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珠抄六首

談儒家

中國儒教徒把佛老並稱曰二氏，排斥為異端，這是很可笑的。據我看來，道儒法三家原只是一氣化三清，是一個人的可能的三樣態度，略有消極積極之分，卻不是絕對對立的門戶，至少在中間的儒家對於左右兩家總不能那麼歧視。我們且不拉扯書本子上的證據，說什麼孔子問禮於老聃，或是荀卿出於孔門等等，現在只用我們自己來做譬喻，就可以明白。假如我們不負治國的責任，對於國事也非全不關心，那麼這時的態度容易是儒家的，發些合理的半高調，雖然大抵不違背物理人情，卻是難以實行，至多也是律己有餘而治人不足，我看一部《論語》便是如此，他是哲人的語錄，可以做我們個人持己待人的指針，但決不是什麼政治哲學。略為消極一點，覺得國事無可為，人生多憂患，便退一步願以不才得終天年，入於道家，如《論語》所記的隱逸是也。又或積極起來，挺身出來辦事，那麼那一套書房裡的高尚的中庸理論也須得放下，要求有實效一定非嚴格的法治不可，那就入於法家了。《論語·為政第二》云：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後者是儒家的理想，前者是法家的辦法，孔子說得顯有高下，但是到得實行起來還只有前面這一個法子，如歷史上所見，就只差沒有法家的那麼真正嚴格的精神，所以成績也就很差了。據《史記》四十九《孔子世家》云：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那麼他老人家自己也要行使法家手段了，本來管理行政司法與教書時候不相同，手段自然亦不能相同也。還有好玩的是他別一方面與那些隱逸們的關係。我曾說過，中國的隱逸大都是政治的，與外國的是宗教的迥異。他們有一肚子理想，但看得社會渾濁無可施為，便只安分去做個農工，不再來多管，見了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卻是所謂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想了方法要留住他，看晨門接輿等六人的言動雖然冷熱不同，全都是好意，毫沒有歧視的意味，孔子的應付也是如此，都是頗有意思的事。如接輿歌雲，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正是朋友極有情意的勸告之詞，孔子下，欲與之言，與對於桓魋的蔑視，對於陽貨的敷衍，態度全不相同，正是好例。因此我想儒法道三家本是一起的，那麼妄分門戶實在是不必要，從前儒教徒那樣的說無非想要統制思想，定於一尊，到了現在我想大家應該都不再相信了罷。至於佛教那是宗教，與上述中國思想稍有距離，若論方向則其積極實尚在法家之上，蓋宗教與社會主義同樣的對於生活有一絕大的要求，不過理想的樂國一個是在天上，一個即在地上，略為不同而已。宗教與主義的信徒的勇猛精進是大可佩服的事，豈普通儒教徒所能及其萬一，儒本非宗教，其此思想者正當應稱儒家，今呼為儒教徒者，乃謂未必有儒家思想而掛此招牌之吃教者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