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回 鬧工潮連發慘案 借刺廖汪蔣搶權（下）

第五七回鬧工潮連發慘案借刺廖汪蔣搶權（下）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省港大罷工堅持了十六個月之久，沉重打擊了英國帝國主義，被封鎖的湘江成了名副其實的「死港」、「臭港」；大批工廠倒閉，商店關門，百業蕭條，物價飛漲，交通航運徹底癱瘓；港英政府財政收入萎縮，赤字增加，蒙受了巨額的經濟損失。

與南方革命風暴遙相呼應的是，北方人民的革命鬥爭也掀起了滔天巨浪。原來，自直奉大戰後，段祺瑞和張作霖互相勾結，掌握了北京政府。他們對內破壞國民會議運動，壓迫馮玉祥的國民軍，封閉工會，壓制民眾；對外則屈從於帝國主義，公然召集由各列強參加並把持的關稅特別會議，對抗廣大人民的關稅自主要求。其倒行逆施，已完全墮落為國民革命的敵人。從而引起了北方人民「反奉倒段」的鬥爭。

1925年11月28日，在國共兩黨的共同組織和發動下，北京城裡掀起了空前規模的政治運動。北京各學校，工廠紛紛組建了敢死隊、保衛隊，帶領群眾五萬多人在神武門前舉行示威遊行，高喊「打倒奉系軍閥」；「打倒段祺瑞賣國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國民革命萬歲」等口號。次日，成千上萬的群眾又在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聲討段祺瑞政府的賣國罪行。同時，天津、唐山、鄭州等地工人和農民也行動起來，成立總工會，組織農民協會，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奉倒段運動。

面對風起雲湧的革命形勢，反動勢力進行了猖狂的反撲。1926年1月，受英、日、美帝國主義的直接指使，直、奉軍閥重新勾結起來，在山西軍閥閻錫山的配合下，以「討赤」為名，向馮玉祥的國民軍發起進攻。3月12日，日本軍艦闖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陣地；國民軍鳴空炮以示警告。事後，日本駐華使節反誣中國軍隊挑釁，糾集英、美、法、意等八國公使，向段祺瑞執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同時，各列強調集大批軍艦雲集大沽口，以武力相威脅。張作霖、閻錫山又出動部隊兩面夾擊，馮玉祥部連戰連敗，逐步撤出京津地區。

帝國主義的公開挑釁激怒了北京人民。3月17日，由國民黨北京特別黨部發起，中共北方區委聯絡學生總會、北京總工會等十餘團體代表，召開緊急會議，議決於次日上午在天安門前召開國民大會，並舉行遊行請願；會議推選國民黨北京政治分會主席徐謙、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以及于右任、丁惟汾等人組成大會主席團，徐謙為主席。

3月18日，在國共兩黨的組織、領導下，北京各界五千多人齊集天安門前，徐謙主持國民大會，李大釗在會上發表講演，號召大家發揚五四精神，反抗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大會主席團成員黃昌谷宣讀了《駁復八國通牒宣言》。會後，組織了二千人參加的遊行隊伍，由共產黨員王一飛擔任遊行總指揮，直奔鐵獅子衚衕段祺瑞執政府前請願。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以及國民黨北方組織負責人丁惟汾、王樂平等參加了遊行。當遊行請願隊伍進入執政府門前廣場時，段祺瑞調集大批軍警、衛隊封閉了交通要道，用機關槍、步槍向手無寸鐵的請願群眾猛烈掃射，僅僅半小時，打死五十餘人，打傷二百多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三一八慘案」。北京女師大學生劉和珍、楊德群等在慘案中犧牲，李大釗、陳喬年在指揮群眾撤退時負傷。慘案發生后，段祺瑞執政府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等領導人。中共北方區委、國民黨北方領導機關被迫遷至蘇聯大使館西院內，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鬥爭。何以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反帝愛國風雲涌，熱血飛揚山河紅。革命屢次受挫折，賣國政府最可憎。

再說國民黨內原本就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在革命大潮的衝擊下，各派系明爭暗鬥，更加尖銳；致使廣州政局撲朔迷離，暗藏殺機。自孫中山逝世后，原受孫中山震懾的右派分子日益囂張，肆無忌憚地加緊活動。鄒魯、謝持、鄧澤如、胡毅生等人多次在胡漢民家聚會，集中攻擊左派領袖廖仲愷，密謀製造暗殺事件。

廖仲愷，原名恩煦，廣東惠陽人。長期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全力襄助孫中山制訂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成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國民黨內的左派領袖。國共合作后，他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工人部長、黃埔軍校黨代表、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廣東省省長等重要職務，為建立軍校、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殫精竭慮、貢獻卓越。他和共產黨人真誠合作，熱情支持工農群眾運動，同國民黨右派針鋒相對、不屈不撓地進行鬥爭。從而引起了右派分子的切齒仇恨，多次密謀，欲置其於死地而後快。

一日，汪精衛得知右派圖謀不軌的消息，當面提醒廖仲愷注意安全。廖仲愷坦然一笑，回答道：「我生平為人做事憑良心，自問沒有對不起黨、對不起國家。總之，生死由他去，革命不放鬆。」汪精衛建議道：「應加強警衛，盡量減少外出活動，以防不測。」廖仲愷慨然道：「值此黨國多難之秋，個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完成總理未竟大業，推動革命運動繼續前進，乃吾之夙願。倘若為黨為國而犧牲，亦是革命家之職分，何所顧忌！」廖仲愷臨危不懼，依然每日堅持工作，毫不妥協的與右派分子進行鬥爭。

8月20日，在戒備森嚴的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數名暴徒公然開槍，將廖仲愷刺殺於光天化日之下。

刺廖血案，震驚朝野。當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國民政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立即召開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特別委員會，專門處理刺廖血案；推舉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為委員，授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接著，國民政府又設立審理廖案特別法庭，並指派陳公博、周恩來、吳鐵城等九人為廖案檢察委員會，負責檢察事宜。

兇手很快被擒獲，然審訊之結果卻讓檢察官們大吃一驚。兇手供認，其行兇是受朱卓文之賄買，幕後策劃者有魏邦平、梁鴻凱、林直勉、胡毅生等。這些人有的是胡漢民的老部下、堂弟，有的是許崇智屬下的軍官。胡漢民、許崇智成為「刺廖案」的重要嫌疑人物。於是，廣東的社會治安和執行特別使命的任務，便落在黨軍和黃埔軍的身上，作為黃埔軍校校長、黨軍司令、廣州衛戍司令的蔣介石，也就成為廖案特委會的實際領導者。蔣介石大權在握，當即宣布廣州全城戒嚴，命令黨軍第一師師長何應欽督率所部分區警戒，並派出一部趕赴觀音山駐防，嚴密監視許崇智及其粵軍之行動。

然而，特委會在「緝拿嫌犯，懲辦兇手」的問題上卻嚴重分歧，連日爭議不決。蘇聯顧問鮑羅廷根據案情，提出了立即逮捕胡漢民等人的建議。蔣介石、許崇智則認為證據不足，堅決反對；會議否決了鮑羅廷的建議。此時，會場外各種勢力活動頻繁，暗流涌動。粵軍第一軍軍長梁鴻凱公然叫囂：「朱卓文因反共產而刺殺廖仲愷，即使挺身而出亦無大罪。」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人則秘密聚會，商議對策。胡漢民裝聾作啞，四處活動，為其堂弟胡毅生說情。

會議開了四天，依然爭持不下。汪精衛為了藉機驅逐胡漢民，以達到大權獨攬之目的，終於忍耐不住，公開攤派，直言指責道：「胡毅生、胡漢民是反革命分子的急先鋒。胡漢民必須對廖案負政治責任。」蔣介石之意不在輯凶，而想乘機打倒許崇智，奪取最高軍權，故而反覆強調：「當務之急，在於剪除謀叛軍隊，追查其幕後主使。」汪、蔣各有圖謀，彼此心照不宣。會後，二人連夜在私寓密謀，達成「驅胡倒許」之默契。

次日，蔣介石調動黨軍和黃埔軍緊急行動，包圍粵軍第一軍軍部，實施抓捕。其時，胡毅生、朱卓文早已聞風逃往湘江；只有林直勉、梁鴻凱、梁士鋒、楊錦龍等人被捕。胡漢民因知情不報，也被蔣介石押解黃埔軍校，予以軟禁。梁鴻凱、梁士鋒、楊錦龍在城中的部隊被全部繳械、收編。數日後，特委會做出「胡漢民出洋考察」的決定，隨即由國民政府給予「俄使名義」，從黃埔港遣送出國。

蔣介石支持汪精衛驅胡，汪精衛支持蔣介石倒許。9月18日，汪精衛以軍委會主席的身份發布命令，借口「梁鴻凱串通粵軍將領，謀反國民革命政府，罪在不赦。著廣州衛戍司令蔣介石全權處理廣東局勢。」蔣介石抓住機會，給許崇智以致命一擊。他將審理廖案中掌握的材料公之於眾：把許崇智勾結右派刺廖、把持財政、侵吞公款、剋扣軍餉的證據四處傳播，以分化粵軍；同時，用重金收買了許崇智手下的數名師長，徹底孤立了許崇智。次日，蔣介石命令黃埔軍全體出動，解決「反革命各軍」。黃埔軍發動突然襲擊，迅速包圍粵軍司令部，將許崇智一舉抓獲。許崇智的嫡系鄭潤奇師、龍莫雄旅被繳械、收編。黃埔軍全面接管了原粵軍的防務。入夜，汪精衛主持國民黨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了「對許崇智撤銷一切職務，勒令其離開廣東」的決定。蔣介石雷厲風行，連夜派人將許崇智押送上船，逐出廣州。

借處理「刺廖案」，汪精衛、蔣介石配合默契，收穫良多。之前，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曾被孫中山譽為黨國「三傑」；至此，只剩下汪精衛一人獨攬大權。而蔣介石則乘機趕走許崇智，奪取了東征軍總指揮一職，為其爬上「軍界領袖」寶座掃除了一大障礙。於是乎，汪、蔣聯手，初步形成了一文一武，掌控國民革命政府的格局。這才是：先烈屍骨未寒，汪蔣急忙搶權。一石擊中二鳥，不知誰苦誰甜？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