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照理，對於一個已經發生的事實，不必再作這種衡量。但是，這三個世紀，對中華民族實在是至關重要。十六、十七、十八世紀，正是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論定的數千年中國文化的衰落期，也是中華文明落後於西方文明的時期。

且不說經濟和政治，只在文化上，就有一系列令人心動，甚至令人心酸的比較。例如——

崑曲開始發展的時候，正逢西方地理大發現已經完成，文藝復興正在進行。就在湯顯祖十四歲、沈璟十一歲那一年，英國的莎士比亞誕生。十年前，魏良輔的女兒嫁給了張野塘。

有學者考證，一五九一年湯顯祖在廣東見過西方傳教士利瑪竇，這是徐朔方先生的觀點。我比較贊成龔重謨先生的看法，湯顯祖見到的西方人也許不是利瑪竇，可能是羅如望和蘇如漢。但不管怎麼說，我們的崑曲作家與西方近代文化已經離得很近。顯然，在任何一個意義上，他們都「失之交臂」了。崑曲在湯顯祖之後，沒有太多進步，卻依然還是佔據中國文化的要津，那麼久遠。而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莎士比亞之後的歐洲文化，卻不是這樣。

李漁與莫里哀，也只相差十一歲。

我又聯想到十八世紀後期的一個年份，一七九二年。那一年，彙輯流行崑曲和時劇的《納書楹曲譜》由葉堂完成，崑曲也算有了一個歸結點。但是，我們如果看看遠處，那麼，正是這一年，法國《馬賽曲》問世，莫扎特上演了《魔笛》並去世，海頓成為交響曲之父。而僅僅幾年之後，貝多芬將貢獻他的《英雄》和《田園》。

相比之下，我們如果再回想一下吳梅所揭露的多數崑曲的老套，就知道當時不同文化之間的方向性差異了。

這種方向性差異，後來帶來了什麼結果，我就不必再說了。

我並不是要在比較中判定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絕對優劣，而只是想說明，中華文化即便在明清兩代的衰落時期，本來也有可能走得更為積極和健康一點。

文化，除了已經走過的軌跡外，總有其他多種可能。甚至，有無限可能。

不錯，存在是一種合理。但那只是「一種」，而不是唯一。而且，各種不同的「合理」分為不同的等級。文化哲學的使命，是設想和尋找更高等級的合理，並讓這種合理變為可能。

因此，我們面對一個偉大民族在文化衰落期的心理執迷和顫動，都應反思，都可議論。

崑曲，是我們進行這種反思和議論的重要題材。

癸巳年元月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