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羅先珂君

一

愛羅君於三日出京了。他這回是往芬蘭赴第十四次萬國世界語大會去的，九月里還要回來，所以他的琵琶長靴以及被褥都留在中國，沒有帶走，但是這飄泊的詩人能否在中國的大沙漠上安住，是否運命不指示他去上別的巡禮的長途，覺得難以斷定，所以我們在他回來以前不得不暫且認他是別中國而去了。

愛羅君是世界主義者，他對於久別的故鄉卻懷著十分迫切的戀慕，這雖然一見似乎是矛盾，卻很能使我們感到深厚的人間味。他與家中的兄姊感情本極平常，而且這回只在莫思科暫時逗留，不能夠下鄉去，他們也沒有出來相會的自由，然而他的鄉愁總是很強，總想去一親他的久別的「俄羅斯母親」。他費了幾禮拜之力，又得他的鄉人柏君的幫助，二十幾條的策問總算及格，居然得到了在北京的蘇俄代表的許可，可以進俄國去了。又因京奉鐵道不通，改從大連繞道赴奉天，恐怕日本政府又要麻煩，因了北京的清水君的儘力，請日本公使在旅行券上簽字，准其通過大連長春一帶。赴世界語大會的證明書也已辦妥，只有中國護照尚未發下，議定隨後給他寄往哈爾濱備用，諸事都已妥帖，他遂於三日由東站出京了。

京津車是照例的擁擠，愛羅君和同行的兩個友人因為遲到了一點，——其實還在開車五十分前，已經得不到一個坐位了。幸而前面有一輛教育改進社赴濟南的包車，其中有一位尹君，我們有點認識，便去和他商量，承他答應，於是愛羅君有了安坐的地方，得以安抵天津，這是很可感謝的。到了天津之後，又遇見陳大悲君，得到許多照應，這京津一路在愛羅君總可說是幸運的旅行了。

他於四日乘長平丸從天津出發，次日下午抵大連。據十一日《晨報》上大連通訊，他卻在那時遇著一點「小厄」。當船到埠的時候，他和同行友人上海的清水君，一併被帶往日本警察署審問。清水君即被監禁，他只「拘留半日」，總算釋放了。聽說從天津起便已有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著他，釋放以後也仍然跟著一直到哈爾濱去。他拿著日本全權公使的通過許可，所以在大連只被拘留半日，大約還是很徼倖的罷！清水君便監禁了三天，至七日夜裡才准他往哈爾濱去，——當然也被警察跟著。他們幾時到哈爾濱，路上和在那裡是什麼情形，我還沒有得到信息，只能憑空的願望他的平安罷。

愛羅君在中國的時候，政府不曾特別注意，這實在是很聰明的處置，雖然謝米諾夫派的「B老爺」以及少數的人頗反對他。其實他決不是什麼危險人物，這是從他作品談話行動上可以看出來的。他懷著對於人類的愛與對於社會的悲，常以冷雋的言詞，熱烈的情調，寫出他的愛與憎，因此遭外國資本家政府之忌，但這不過是他們心虛罷了。他畢竟還是詩人，他的工作只是喚起人們胸中的人類的愛與社會的悲，並不是指揮人去行暴動或別的政治運動；他的世界是童話似的夢的奇境，並不是共產或無政府的社會。他承認現代流行的幾種主義未必能充分的實現，階級爭鬥難以徹底解決一切問題，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是認現社會制度，他以過大的對於現在的不平，造成他過大的對於未來的希望，——這個愛的世界正與別的主義各各的世界一樣的不能實現，因為更超過了他們了。想到太陽里去的雕，求理想的自由的金絲雀，想到地面上來的土撥鼠，都是嚮往於詩的烏托邦的代表者。詩人的空想與一種社會改革的實行宣傳不同，當然沒有什麼危險，而且正當的說來，這種思想很有道德的價值，於現今道德顛倒的社會尤極有用，即使藝術上不能與托爾斯泰比美，也可以說是同一源泉的河流罷。

以上是我個人的感想，順便說及。我希望這篇小文只作為他的芬蘭旅行的紀念，到了秋天，他回來沙漠上彈琵琶，歌詠春天的力量，使我們有再聽他歌聲的機會。

愛羅君這個名稱，一個朋友曾對我說以為不妥，但我們平常叫他都是如此，所以現在仍舊沿用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二

十月已經過去了，愛羅君還未回來。莫非他終於不回來了么？他曾說過，若是回來，十月末總可以到京；現在十月已過去了。但他臨走時在火車中又說，倘若不來，當從芬蘭打電報來通知；而現在也並沒有電報到來。

他在北京只住了四個月，但早已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我們所缺乏的，的確是心情上的潤澤，然而不是他這敏感的不幸詩人也不能這樣明顯的感著，因為我們自己已經如仙人掌類似的習慣於乾枯了。愛羅君雖然被日本政府驅逐出來，但他仍然懷戀著那「日出的國，花的國」的日本。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同他在溝沿一帶，踏著柔細的灰沙，在柳陰下走著，提起將來或有機會可以重往日本的話，他力說日本決不再准他去，但我因此卻很明了地看出他的對於日本的戀慕。他既然這樣的戀著日本，當然不能長久安住在中原的平野上的了。（這是趣味上的，並不是政治上的理由。）

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但是他的鄉愁卻又是特別的深。他平常總穿著俄國式的上衣，尤其喜歡他的故鄉烏克拉因式的刺繡的小衫——可惜這件衣服在敦賀的船上給人家偷了去了。他的衣箱里，除了一條在一日三浴的時候所穿緬甸的筒形白布袴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外國的衣服。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見他是一個真實的「母親俄羅斯」的兒子。他對於日本正是一種情人的心情；但是失戀之後，只有母親是最親愛的人了。來到北京，不意中得到歸國的機會，便急忙奔去，原是當然的事情。前幾天接到英國達特來夫人寄來的三包書籍，拆開看時乃是七本神智學的雜誌名「送光明者」（TheLight-bringer），卻是用點字印出的：原來是愛羅君在京時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時候，他卻已走的無影無蹤了。

愛羅君寄住在我們家裡，兩方面都很是隨便，覺得沒有什麼窒礙的地方。我們既不把他做賓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與我們相處：過了幾時，不知怎的學會侄兒們的稱呼，差不多自居於小孩子的輩分了。我的兄弟的四歲的男孩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他時常和愛羅君玩耍。愛羅君叫他的諢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愛羅金哥君呀！」但愛羅君極不喜歡這個名字，每每嘆道，「唉唉，真窘極了！」四個月來不曾這樣叫，「土步公」已經忘記愛羅金哥君這一句話，而且連曾經見過一個「沒有眼睛的人」的事情也幾乎記不起來了。

有各處的友人來問我，愛羅君現在什麼地方，我實在不能回答：在芬蘭呢，在蘇俄呢，在西伯利亞呢？有誰知道？我們只能憑空祝他的平安罷。他出京后沒有一封信來過。或者因為沒有人替他寫信，或者因為他出了北京，便忘了北京了：他離去日本后，與日本友人的通信也很不多。——飄泊孤獨的詩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盡夠擔受了，我希望你不要為了住在沙漠上的人們再添加你的憂愁的重擔也罷。十一月一日。

三

愛羅君又出京了。他的去留，在現在的青年或者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未必有報告的必要，但是關於他的有一兩件事應該略說一下，所以再來寫這一篇小文。

愛羅君是一個詩人，他的思想儘管如何偏激，但事實上向不參加什麼運動，至少住在我們家裡的這一年內我相信是如此的。我們平常看見他於上課讀書作文之外，只吃葡萄乾梨膏糖和香蕉餅，或者偶往三貝子花園聽老虎叫而已。雖然據該管區署的長官告訴我，他到京后，在北京的外國人有點驚恐，說那個著名不安分的人來了，唯中國的官廳卻不很以為意，這是我所同意而且很佩服的。但是自從大杉榮失蹤的消息傳出以後，愛羅君不意的得到好些麻煩。許多不相干的日本人用了電報咧，信咧，面會咧，都來問他大杉的行蹤，其實他又不是北京的地總，當然也不會知道，然而那些不相干的人們，認定他是同大杉一起的，這是很明了的了。過了一個月之後，北京的官廳根據了日本方面的通告說有俄國盲人與大杉在北京為過激運動，著手查辦，於是我們的巷口聽說有人拿著大杉照片在那裡守候，而我們家裡也來了調查的人。那位警官卻信我的話，拿了我的一封保證信，說他並沒有什麼運動，而且也沒有見到什麼大杉，回去結案。我不解東京的偵探跟著大杉走了多少年，為什麼還弄不清楚，他是什麼主義者，卻會相信他到北京來做過激運動，真是太可笑了。現在好在愛羅君已經離京，巷口又抓不到大杉，中外仕商都可以請安心，而我的地主之責也總算兩面都盡了。

愛羅君這回出發，原是他的預定計畫，去年冬初回中國來路過奉天的時候，便對日本記者說起過的，不過原定暑假時去，現在卻提前了兩個月罷了。他所公表的提早回國的理由，是想到樹林里去聽故鄉的夜鶯，據說他的故鄉哈耳珂夫的夜鶯是歐洲聞名的，這或者真值得遠路跑去一聽。但據我的推想，還有一個小小的原因，便是世界語學者之寂寥。不怕招引熱心於世界語運動的前輩的失望與不快，我不得不指點出北京——至少是北京——的世界語運動實在不很活潑。運動者儘管熱心，但如沒有響應，也是極無聊的。愛羅君是極愛熱鬧的人，譬如上教室去只聽得很少的人在那裡坐地，大約不是他所覺得高興的事。世界語的俄國戲曲講演，——《飢餓王》只講了一次，——為什麼中止了的呢，他沒有說，但我想那豈不也為了教室太大了的緣故么。其實本來這在中國也算不得什麼奇事，別的學者的講演大約都不免弄到這樣。愛羅君也說過，青年如不能在社會豎起脊梁去做事，盡可去吸麻醉劑去；所以大家倘若真是去吸鴉片吞金丹而不弄別的事情，我想愛羅君也當然決不見怪的，但在他自己總是太寂寞無聊了。與其在北京聽沙漠的風聲，自然還不如到樹林中去聽夜鶯罷。因此對於他的出京，我們縱或不必覺得安心，但也覺得不能硬去挽留了。

寒假中愛羅君在上海的時候，不知什麼報上曾說他因為劇評事件，被學生攆走了。這回恐怕又要有人說他因為大杉事件而被追放的罷。為抵當這些謠言起見，特地寫了這一篇。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