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江寧和議

第九章

江寧和議

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兵既逼江寧，清廷戰守俱窮，乃以耆英、伊裡布為全權大臣，與英使璞鼎查訂立條約十三款，是為中國與外國訂約之始。此約中國割香港與英，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許英人攜眷居住，英國派領事駐紮，英商得任意與華人貿易，毋庸拘定額設行商，進出口稅則訂明秉公議定，由部頒發曉示，並訂明英商按例納稅後，其貨物得由中國商人遍運天下，除照估價則例加收若干分外，所過稅關不得加重稅則。英國駐中國之總管大員與京內外大臣文書往來稱照會，屬員稱申陳，大臣批複曰札行，兩國屬員往來亦用照會，惟商賈上達官憲，仍稱稟。凡以破前此口岸任意開閉，英人在陸上無根據地，稅額繁苛，及不許英官平行之局也。又償英軍費千二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煙價六百萬元，限四年分期交清。第一期六百萬元交清后，英兵退出長江，惟仍占舟山、鼓浪嶼兩處，俟償款全清，五口均行開放，然後撤兵。此約條款殆全出英意，清廷以福州系省會，欲以泉州代之，又不願。鈐用御寶，欲代以欽差大臣關防，以英人不可，卒未能得約定。於是年七月二十四日，即1842年8月29日也。

當英人侵擾沿海時，閩粵江浙均不能抗，而獨未能得志於台灣。是時台灣總兵為達洪阿，兵備道為姚瑩。英人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犯基隆，因中國炮擊卻退，觸礁而沉。中國獲「黑夷」百餘及刀仗、衣甲、圖書等。九月，再犯基隆，遣兵登陸，又為中國伏兵擊退。明年犯大安港時中國募漁船防敵船。有粵人偽通英船所攜粵中漢奸，誘之入土地港，英船遂觸礁，官兵鄉勇奮擊，獲白夷十八、紅夷一、黑夷三十、粵東漢奸五。事聞，詔加達洪阿太子太保銜，賞姚瑩二品頂戴。台灣本屬福建，以在海外特加兵備道三品銜，與總兵皆得專摺奏事。基隆之捷陳明事屬隔海，恐督臣轉奏稽滯，由驛遞徑行呈奏。奉硃諭嗣後攻剿夷匪折件，由五百里奏報，如大獲勝仗，即由六百里奏報。大安之役，乃由五百里奏聞。自是驛遞相望，督臣怡良頗惎之，又慮英人報復。時俘獲徒刑台灣者百六十餘人，鎮道謂解省既不可，久羈亦非計，奏明倘夷船大幫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內患。報可。閩督怡良聞之懼，亟令泉州守函止之。鎮道不聽，除英酋顛林等九人及漢奸黃某、張某奉旨禁錮外，余悉殺之。時英人尚據鼓浪嶼，聞之大怒，遍張偽示，謂中華之辱莫甚於此見姚瑩致劉韻珂書。及和議成，訂明被禁英人及因英事被禁之華人，一律釋放。於是顛林等九人及散夷二十五人均送廈門省釋，而英人謂兩次俘獲均遭風難，夷脅江浙閩粵四省大吏入奏，詔怡良渡海查辦。甫至，兵民即諸行營為鎮道訴冤，全台士民，陸續奔訴者甚眾。怡良慮激變，受其詞而迫鎮道自認冒功，奉旨革職，逮入都交刑部審訊，旋以業徑革職，免其治罪結案焉。此事措置蓋迫於勢不得不然，論者以此咎怡良，未為平允。然謂鎮道冒功則實誣。當時兵勇確曾協力戰鬥，革鎮道之職，已足以全和局，乃並因此議敘之官紳概行撤銷，則亦稍過矣。達洪阿、姚瑩多殺英俘，自今日觀之，誠不免於野蠻，然今昔思想不同，不能執此以議昔人。瑩致劉韻珂書謂鎮道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國。諸文武即不以為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惟有鎮道引咎而已。頗有大臣之風概也。

英人用兵實緣種種積釁，鴉片之利或其所歆，然必挾兵力以求仇，則究為義所不許。故當時雖許以通商，仍可要以禁煙，而諸臣不明外情，置諸不論不議之列，煙禁遂暗中解除。咸豐五、六年間（1855、1856），各省競行抽厘以充軍餉。八年（1858），乃以洋葯為名，收百斤三十兩之稅，除官員、兵丁、太監外，人民概許買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