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歌德檔案館到席勒故居

看完歌德檔案館，我們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坐了一會兒，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錯的臨街小樓，但與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遠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關係。

就人生境遇而言，兩人始終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極盡榮華富貴，席勒時時陷於窘迫。

他們並不是一見如故，原因就在於差距，以及這種差距在兩顆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這種警惕，對旁人是一種永久的隔閡，而對知音，卻是一種慎重的準備。

從種種跡象看，兩人的推心置腹是在18世紀90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了10年這份友情。歌德比席勒年長10歲，但在席勒死後又活了20多年，承受了20多年刺心的懷念。

在他們交往期間，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聲幫助席勒，讓他搬到魏瑪來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後幫他買房，平日也不忘資助接濟，甚至細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幫助是具體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創作活動。反過來，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經被政務纏疲了的創作熱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於是，這對友人，雖身居小城，卻開啟了歐洲文藝史上的一個時代。

他們已經很難分開，但還是分開了。上天讓他們同時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後來又在病床上得知摯友亡故，泣不成聲。席勒死時家境窮困，他的屍骸被安置在教堂的地下室，不是家屬的選擇，而是家屬的無奈。病中的歌德並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裡了。

沒想到20年後教堂地下室清理，人們才重新記起席勒遺骸的問題。沒有明確標記，一切雜亂無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這事使年邁的歌德一陣驚恐，20年對亡友的思念積累成了一種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對於亡友後事的疏忽。他當即自告奮勇，負責去辨認席勒的遺骸。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認20年前的顱骨，這是連現代法學鑒定家也會感到棘手的事，何況歌德一無席勒的醫學檔案，二無起碼的鑒定工具，他惟一藉助的，就是對友情的記憶。這真是對友情的最大考驗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遺失了聲音、遺失了眼神，甚至連肌膚也遺失了的情況下仍然能認出朋友的遺骨呢？我猜想歌德決定前去辨認的時候也是沒有把握的，剛剛進入教堂地下室的時候也是驚恐萬狀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惟一可行的辦法：捧起顱骨長時間對視。這是20年前那些深夜長談的情景的回復，而情景總是具有刪削功能和修補功能。於是最後捧定了那顆顱骨，昂昂然地裹捲起當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著，前後左右反覆端詳，最後點了點頭：「回家吧，偉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顱骨捧回家中安放，隨後著手設計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難以言表，確實是席勒本人回來了，但所有積貯了20年的傾吐都沒有引起回應，每一句都變成自言自語。這種在亡友顱骨前的孤獨是那樣的強烈，蒼老的歌德實在無法長時間承受，他終於在魏瑪最尊貴的公侯陵為席勒找了一塊比較理想的遷葬之地。

誰知100多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席勒的棺柩被保護性轉移，故爭結束后打開一看，裡面又多了一顆顱骨。估計是當初轉移時工作人員手忙腳亂造成的差錯。

正在寫作中的席勒。

位於魏瑪的席勒與歌德墓。他們於1794年相遇於魏瑪，隨後有長達10年的親密合作。

那麼，哪一顆是席勒的呢？世上已無歌德，誰能辨認！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覺得有必要脫身而出。在一個沒有歌德的世界，他脫身而出也只能領受孤獨，因此也許是故意，他自甘埋沒。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間本應有更多的傑出人物，只因為沒有足以與他們對應的友情，他們也就心甘情願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歌德故居和席勒故居離得不遠，我來回走了兩遍，想著他們兩人在這條路上的種種交往，總是走著走著就把腳步放慢下來。然後到民族劇院大門口的兩人雕像前久久佇立，看著他們兩人並肩而立，身前的花環上還綰著一條昨日新掛上去的標語。

魏瑪的朋友告訴我，這裡不管是遊行示威還是政黨競選，總喜歡把自己的標語掛到歌德、席勒的花環上，好像兩位大師是他們的後台。

這很幽默，而且連非常尊重歌德、席勒的魏瑪人也不因此而生氣。因為他們很清楚，一切過眼煙雲必然會飄繞於千古峭壁，而千古峭壁也不會拒絕，拒絕了，就顯得過於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