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時代

暴風雨時代

太陽升高了一段，將寒江兩岸的一幅冬晴水國圖，點染得分外的鮮明，分外的清瘦，顏色雖則已經不如晚秋似的紅潤了，但江南的冬景，在黃蒼里，總仍舊還帶些黛色的濃青。尤其是那些蒼老的樹枝，有些圍繞著飛鳥，有些披堆著稻草，以晴空作了背景，在船窗里時現時露地低昂著，使兩禮拜前才從杭州回來的婉珍忽而想起了這一次寒假回籍，曾在路上同行過一天一夜的那位在上海讀書的衢州大學生。

船行的緩慢，途上的無聊，幸虧在江頭輪船上遇著了這一位活潑健談的青年，終於使她在一日一夜之中認識了目前中國在帝國主義下奄奄待斃的現狀，和社會狀態必須經過一番大變革的理由。婉珍也已經十八歲了，雖則這大學生所用的名詞還有許多不能了解，但他的熱情，他的射人的兩眼，和因說話過多而興奮的他那兩頰的潮紅，卻使婉珍感到了這一位有希望有學問的青年的話，句句是真的。在輪船上艙里和他同吃了兩次飯，又同在東關的一家小旅館里分居寄了一宵宿，第二天在蘭溪的埠頭，和他分手的時候，婉珍不曉怎麼的心裡卻感到了一種極淡的悲哀，彷彿是在曉風殘月的楊柳岸邊，離別了一位今年不能再見的長征的壯士。

回到了鄉里，見到了老父老母，和還不曾脫離頑皮習氣的弟弟，旅途上的這一片余痕，早就被拂拭盡了；直到後來，聽到了那些風聲鶴唳的傳說，見到了舉室倉皇的不安狀態，當正在打算避難出發的前幾日，婉珍才又隱隱地想起了這一位青年。

「要是他在我們左右的話，那些紀律毫無的北方軍隊，誰敢來動我們一動？社會的改革，現狀的打破，這些話真是如何有力量的話！而上船下船，入旅舍時的他那一種殷勤扶助的態度，更是多麼足以令人起敬的舉動！」

當她整理箱籠，會萃物件的當中，稍有一點空下來的時候，腦里就會起這樣的轉念；現在到了這一條兩岸是江村水驛的路上，她這想頭，同溫舊書的人一樣想得更加確鑿有致了。到了最後，她還想到了一張在杭州照相館的櫥窗里看見過的照片：一個青春少女，披了長紗，手裡捏著一束鮮花，站在一位風度翩翩，穿上西裝的少年的身旁。

董婉珍的相貌，在同班中也不算壞。面部的輪廓，大致象她的爸爸董玉林，但董家世相的那一個朝天獅子鼻，卻和她母親玉林嫂的鷹嘴鼻調和了一下，因而婉珍的全面部就化成了一個很平穩的中人之相，不引人特別的注意，可也不討人的厭。不過女孩子的年齡，終竟是美的判斷的第一要件；十八歲的血肉，裝上了這一副董家世襲的稍為長大的骨骼，雖則皮色不甚細白，衣飾也只平常——是一件短襖，一條黑裙的學校制服——可那一種強壯少女特有的撩人之處，畢竟是不能掩沒的自然的巧制，也就是對異性的吸引力蒸發的洪爐。那一天午後，在斜陽里，董家的這隻避難船到蘭溪西城外埠頭靠岸的時候，董婉珍的一身健美，就成了江邊亂昏昏的那些閑雜人等的注目的中心。

董玉林在縣城裡租下的，是西南一條小巷裡的一間很舊的樓屋。樓上三間，樓下三間，間數雖則不少，租金每月卻還不到十元；但由董玉林夫婦看來，這房租似乎已經是貴到了極頂了，故而草草住定之後，他們就在打算出租，將樓底下的三間招進一家出得起租金的中產人家來分房同住。幾天之內，一家一家，同他們一樣從近村逃避出來的人家，來看房屋的人，原也已經有過好幾次了，但都因為董玉林夫婦的租價要得太貴，不能定奪。在這中間，外面的風聲，卻一天緊似一天，市面几几乎成了中歇的狀態。終於在一天寒雲凄冷的晚上，前線的軍隊都退回來了，南城西城外的兩條水埠，全駐滿了雜七雜八，裝載軍隊人伕的兵船。

董玉林剛捧上吃夜飯的飯碗，忽聽見一陣喇叭聲從城外吹了過來，慌得他發著抖，連忙去關閉大門。這一晚他們五個人不敢上樓去宿，只在樓下的地板上鋪上臨時的地鋪，提心弔膽地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使婢愛娥，悄悄開了後門，打算上橫街的那家豆腐店去買一點豆腐來助餐的，出去了好半天，終於青著臉仍復拿著空碗跑回來了；後門一閂上，她也發著抖，拉著玉林嫂，低低的在耳邊說：

「外面不得了了，昨晚在西門外南門外部發生了奸搶的事情。街上要拉夫，船埠頭要封船，長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也沒有一家開門的店家。豆腐店的老頭，在排門小窗里看見了我，就馬上叫我進去，說——你這姑娘，真好大的膽子！——接著就告訴了我一大篇的駭殺人的話，說在蘭溪也要打仗呢！」

董玉林一家五口，有一頓沒一頓的餓著肚皮，在地鋪上捱躺了兩日三夜，忽聽見門外頭有起腳步聲來了。午前十點鐘的光景，於聽見了一陣爆竹聲后，並且還來了一個人敲著門，叫說：

「開開門來吧！孫傳芳的土匪軍已經趕走了，國民革命軍今天早晨進了城，我們要上大雲山下去開市民大會，歡迎他們。」

董玉林開了半邊門，探頭出去看了一眼，看見那位說話的，是一位本地的青年，手裡拿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青灰的短衣服上，還吊上了一兩根皮帶。他看出了董玉林的發抖驚駭的弱點，就又站住了腳，將革命軍是百姓的軍隊，決不會擾亂百姓的事情，又仔細說了一遍。在說的中間，婉珍阿發都走出來了，立上了他們父親的背後。婉珍聽了這青年的一大串話后，馬上就想起了那位同船的大學生，「原來他們的話，都是一樣的！」這一位青年，說了一陣之後，又上鄰家去敲門勸告去了。直到後來，他們才茲曉得，他就是本城西區的一位負責宣傳員。

革命高潮時的緊張生活開始了，蘭溪縣裡同樣地成立了黨部，改變了上下的組織，舉發了許多土劣的惡行，沒收了不少的逆產。董婉珍在一次革命軍士慰勞遊藝會的會場里，真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忽然遇見了一位本地出身的杭州學校里她同班的同學。這一位同學，在學校的時候，本來就以演說擅長著名的，現在居然在本城的黨部所屬的婦女協會裡做了執行委員了。

她們倆匆匆立談了一會，各問了地址，那位女同志就忙著去照料會場的事務去了；那一天晚上，董婉珍回到了家裡，就將這一件事情告訴了她的父母，末了並且還加了一句說：

「她在很懇切地勸我入黨，要我也上婦女協會或黨部去服務去。」

董玉林自黨軍入城之後，看了許多紅綠的標語，聽了幾次黨人的演說，又目擊了許多當地的豪富的被囚被罰，心裡早就有點在恨也有點在怕，怕這一隻革命黨的鐵手，要抓到他自己的頭上來；現在聽到了自己的愛女的這一句入黨的話，心裡頭自然就湧起了一股無名的怒火。

「你也要去作革命黨去了么？哼，人家的錢財，又不是偷來搶來的，那些沒出息的小子，真是胡鬧。什麼叫作逆產！什麼叫作沒收！他們才是敲竹杠的人！」

董玉林對婉珍，一向是不露一臉怒容，不說一句重話的，並且自從她上省城去進了學校以來，更加是加重了對她的敬愛之心了。這一晚在燈下竟高聲罵出了這幾句話來，駭得他的老妻，一時也沒有了主意。三人靜對著沉默了好一晌，聰明刻薄的玉林嫂，才想出了一串緩衝的勸慰之語：

「時勢是不同了，城裡頭變得如此，我們鄉下，也難保得不就有什麼事情發生。讓婉珍到她的朋友那裡去走走，多認識幾個人，也是一件好事，你也不必發急，只須叫她自己謹慎一點就對了。」

她究竟是董玉林的共艱苦的妻子，話一涉及到了利害，董玉林仔細一想，覺得她的意見倒也不錯，這一場家庭里的小小的風波，總算也很順當地就此結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