應付皇帝發脾氣的一個訣竅,伏身連連磕響頭,有個專門名詞,叫作「碰頭」。
「這要當藝術品賣!不能只算金子的分量。」溥儀喝道,「下去!」
鍾凱還沒有聽懂溥儀的話,不過既然有了指示,事情總比較好辦了,當下「跪安」退出,回到內務府,將經過情形據實面報。
「怎麼叫『當藝術品賣』?」紹英問說。
「司里也不懂。一定是洋鬼子出的鬼花樣。」鍾凱建議,「不如找毓慶宮的小太監來打聽打聽。」
「對了,就勞您駕辦一辦吧!打聽清楚了,明兒上午商量辦法。」
第二天見面,鍾凱將打聽來的情形,細細說了一遍。「我請教過那班『老洋務』了,說是有這麼一個辦法。」鍾凱又說,「碰得巧,不起眼的一件東西,能賣出極好的價錢來。」
「那是人家英國,咱們這兒怎麼行?」紹英氣呼呼地說,「那傢伙說中國話、識中國字,怎麼就不通咱們中國的國情?真是可惡極了!」
「如今請示,跟上頭怎麼交代?」
「也不是這一回。」紹英說道,「得想個法子,堵住他的嘴,讓他以後不敢再管閑事才好。」
「那容易。咱們叫人把金塔抬到他那裡,請他代賣。看他能賣出多少錢來。」
「好!」紹英連連點頭,「這個法子好!」他又加了一句:「馬上就辦。」
於是鍾凱趕緊打電話給他親戚開的金鋪,叫把金塔抬回來。然後再派蘇拉將金塔抬到地安門外的庄士敦住宅。
由於庄士敦「聖眷」甚隆,常有賞賜的物件,所以門上一見,便趕到上房去通報說:「皇上又賞東西了。」庄士敦不敢怠慢,一面脫下西裝革履,換上袍褂朝靴,一面吩咐聽差,在大廳上擺設香案。
鍾凱其時已被引入大廳,一看擺設香案,知道誤會了,急忙搖手阻止:「不必、不必!不必擺香案。」
還來不及說明原因,庄士敦已經拎著袍子下擺,匆匆趕到,看聽差要將香案端走,當即喝阻:「擺在那裡!快拿拜墊。」
情勢有些尷尬,鍾凱便賠笑上前,先請個安,起身說道:「庄師傅,不是皇上有賞件,不必擺香案謝恩。」
「噢,」庄士敦大為掃興,對門上自然不悅,轉臉嚴詞告誡,「以後把事情弄清楚了,再來通報。如果再犯這種錯誤,我只好把你開革了。」
「庄師傅,難怪他誤會。」鍾凱介面說道,「東西呢,原是宮裡來的,不過不是賞庄師傅,要請庄師傅費心料理。」
「你說什麼?」庄士敦又指著問,「這是什麼東西?」
「我打開來請庄師傅過目。」
將極講究的一個活絡紫檀盒打開,裡面是一座金光燦爛、鏨出無數佛像的七級浮屠。庄士敦不由得想到了他跟溥儀說的話,心想,大概是托他來鑒定的,照藝術品出售,能賣到多少錢。
「庄師傅,內務府多年的規矩,也是金鋪里多年的規矩,金器只能算重量,還得扣去回爐的損耗。聽說庄師傅跟皇上回話,像這座金塔,不能算重量賣?」
「是的,我說過。」
「那麼請教庄師傅該怎麼賣?」
「照藝術品賣。用中國的說法,就是當古玩賣。」
「我也問過,古玩鋪出的價錢,還不如金鋪。請問庄師傅,哪裡才能照藝術品賣?」
「我說的是倫敦的拍賣場。」
「倫敦不是在英國嗎?」
「不錯。」
「那可難了!又要漂洋過海,還得有懂洋文的人護送了去,內務府可辦不了這個差使。」鍾凱故意沉吟片刻,才突如其來地說,「這樣吧!煩庄師傅託人送到倫敦去拍賣,不必多,能把大婚費三十六萬元賣出來就行了,多了送庄師傅。來,把盒子仍舊裝上,給庄師傅把金塔抬到上房裡去!」
庄士敦大怒,左手向外一指,厲聲喝道:「馬上把東西拿走!如果不拿走,我馬上進宮去見皇上。」
鍾凱沒有料到他會發這麼大的脾氣,見風使舵,急忙將金塔抬走。最後還是論斤兩兌成大洋,因為宮內的太妃,催著辦喜事,已經由「欽天監」在挑選吉期了。
誰知就是這時候爆發了直奉戰爭,當然得戰事有了結果再說,「大婚盛典」就此拖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