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科舉制度積累了很多問題，而最大的問題是它遇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十九世紀的中國，面臨著列強的船堅炮利，突然發現自己最缺少的就是人才，這一下，使科舉制度和中國文人一起暈眩了。

一千多年前當科舉制度剛剛盛行的時候，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科舉制度不就是要發掘更多的人才來為這個形象增色添彩的嗎，怎麼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人才空缺？

是中國上了科舉制度的當，還是科舉制度上了中國的當，或是它們彼此上當，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種莫名的歷史魔力的當？

據齊如山先生回憶，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舉制度抵拒著商業文明。一個人參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級最低的科舉考試，連秀才也沒有考上，在當時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見知縣時可以有座，也可以與官員們同桌用餐。與此相反，一個商人，即便是海內巨賈，富甲一方，見知縣時卻不會有座，也不準與官員們同桌用餐。

於是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有象徵意義的歷史造像：一個讀了幾年死書而沒有讀出半點門道的失敗者傻乎乎地端坐著，一個已經創造了大量財富而且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活力的實踐者像僕役一樣侍立著。這一歷史造像，離我們並不遙遠。

那麼，這些端坐著的人在十九世紀晚期是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參加考試的呢？周作人先生回憶道，那是大寒季節，半夜起床，到考場早早坐定，在前後左右一片喧囂中等到天亮。天亮後有人舉著一塊木板過來，上面寫著考題，於是一片喧囂變成了一片咿唔，考生們邊咿唔邊琢磨怎麼寫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時間顯得緊張，咿唔也就變成呻吟：

在暮色蒼茫之中，點點燈火逐漸增加，望過去真如許多鬼火，連成一片；在這半明不滅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聲音來，的確要疑非人境。

齊如山先生對此還作了一個小小的補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試是無法離座大小便的，於是可想而知，場內污穢橫流，惡臭難聞。

讀到這類回憶我總是驀然發獃：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麼邪，要一頭鑽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裡邊？

出於時代的壓力、國際的對比，一九〇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舉。考試內容中加中外政治歷史、藝學，四書五經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時，開設新式學堂，派遣學生到國外留學。

這個彎轉得既沒有基礎又不徹底，結果發生了很多並不輕鬆的趣事。為了要加入西洋文化的內容，有一次考官出題時把法國的拿破崙塞進去了，而且把中國古代的一位失敗英雄項羽與他作對比，成了一道中外比較的試題：《項羽拿破輪論》（當時譯名初設，把拿破崙譯成拿破輪）。出題的考官趕時髦，但來自全國各地的考生怎麼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開筆就寫道：

夫項羽，拔山蓋世之雄，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使破輪自修其政，又焉能為項羽所拿者？拿全輪而不勝，而況於拿破輪也哉？

這位考生理所當然地把「拿破輪」看成是一個行為短語：什麼人伸手去拿一個破輪子。項羽有沒有拿過破輪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試鼓勵空洞無物的瞎議論，文章也就做下去了。

當我在舒蕪、吳小如先生的文章中讀到這則史料時，像其他讀者一樣不能不啞然失笑。我想，科舉考試在當時確實已成為一個破輪子，它無論如何不能再向前滾動了。為了不讓這個破輪使整個大車傾翻，在喊聲鼎沸中，科舉終於被廢除。

科舉廢除后新式學校一所接一所辦起來了，這不僅釋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經走上科舉之途的讀書人如上文提到的齊如山、周作人他們，而且實實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光明面，基本上是由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舉制度再延續一些年月，那麼中國在二十世紀將會更加死氣沉沉、無所作為。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沒有理由嘲笑它。它支撐了中國千餘年社會管理人才的有序選拔，維繫了中華文化的有效延續，而且，如上文所述，它又塑造了中國文人的集體人格。

十萬進士，百萬舉人，都是我們的文化前輩。中華文化的大量奧秘都在他們身上。他們被污辱、被扭曲、被推崇，都是代表著中華文化在承受。因此，他們是我研究中華文化最根本的坐標。

不要糟踐他們，也不要為他們過度辯護。但是，由於他們傳代久遠，由於他們龐大的人數，更由於他們的基本功能，我們還是應該給予尊重。這也是我們對中華文化的整體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