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四十歲的志摩

懷四十歲的志摩眼睛一眨，志摩去世，已經交五年了。在上海那一天陰晦的早晨的凶報，福煦路上遺宅里的倉皇顛倒的情形，以及其後靈柩的迎來，弔奠的開始，屍骨的爭奪，和無理解的葬事的經營等情狀，都還在我的目前，彷彿是今天早晨或昨天的事情。志摩落葬之後，我因為不願意和那一位商人的老先生見面，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去墓前傾一杯酒，獻一朵花；但推想起來，墓木縱不可拱，總也已經宿草盈阡了吧？志摩有靈，當能諒我這故意的疏懶！

綜志摩的一生，除他在海外的幾年不算外，自從中學入學起直到他的死後為止，我是他的命運的熱烈的同情旁觀者；當他死的時候，和許多朋友夾在一道，曾經含淚寫過一篇極簡略的短文，現在時間已經經過了五年，回想起來，覺得對他的余情還有許多郁蓄在我的胸中。僅僅一個空泛的友人，對他尚且如此，生前和他有更深的交誼的許多女友，傷感的程度自然可以不必說了，志摩真是一個淘氣、討愛，能使你永久不會忘懷的頑皮孩子！

稱他作孩子，或者有人會說我賣老，其實我也不過是他的同年生，生日也許比他還後幾日，不過他所給我的卻是一個永也不會老去的新鮮活潑的孩兒的印象。

志摩生前，最為人所誤解，而實際也許是催他速死的最大原因之一的一重性格，是他的那股不顧一切、帶有激烈的燃燒性的熱情。這熱情一經激發，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勢非至於將全宇宙都燒成赤地不可。發而為詩，就成就了他的五光十色、燦爛迷人的七寶樓台，使他的名字永留在中國的新詩史上。以之處世，毛病就出來了；他的對人對物的一身熱戀，就使他失歡於父母，得罪於社會，甚而至於還不得不遺詬於死後。他和小曼的一段濃情，在他的詩里、日記里、書簡里，隨處都可以看得出來；若在進步的社會裡，有理解的社會裡，這一種事情，豈不是千古的美談？忠厚柔艷如小曼，熱烈誠摯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發放火花，燒成一片了，哪裡還顧得到綱常倫教？更哪裡還顧得到宗法家風？當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際社會裡成話柄的時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純真與小曼的勇敢，到了無以復加。記得有一次在來今雨軒吃飯的席上，曾有人問起我以對這事的意見，我就學了《三劍客》影片里的一句話回答他：「假使我馬上要死的話，在我死的前頭，我就只想做一篇偉大的史詩，來頌美志摩和小曼。」

情熱的人，當然是不能取悅於社會、周旋於家室、更或至於不善用這熱情的；志摩在死的前幾年的那一種窮狀，那一種變遷，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許多男女友人，當然更不在志摩自身；實在是我們的社會，尤其是那一種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的緣故，終至於活生生的逼死了他。

志摩的死，原覺得可惜得很；人生的三四十前後——他死的時候是三十六歲——正是壯盛到絕頂的黃金時代。他若不死，到現在為止，五六年間，大約我們又可以多讀到許多詩樣的散文，詩樣的小說，以及那一部未了的他的傑作——《詩人的一生》；可是一面，正因他的突然的死去，倒使這一部未完的傑作，更加多了深厚的回味之處卻也是真的。所以在他去世的當時，就有人說，志摩死得恰好，因為詩人和美人一樣，老了就不值錢了。況且他的這一種死法，又和罷倫、奢來的死法一樣，確是最適合他身份的死。若把這話拿來作自慰之辭，原也有幾分真理含著，我卻終覺得不是如此的；志摩原可以活下去，那一件事故的發生，雖說是偶然的結果，但我們若一追究他的所以不得不遭逢這慘事的原因，那我在前面說過的一句話，「是無理解的社會逼死了他」，就成立了。我們所處的社會，真是一個如何狹量，險惡，無情的社會！不是身處其境，身受其毒的人，是無從知道的。

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在志摩的死後，再來替他打抱不平，也是徒勞的事情。所以這次當志摩四十歲的誕辰，我想最好還是做一點實際的工作來紀念他，較為適當；小曼已經有編纂他的全集的意思了，這原是紀念志摩的辦法之一，此外像志摩文學獎金的設定，和他有關的公共機關里紀念碑胸像的建立，志摩圖書館的發起，以及志摩傳記的編撰等等，也是都可以由我們后死的友人，來做的工作。可恨的是時勢的混亂，當這一個國難的關頭，要來提倡尊重詩人，是違背事理的；更可恨的是世情的澆薄，現在有些活著的友人，一旦鑽營得了大位，尚且要排擠詆毀，誣陷壓迫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文人，對於死者那更加可以不必說了。「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悼吊志摩，或者也就是變相的自悼吧！

（選自《達夫散文集》，上海北新書局193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