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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文明人」？一個最簡便的答案是：他曾經真心誠意地朝拜過文明。

從你每次選擇旅行的路線，我就能知道你是誰。

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指出，蒙昧——野蠻——文明這三個段落，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普遍階梯。文明是對蒙昧和野蠻的擺脫，人類發展的大過程如此，每個歷史階段的小過程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我們大概還躲不開與蒙昧和野蠻的周旋，因此文明永遠顯得如此珍貴。

蒙昧和野蠻並不是一回事，蒙昧往往有樸實的外表，野蠻常常有勇敢的假象，從歷史眼光來看，野蠻是人們逃開蒙昧的必由階段，相對於蒙昧是一種進步；但是，野蠻又絕不願意就範於文明，它會回過身去與蒙昧結盟，一起來對抗文明。

結果，一切文明都會遇到兩種對手的圍攻：外表樸實的對手和外表勇敢的對手，前者是無知到無可理喻，後者是強蠻到無可理喻。

更麻煩的是，這些對手很可能與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體，甚至還會悄悄地潛入人們的心底，使我們在尋找它們的時候常常尋找到自己的父輩，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歷史。

我們的故鄉，不管是空間上的故鄉還是時間上的故鄉，究竟是屬於蒙昧、屬於野蠻，還是屬於文明？我們究竟是從何處出發，走向何處？

文明有可能盛載過野蠻，有可能掩埋於蒙昧；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補，有可能無法修補，然而即便是無法修補的碎片，也會保存著某種光彩，永久地讓人想像。能這樣，也就夠了。

人類從蒙昧、野蠻而進入文明，其實並不容易，因為千萬條個人的行為理由大多不符合社會公正，而社會公正卻是文明的前提。

很多好人本來是為了求一個公正而勃然奮起的，結果卻對他人帶來更大的不公正。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東西方都會有那麼多的江湖恩仇故事既無視規則又企盼規則，即便盼來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難平。這是人類很難通過又必須通過的一大精神險關。只有通過了這個精神險關，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只想提醒，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中立不得的。人類在抖落各種歷史對抗之後必將重新面對最本質的矛盾，即文明與野蠻、善良與邪惡、和平與恐怖、正常與極端的矛盾，在這些矛盾前面，最需要的，恰恰是你比較缺少的文化道義。這兒容不得生存計謀，這兒來不得暗通關節，這兒不存在中立空間。

文明可以成為一種點綴，但文明有最終指向。正是這種最終指向，維護了人類。

我們看到的每一個文明發祥地，在地理位置上幾乎都被荒昧之地覬覦和包圍。文明的重大發端都是奇迹，而奇迹總是孤獨。它突然地高於周邊生態，這是它的強大，也是它的脆弱。文明以自己的繁榮使野蠻勢力眼紅，又以自己的高雅使野蠻勢力自卑，因此野蠻遲早會向文明動手，而一旦動手，文明很容易破碎。因此我們看到了，任何文明都要為自己築造那麼多城堡。

這是一座十字軍的城堡，修築於建城之後的一千餘年，目的是戰爭。上方是城垛、箭孔，下方是飲戰馬的水槽，為防戰馬失蹄而鑿下深深紋路的石板，而這一切，有很多是拆除建城時羅馬風格建築之後才取得材料的。層層泥石裹脅著大理石柱的斷片，含而不露地留下了一個證據：戰爭裹脅過和平，破壞裹脅過建設，野蠻裹脅過文明。

三個宗教都以各自感人至深的方式在這裡吐納著無數信徒的精神寄託，把一層層神聖的悲情疊加給這座城市。任何像樣的宗教在創始之時總有一種清澈的悲劇意識，而在發展過程中又因與民族問題緊緊相連而歷盡艱辛，彼此都承受了巨大的委屈。結果，原始的悲劇意識中又加入了歷史的悲劇體驗，誰都有千言萬語卻誰都又欲哭無聲。這種宗教的悲劇感有多種走向，取其上者，在人類的意義上走向崇高；取其下者，在狹窄的意氣中陷於爭鬥。因此，耶路撒冷的路途也有多種方向，在淤積著無數次毀城血淚的街道上，每天存在著相知、相融、相悅的無限可能。

在大沙漠中偶爾會出現一個奇迹：在寸草不生的沙礫中突然生出一棵樹，亭亭如蓋，碧綠無瑕，連一片葉子也沒有枯黃。這是怎麼回事，難道地母單獨為它埋設了一條細長的營養管道？但是光有營養也沒有用，因為它還必須面對日夜的蒸發和剝奪，抗擊駭人的孤獨和寂寞。惟一能夠聊以自慰的，也就是自身樹葉之間的互相照拂罷了。由此聯想，人類的一些文明發祥地也許正像這些樹，在千百萬個不可能中掙扎出了一個小可能。從樹葉叢中看，似乎很成氣候；從整體環境看，始終岌岌可危。誰也無法保證它們的存活年限，有人為它們的終於枯萎疑惑不解，其實，真正值得疑惑的是它們何以能夠持續，而枯萎則屬於正常。

一切都停止了。沒有了古代和現代，沒有了文明和野蠻，沒有了考察和推斷，只剩下一種驚訝：原來人類只活動在這麼狹小的空間，原來我們的歷史只是遊絲一縷，在赤地荒日中飄蕩。

站在金字塔前，我對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卻不知道它如何構建；我只知道它如何離開，卻不知道它如何到來。就像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巨人，默默無聲地表演了幾個精彩的大動作之後轟然倒地，摸他的口袋，連姓名、籍貫、遺囑都沒有留下，多麼叫人敬畏。

永久是簡單，永久是糙糲，永久是毫不彎曲的憨直，永久是對荒漠和水草交接的佔據，永久是對千年風沙的接受和滑落。

無法解讀是埃及文明的悲劇，但對金字塔本身而言，它比那些容易解讀的文明遺物顯得永久。通俗是他人侵凌的通道，邏輯是後人踩踏的階梯，而它乾脆來一個漠然無聲，也就築起了一道障壁。因此還可以補充兩句：

永久是對意圖的掩埋，是把複雜的邏輯化作了樸拙。

偉大見勝於空間，是氣勢；偉大見勝於時間，是韻味。

一切偉大從外面看是一種無可抗拒的力量，從裡面看則是一種無比智慧的秩序。秩序對於周邊的無序有一種強大的吸附能力和整合能力，但是無序對於秩序也有一種不小的消解能力和顛覆能力，誰勝誰負，主要是看秩序能包含什麼樣的智慧濃度。

與埃及、兩河、印度等古文明相比，希臘的好處是在被奴役后較長時間地保持了痛苦。不像有些文明，被奴役后太早結束了痛苦期，即使有機會復元也不知復回何處、復回何型。

這說到底還應歸功於希臘文明本身。希臘悲劇訓練了人們崇高的痛苦意識，而高度的理性精神又使這些痛苦單純明晰、合乎邏輯。相比之下，其他文明即使有痛苦也往往比較零碎具體，缺少力度。

希臘哲人推重人類，卻又以極大的懷疑探究人在天地間的地位，勸諭人們認識自己，不要自卑和囂張。埃及人不在乎這種探究和宣講，只把神秘的感悟付之於刻石壘石，留下人類對自然的窺視和敬畏。更不同的是，希臘文明的傳播和張揚給了人們一個錯覺，以為人類一定會按照某種邏輯進化發展，埃及文明不提供這種邏輯，堂而皇之忙一陣，然後悄然隱退，除了別的原因，也許還由於領悟了人類的渺小，便以墳墓里復活的夢幻，阻斷了積極的後續行為。

任何古代文明都有宏偉的框架，而它們的最高層面又都以史詩的方式留存。

邁錫尼文明究竟在哪些方面哺育了希臘文明，這是一個還在討論的學術問題。我想，除了聯合戰爭帶來的生態方式和工藝水平的集聚外，不應忘了荷馬詩史。荷馬從邁錫尼的血腥山頭上採擷了千古歌吟，然後與其他歌吟一起，為希臘文明做了精神上和文學上的鋪墊。不要以為在堅硬的青銅頑石前這些歌吟不值一提，其實，只有把邁錫尼進行審美軟化和精神軟化，才有可能出現希臘文明。

世上的古城堡大多屬於戰爭，但其中有百分之一能進入歷史，有千分之一能成為景觀，有萬分之一能激發詩情。相比之下，詩情最高貴也最難得，因此邁錫尼的最佳歸屬，應該是荷馬，然後經由荷馬，歸屬於希臘文明。

我想，大文明是需要大空間來承載的。空間小了，原來的大文明也會由大變小，如果不變小就會被撞碎，或者流逸別處。希臘文明很大，但空間太小，後來只能流逸在外，由阿拉伯學者和義大利神職人員保存、尋找、連輯，最後在佛羅倫薩復興，復興在一個大空間之中。

在荒蠻的歷史上，文明越高往往也就越脆弱。

渤海國中主張接受盛唐文明的先進分子註定是孤獨的悲劇人物。他們很可能被說成是數典忘祖的「親唐派」，而唐朝卻又不會把他們看作自己人。在這一點上，唐玄宗時期渤海國的大門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國的統治者，一直想與唐朝作對，他爭執幾次無效，就逃到唐朝來了。哥哥便與唐朝廷交涉，說我弟弟大門藝對抗軍令躲到了你們這兒，你們應該幫我把他殺了。唐玄宗派幾名外交官到渤海國，對那位哥哥說，大門藝走投無路來找我，我殺掉他說不過去，但你的意思我們也該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煙瘴之地嶺南。本來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想那幾個外交官在渤海國住的時間長了說漏了嘴，透露出大門藝並未被流放。於是那位哥哥火了，寫信給唐玄宗表示抗議，唐玄宗只得把幾個外交官處分了。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此事曾作過有趣的批評，大意是說：唐朝對於自己的隸屬國應該靠威信來使它們心悅誠服。渤海國那位弟弟為了阻止一場反唐戰爭來投靠你，你應該有膽量宣告他是對的，沒有罪，而哥哥則是錯的，即便不去討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沒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護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樣耍弄騙人伎倆，結果被人反問得抬不起頭來，只好對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氣，實在是丟人現眼。（參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三）司馬光說得很好，但這位歷史學家應該知道，一切政治家都是現實主義者，至少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會為一種遠離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而付出太大的代價。那位叫做大門藝的弟弟只能在長安城裡躲躲藏藏，他為故鄉都城的文明而奮鬥，但故鄉的都城卻容不了他。後來，渤海國由於自身的改朝換代進一步走向了文明，但這樣一來渤海國本身也就成了那位弟弟，因高度的文明而走向孤單，走向脆弱，走向無援。

泱泱大國給了我一種從容的心態，茫茫空間給了我一副放鬆的神經。中華民族災難不少，但比之於猶太人，以千年目光一看，畢竟安逸得多了。我們沒有哭牆，我們不哭。

女性文明和家園文明的最終魅力，在於尋常形態的人情物理，在於自然形態的人道民生。本來，這是一切文明的基礎部位，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在中國，過於漫長的歷史，過於發達的智謀，過於鋪張的激情，過於講究的排場，使尋常和自然反而變得稀有。儘管釋、儒、道的大師們都曾呼喚它們，但呼喚的原因正在於有太多的失落。

失落了尋常形態和自然形態，人們就長久地為種種反常的設想激動著、模擬著。怎麼成為聖賢？如何做得英豪？大忠大奸怎樣劃分？豐功偉績如何創建？什麼叫氣貫長虹？什麼叫名垂青史？什麼叫中流砥柱？什麼叫平反昭雪？……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題，竟然普及於社會、滲透於歷史，而事實上這些命題出現的概率究竟有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實性呢。與之相反，有關一個普通人的存在狀態，有關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物件，有關人類周圍的植物和動物，有關世俗風習、人間情懷，雖然天天遇到，人人遇到，處處遇到，卻一直被中國主流文化擱棄著、冷落著。於是，偌大一塊國土，反常形態嚴重飽和，尋常形態極其稀薄。事實上並沒有幾個人做得了聖賢和英豪，那就只能憑藉爭鬥來決定勝負；爭鬥一旦開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更不會有尋常形態的存身之地了。結果，九州大地時時成為一塊廣闊無比的「鐵板燒」，負載著一個個火燙的話題嗤嗤地冒著熱氣，失去了可觸可摸的正常溫度。

中華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備的一些綜合性生命力，主要表現為——

在傳導技術上建立了一個既統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統；

在傳導狀態上建立了一個對社會、對歷史的開放式對話系統；

在生息空間上沒有失去過一個遼闊而穩固的承載地域；

在精神空間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極端主義的嚴重灼傷；

在外部關係上因農耕生態而沒有過度熱衷於軍事遠征；

在內部關係上沒有讓社會長期陷於整體性無序狀態；

在固守精神主軸方面藉助於科舉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種廣泛的生命化遺傳；

在汲取外部資源方面採取了一種粗糙而又鬆軟的彈性態勢使各種文明成分大致相安無事。

一種文明，能安頓個體精神已經不錯，而如果能安頓群體性的社會理性，則就更好了。在這方面，西方文明中那些啟蒙大師的論述不可小看，而中國先秦時代的哲人也值得重視。

其實這正是文化的要求。文化要求公開，文化要求透明，文化要求傳播，文化要求共享，文化要求化解，文化要求溝通，文化只要真正發揮自己的健康效能，那就會克服恃弱、逞強這樣的偏執心理。

文明的延續是生命化的。有時乍一看只是無生命的木石遺存，但它們與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應關係。如果一種文明的遺迹只能面對後代全然陌生的目光，那麼它也就真正中斷了，成了最深刻意義上的「廢墟」。

細看那些石門石柱，那些刻畫、紋理、凹凸，早已蒼老得不願嘮叨誰勝誰負，只是表明人力所及、文明所至罷了，都已被時間的巨手慰撫得毫無火氣。站在這裡我想，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自相殘殺，如能預想到共同消竭的一天，也許能變得互相客氣一點？就像兩個爭鬥了一輩子的對手都已老邁，步履艱難地在斜陽草樹間邂逅，應該有一些後悔？如果讓他們從頭來過，再活一輩子，情景將會如何？世紀之交，就像讓各個文明重新轉世，理應都變得比前世更清醒一點。

顯形文明因為理清了自己的歷史邏輯，容易使後人以誇張的方式來理解它們存在的廣度和深度。但這種誇張，掩蓋了多少實實在在的豐富、雜亂、爭逐和湮滅！人們對文明史的認識，大多停留在文字記載上，以及記載者制訂的規範上，這也難怪，因為人們認知各種複雜現象時總會有一種簡單化、明確化的慾望，尤其在課堂和課本中更是這樣，所以，取消弱勢文明、異態文明、隱蔽文明，幾乎成了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習慣。這種心理習慣的惡果，就是用幾個既定的概念，對古今文明現象定框劃線、削足適履，傷害了文明生態的多元性和天然性。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種文明已經時間不夠，更何況是兩種甚至多種文明。於是大家都變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幾經誤傳的信息作為判斷的基點，既傷害了自己又傷害了文明。因此，應該抓緊時間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勞走出受欺的陷阱。法顯、玄奘在前，是一種永遠的燭照。

我們，萬里歷險，其實也就是在追慕他們罷了。

本來，人類是為了擺脫粗糲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對立面是荒昧和野蠻，那時的自然似乎與荒昧和野蠻緊緊相連。但是漸漸發現，事情發生了倒轉，擁擠的鬧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蠻。現代派藝術寫盡了這種倒轉，人們終於承認，寧肯接受荒昧和野蠻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蠻化的所謂文明世界。如果願意給文明以新的定位，那麼它已經靠向自然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