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

第二章

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

要講中國的近世史，必先知道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現在從政治社會兩方面，說其大略。

中國的政治，是取放任主義的。從前的政治家，有一句老話，說「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只這一句話，便表明了中國政治的消極性。中國的政治，為什麼取這種消極主義呢？原來政治總是隨階級而興起的。既有階級，彼此的利害，決不能相同。中國政治上的治者階級，是什麼呢？在封建時代，為世襲的貴族。封建既廢，則代之以官僚。所謂官僚，是合（一）官。（二）士，即官的預備軍。（三）輔助官的人，又分為（甲）幕友，（乙）吏胥，（丙）差役。（四）與官相結托的人，亦分為（子）紳士，（丑）豪民，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反，都是要剝削被治者以自利的。固然，官僚階級中，未嘗無好人，視被治階級的利害，即為自己的利害。然而總只是少數。這是因為生物學上的公例，好的和壞的，都是反常的現象，只有中庸是常態。中庸之人，是不會以他人之利為己利，亦不會以他人之害為己害的，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本位。社會的組織，使其利害與某一部分共同，他就是個利他者。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對立，就不免要損人以自利了。所以官僚階級，決不能廢督責督責二字，為先秦時代法家所用的術語。其義與現在所謂監察有些相似，似乎還要積極些。然中國地大人眾，政治上的等級，不得不多，等級多則監督難。任辦何事，官僚階級都可藉此機會，以剝民而自利。既監督之不勝其監督，倒不如少辦事，不辦事，來得穩妥些。在中國歷史上，行放任政策，總還可以苟安，行干涉政策，就不免弊余於利，就是為此。因此，造成了中國政治的消極性。

試看政治上的制度：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國，皇帝的尊嚴，可謂並時無二，然其與臣下的隔絕亦特甚現在世界上，固有版圖更大於中國的國家，然合最古和最大兩條件言之，則中國實為世界第一。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曾說：中國人所見外國有君主，往往臆想，以為亦和中國的皇帝一樣，其實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歐洲小國的君主，時常步行出宮，人民見之，脫帽鞠躬，他亦含笑答禮，較之中國州縣官，出有儀衛的，還覺得平易近人得多呢。中國君主的尊嚴，乃由其地大人眾，而政治上的等級，不得不多，等級多，則不得不隔絕，隔絕得厲害，自然覺得其尊嚴了。再加歷史上的制度和事實，都是向這一方面進行的。所以歷時愈久，尊嚴愈甚，而其隔絕亦愈甚。秦漢時的宰相，是有相當的權力，而地位亦頗尊嚴的。然自武帝以後，其權已漸移於尚書。曹魏以後，又移於中書。劉宋以後，又參以門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長官為相職，而中書門下，尤為機要。後來兩省長官，不復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平章事等名目，即為宰相。其事務，則合議於政事堂。政事堂初在門下省，后移於中書省。宋元之世，遂以中書省為相職。中書門下等官，其初起，雖是天子的私人，至此其權力又漸大，地位又漸尊了。明世，乃又廢之而代以殿閣學士，清代，內閣之權，又漸移于軍機處。總而言之，政治上正式的機關，其權恆日削，而皇帝的秘書和清客一類的人，其權恆日張內閣至清代，已成為政治上正式的機關。軍機處則不過是一個差事，和末年的練兵處、學務處一樣。外官：秦漢時的縣，實為古代的一國，此乃自然發達而成的一個政治單位五等之封，在經學上，今古文立說不同。今文之說，見於《孟子·萬章下篇》和《禮記·王制》，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此乃自然的趨勢所發達而成的政治單位。《漢書·百官公卿表》說：漢承秦制，縣大率方百里，即是將此等政治區域，改建而成的。古文之說，見《周官·職方氏》，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遞減百里，乃根據東周以來的事實立說的。如《孟子·告子下篇》說：今魯，方百里者五，就是《周官》所說的公國了。此等國中，實包含許多政治單位，而其自身並非一個政治單位。更大的國，如晉、楚、齊、秦等，就更不必說了。大率方百里為一政治單位，實從春秋以後，直到現在，未曾有根本變更。因為縣這一個區域，從來沒變動過。郡本是設在邊陲之地，以御外侮的。與縣各自獨立，不相統屬，後來大約因其兵備充足，縣須仰賴其保護，乃使之隸屬於郡。然仍只是邊陲之地戰國時，楚之巫、黔中，燕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趙之雲中、雁門、代郡等，均在沿邊之地。秦始皇滅六國，因其民未心服，覺得到處有用兵力鎮壓的必要，乃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而以郡統縣，始成為普遍的制度。此時距封建之世近，郡守的威權，又怕其太大，乃設監御史，漢朝則遣刺史監察之。漢朝的刺史，一年一任，沒有一定的駐所；其人的資格和官位，都遠較太守為低。所察以詔書所列舉的六條為限，不外乎太守的（一）失職，（二）濫用威權，（三）依附豪強，其他概非所問。真是一個純粹的監察官。唐宋以後的監司官，就不能如此了。然即使把它算做行政官，也還只有三級。至元代，乃又於其上設一中書行省。明雖廢之而改設布政、按察兩司，其區域則仍元行省之舊。至清代，督撫又成為常設的官，而布政司的參政、參議，分守各道，按察使的副使、僉事、分巡各道的，又漸失其原來的性質，而儼若在司府之間，自成一級。於是合（一）督撫，（二）司，（三）道，（四）府，直隸州廳，（五）縣、散州廳秦並天下，立郡縣二級之制。漢時刺史，本非行政官。每一刺史，所分察的區域，政治上並無名稱，當時言語，則稱之為州。後來改刺史為州牧，即沿用其稱謂。州字至此，始成為行政區劃之名。東晉以後，疆域縮小，而僑置的州郡日多。州之疆域，寖至與郡無異，隋時乃並為一級。自此州郡二字，異名實同，實系秦漢時的所謂郡。其監司官所管的區域，則唐稱為道，宋稱為路。元時於路之上又置行中書省。明雖廢省設監司，其區域則仍元之舊，其名稱遂亦相沿不變。府之稱，唐時唯長安、洛陽為然。後梁州以為德宗所巡幸，亦升為興元府。宋代大州多升為府。於是秦漢時所謂郡的一級，或稱為府，或稱為州。此為明代府與直隸州並立的由來。其直隸廳，則系清代同知、通判，另有駐地，而直隸於布政司者之稱。又元時因省冗官，令知州兼理附郭縣事，明初遂並縣入州，所以凡直隸州都無附郭縣，其不領縣的，稱為散州，就與縣無異了。散廳則是同知、通判有駐地而仍屬於府的。總之，近代的地方制度，頗為錯雜不整，幾乎成為五級了。等級愈多，則下級受壓制愈甚，而不能有所作為。上級的威權愈大，而馴致尾大不掉，清中葉以後，此等弊害，是十分顯著的。縣既是古代的一國，縣令即等於國君，是不能直接辦事的，只能指揮監督其下。真正周詳纖悉的民政，是要靠鄉鎮以下的自治機關舉行的。此等機關，實即周時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等職；漢世的三老、嗇夫、游徼，尚有相當的權力，而位置亦頗高。魏晉以後，自治廢弛，此等鄉職，非為官吏所誅求壓迫，等於廝役，即為土豪劣紳所盤踞，藉以虐民，民政乃無不廢弛。總而言之，中國政治上的制度，是務集威權於一人，但求其便於統馭，而事務因之廢弛，則置諸不問，這是歷代政治進化一貫的趨勢，所以愈到後世，治官的官愈多，治民的官愈少，這是怪不得什麼一個人的。政治的進化，自有一個隱然的趨勢，在前領導著，在這趨勢未變以前，是沒有法子違逆它的。即使有一兩個人，要硬把它拗轉來，亦不旋踵而即復其舊，甚而至於加甚其程度。

因為政治上有這但求防弊的趨勢，就造成了一種官僚的習氣。官僚政治的情態是（一）不辦事，（二）但求免於督責，（三）督責所不及，便要作弊。不辦事的方法，是（甲）推諉，（乙）延宕。推諉是乾脆不辦。延宕是姑且緩辦，希冀其事或者自行消滅，或可留給別人辦。官場的辦事，所以遲緩，就是為此。但求免於督責，則最好用俗話所謂「說官話」的手段。表面上絲毫無可指摘，實際上卻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官場的辦事，所以有名無實，即由於此。作弊乃所以求自利，求自利，是一切階級本來的性質，與其階級同生，亦必隨其階級而後能同滅的。官僚既成為一階級，自亦不能違此公例。所以官僚階級的營私舞弊，侵削國與民以自利，是只能隨監督力量的強弱，而深淺其程度的，性質則不能改變，這是古今中外所同然的做事的但求卸責，及監督不及，便要作弊，外國的官僚政治，亦和中國相同，但其官制受過資本主義的洗禮，組織要靈活些，監督也要嚴密些，所以作弊要難些，辦事也要敏捷些，然其本質則無異。

以上所說的是立法，至於用人，則向來視為拔取人才之途的，是學校與科舉。學校在官辦的情形下，自然不會認真。倒不如科舉，還有一日之短長可憑。科舉遂成積重之勢，流俗看重它，朝廷亦特優其出身。然科舉則所學非所用。從前的科舉，取中之後，是要給他官做的。實在是一種文官考試，然其所考的，則唐朝為詩賦和帖經、墨義，宋朝則廢帖經而改墨義為大義帖經、墨義之式，見於《文獻通考·選舉考》。帖經是責人默寫經文，墨義則責人背誦注語，和現在學校中舊式考試，專重記憶的一般。此乃受當時治學方法的影響。因為當時人的治經，本是以記憶為貴的。都是和做官無乾的，自宋以前，詩賦及經義，迄分為兩科，元以後複合為一元明時首場試四書、五經義，次場試古賦、詔、誥、表等，均繫辭章性質。清朝雖去之，將四書五經義於頭二場分試，然頭場試詩一首，仍須懂得辭章。其事實非普通人所能為。明清以來，遂專註重於幾篇四書義，而其餘都不過敷衍了事。而四書義的格式，又經明太祖和劉基制定，是要代聖賢立言的。因此，遂生出不許用後世事的條件明清兩代，科場所試的經義，體制相同。以其本為明太祖所制定，所以稱為制義，又稱為制藝，其體制頗為特別。中國的對偶文字，是句與句相對，此則段與段相對。其嚴整的格式：除起處先以兩句總括題旨，謂之破題；又以數語續加申說，謂之承題，再以一段總括題義，謂之起講外，以下的文字，須分作八段。第一段與第二段，第三段與第四段，第五段與第六段，第七段與第八段相對。除起講之後，有數單語，謂之入手；每兩段之後，可以有數單語，謂之出落；結筆又可用數單語，謂之落下外，其餘都須兩兩相對。後來雖有變通，大體相去總不甚遠。此種文體，本已特別，非專門學習不可。後來出題目的，又務求其難，如其所謂虛小題。虛題，有專取兩個虛字，以為題目的。如以《孟子·告子下篇》：「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之必先二字為題。小題中的截上，將上文截去；截下則將下文截去；截搭則上一句系截上，下一句系截下，此等題目，本非連上下文不可解，而文字的表面上，卻不許涉及上下文，謂之犯上，犯下。截搭題則做六股，前兩股說上句，其中須隱藏下句的意義，或硬嵌入其字面，謂之釣。后二股做下句，對於上句亦然，謂之挽。中間兩股，則從上句說到下句，謂之渡。大題有出至十餘章的，根本不是一句話，而文中不許各章分說，硬要想出一個法子來，把它聯成一片，謂之串做。諸如此類，都是非法之法，單明白事理的人，不會就懂得的，所以非專門學習不可。此等非法之法，是很多的。以上所舉，不過大略。所以學之頗費時間。天資中等的人，就可以窮老盡氣了。以上所說的，系屬後來的流弊。其（一）段與段相對，（二）不準自己說話，而要代書中的人立言，則初立法時已然，此二者可謂八股文的特色，為此種文體所由成，即此已與普通事理不合，非專門學習，不會懂得了。應科舉的人，本來是不講學問，只求會做應試文字的。應試文字，當其立法之初，雖亦想藉此以覘所試的人的學識，然其結果，往往另成為一種文字。無學識的人，經過一定的學習，亦可以寫得出來，有學識的人，沒有學習，亦覺無從下手，應舉文字至此，遂全與學識無干。而況加以這一種限制，使其更便於空疏呢？近世學子之所以一物不知，和科舉制度，不能不說有很大的關係。人的氣質，是多少和其所從事的職業，有些關係的。唐朝的進士試詩賦，其性質多近於浮華。明清的科舉重四書義，四書注則採用朱注，所以其士子的性質，多近於遷腐。空疏則不知官吏的職責，迂腐則成為改革的阻力。清朝後來所以政治上絕無可用之才，而所謂紳士，多成為頑固守舊之魁，即由於此。但此等人，究竟還有些方正的性質，總還有所不為，雖不懂得世務，還有些空泛的忠君愛民、顧惜名節等觀念。又大開其實官捐，出了錢的人，都可以買官做。於是官場的流品益雜，其人的道德觀念和智識程度，又在科舉中人之下。而仕途的擁擠，又逼著他無所不為，官方之壞，就不可收十了。就一般國民之中，拔擢出一部分人來，算他有做官的資格，謂之取士。就已有做官資格的人，授之以官缺，謂之銓選。銓選有兩法：一種是畀用人之人以選擇之權的是為注重衡鑒。一種則專守成法，不許以意出入，是為注意資格。以人批評人，固然很難得當，較之全不問其好壞，總要好些。所以就理論言，注重衡鑒之法，實較專憑資格為合理。但這是以操銓選之權者大公無私為限。若其不然，則勢必衡鑒其名，徇私舞弊其實，還不如資格用人，可以較為安靜了。從注重衡鑒，變為專守資格，亦是從前政治進化自然的趨勢。政治主義不變，是無法可以遏止的。但在非常之時，亦必有非常之法，以濟其窮。清朝卻始終沒有，一切又是循資按格。所以始終不能擢用有才有志的人，以振作士氣，鼓舞民心，洊升至大僚的人，大都年已六七十，衰遲不振，惟利是圖。這是清朝的政治所以絕無生氣的原因。

在朝的政治，既無生氣，所希望的，就是在野的人。在野的人，就是所謂士。不在其位的士大夫，都慷慨喜言政治，有時亦可影響於朝局。而且在野的人，喜談政治，則留心政治的人必多，其中自多可用之才。苟得嚴明的君主以用之，自易有振敝起衰之望黨禍的根源，就政治上言之，實由上無嚴明之主，歷代的黨禍，其中的首領，也總有幾個公忠體國的人，但大多數附和的人，則均係為名為利。加以懲治，適足使其名愈高，名高而利即隨之，彼正私心得計，所以黨爭必不可以力勝。只要有嚴明的政治，持之以久，而不為其所搖動，久則是非自見，彼將無所藉以鼓動群眾，其技即將窮而自止，而黨禍也就消滅了。清朝承明代黨爭之後，防止立社結黨甚嚴。又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對於漢人，較之前朝，猜忌尤甚。所以士大夫都不敢談政治，而萃其心力於辭章考據。清儒的學問，亦自有其特色，然就政治方面論，則大都是無用的。又承宋明理學盛極而衰之會，只致力於博聞而不講究做人的道理。所以其人的立身行己，多無足觀。既無以自足於內，則必將浮慕乎外，而嗜利卻不重名節，遂成為士大夫階級一般的風氣。

凡百政事，總是有了錢，才能夠舉辦的。所以財政實為庶政的命脈。要想積極地整頓政治，理財之法，是不能不講的。中國的政治，既是放任主義，所以其財政亦極窳敝。全國最重要的賦稅是地丁。地即田稅，丁乃身稅，本指力役而言。責民應役，其弊甚多，乃改為折納錢而免其役。而所謂折納錢者，又不是真嚮應役的人徵收，而是將全縣丁額，設法攤派於有田之家，謂之丁隨糧行。名為丁稅，其實還是田稅。清朝所謂編審，就是將丁稅之額，設法改派一番，和清查戶口，了不相干。所以各縣丁稅，略有定額，並不會隨人口而增加。清聖祖明知其然，乃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下詔：令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新生人丁，概不出賦，而舊有丁賦之額，仍要維持，就不得不將丁銀攤入地糧了。至此，地丁兩稅，乃正式合併為一。所以昔時租稅的基本部分，全為農民所負擔，其伸縮之力極小。財政困難時，加賦往往召亂。但不加賦，又無以應付事情，這亦是從前政治難於措置的一端。

國家最重要的職務，是維持國內的秩序，抵禦外來的侵略。為達到這兩項目的起見，於是乎有兵刑。中國從前的情勢，在承平時代，是無所謂兵的，所謂兵，只是有一種人名為兵而吃餉，其實並無戰鬥力。這是由於承平時代，並無對立的外敵，亦無必須預防的內亂。處此情形之下，當兵的人，和帶兵的人，自然不會預期著要打仗，而軍政就因之腐敗了。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私天下的人，何嘗不想維持強大的軍隊，以保守一己的產業？然有強兵而無目標，其兵鋒往往會轉而內向，這亦是私天下者之所懼，因此不敢十分加以整頓。而且在政治腐敗之時，亦不知道要整頓，即使想整頓，亦復不能整頓。所以在歷史上，往往內亂猝起，外患猝至，國家竟無一兵可用。要經過相當時間，新的可用的軍隊，才能從一面打仗，一面訓練中，發生成長起來。這亦是為政情所規定，而無可如何的。

至於刑法，則向來維持秩序的，是習慣而非法律。換言之，即是社會制裁，而非法律制裁。其所由然：（一）因政治取放任主義而軟弱無力。（二）因疆域廣大，各地方風俗不同，實不能實行同一的法律。於是法律之為用微，而習慣之為用廣。（三）因社會上的惡勢力，並沒有能夠根本剷除。如家法處置等事，到現在還有存留於社會的。（四）因官僚階級中人，以剝削平民為衣食飯碗，訴訟事件，正是一個剝削的好機會。此項弊竇，既為官僚階級的本質，則雖良吏亦無如之何。不得已，乃惟有勸民息訟。以國家所設的官，本以聽訟為職的，而至於勸民息訟，細想起來，真堪失笑。然在事實上，卻亦不得不然。五口通商以後，西人借口於我國司法的黑暗，而推行其領事裁判員權，固不免心存侵略，然在我，亦不能說是沒有召侮的原因。

中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農民的知識，大概是從經驗得來的。其種植的方法，頗有足稱。但各地方的情形，亦不一律，如李兆洛做《鳳台縣誌》，說當地的人，一人種田16畝，窮苦異常。有一個人，喚作鄭念祖，雇一兗州人種園。兩畝大面積，要雇一個人幫忙。所用的肥料，要2000個銅錢。而鳳台本地人，卻種10畝地，只用1000個銅錢的肥料。其結果，兗州人所種園地，大獲其利，而鳳台當地人，則往往不夠本。於此，可見鳳台人耕作之法，遠不如兗州。李兆洛是常州人。常州是江南之地，江南的耕作法，是號稱全國最精的，李氏因而主張，雇江南的農師，到鳳台去教耕，兼教之以各種副業。他說：如此，一人16畝之地，必可溫飽而有餘。舉此一例，可見各地方的農民，其智識的高低，並不一律。這是因地利之不同，歷史之有異如遭兵荒而技術因之退步等，所以其情形如此。但以大體論，中國的農民是困苦的。這因（一）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濫伐，時而不免於天災。（二）因田主及高利貸的剝削，商人的操縱。（三）沃土的人口，易於增加。所種的田，因分析而面積變小。所以農民的生活，大多數在困苦之中。設遇天災人禍，即遭流離死亡之慘，抑或成為亂源。工業：大抵是手工。有極精巧的，然真正全國聞名的工業品並不多。即使有，其銷場實亦仍限於一區域中。流行全國的，數實有限如湖筆、徽墨，其實並未推行全國，各處都有製造筆墨的人。此因製造的規模不大，產量不多，又運輸費貴，受購買力的限制之故。普通用品，大抵各有行銷的區域。工人無甚智識，一切都照老樣子做，所以改良進步頗遲；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商人在閉關時代，可謂最活躍的階級，這因為社會的經濟，既進於分工合作，即非交換不能生存。而生產者要找消費者，消費者要找生產者極難，商人居其間，卻盡可找有利的條件買進，又可盡找有利的條件賣出。他買進的條件，是只要生產者肯忍痛賣。賣出的條件，是只要消費者能勉力買，所以他給與生產者的，在原則上，只有最低限度。取諸消費者的，在原則上，卻達於最高限度。又且他們手中，握有較多的流動資本。所以商人與非商人的交易，商人總是處於有利地位的。在他們之中，專以流通資本為業的，是錢莊和票號，亦佔有相當勢力。當鋪則是專與貧民做交易的，這可說是放債者的組織。中國的商業，雖有相當的發達，但受交通及貨幣、度量衡等制度，發達不甚完美的影響，所以國內商業，還饒有發展的餘地。商人經營的天才，亦有足稱。但欲以之與現代資本雄厚、組織精密的外國商人為敵，自然是不夠的。加以他們（一）向來是習於國內商業的，對於國外商業的經營，不甚習熟。（二）資本又不夠雄厚。（三）外國機器製品輸入，在中國饒有展拓之地，即居間亦有厚利可圖。所以海通以來，遂發達而成為買辦階級。

農工商三種人，都是直接生利的，士則否。士人：（一）最得意的，自然做官去了。（二）次之則游幕，亦是與官相輔而行的。（三）因做官的人，生活寬裕，往往可以支持數代，又讀書，從前算做高尚的職業，所以農工商中，生活寬裕的；以及無一定職業，而生活寬裕的，抑或以讀書為業。此等讀書人，純粹成為有閑階級。（四）大多數無產的，則以教館為生，握有全國文字教育之權。從前的讀書人，知識大體是淺陋的。這因（一）中國人的讀書，一部分系受科舉制度的獎勵。（二）又一部分，則因實際應用的需要，如寫信、記賬等。志在科舉而讀書的，自然專以應舉為目的。從前人讀書，所以人手即讀四書，即因考試專重四書文之故。讀到相當程度，即教以作應舉之文，應舉之文，如前述，是可以窮老盡氣的。教者既除此之外，一無所知，學者的天資，在中等以下的，自亦限於此而不能自拔。所以一部分生計較裕，願望較大的人，讀了書，往往成為淺陋頑固之士。至於其讀書，係為識得幾個字，以便應用的，則教之之人，亦更為淺陋。大抵鄉間的蒙館，做老師的人，亦多數是不通科舉之學的，他們本亦只能教人識幾個字，記記賬。此等識字之書，編成韻語，使人且識字且誦讀的如《急就篇》等是。但在近代，此等書久未編纂，於是改而教人識方字。既已認識方字，此等編成韻語的書本可不讀，因為方字便是其代用品。然此等閭里書師四字見《漢書·藝文志》，可見現在村館蒙師，歷代都有，是只知道相沿的事實，而不知其原理的，既識方字之後，乃教之以《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詩》等。再進一步，就惟有仍教之以四書了，其結果，於此等人的生活，全不適切，應用的技能，亦所得有限。士人向來自以為有領導的責任，特別是理學昌明時代，因為理學家以天下為己任，而他們所謂治天下，並不是專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會，在他們看得是很要緊的。他們在鄉里之間，往往能提倡興修水利，舉辦社倉等公益事業。又或能改良冠婚喪祭之禮，行之於家，以為民模範。做官的，亦多能留意於此等教養之政。他們所提倡的，為非為是，姑置勿論，要之不是與社會絕緣的。入清代以後，理學衰落，全國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據。考據之學，是與社會無關係的。次之，則有少數真通古典主義文學的人，其為數較多的，則有略知文字，會做幾篇文章，幾首詩，寫幾個字，畫幾筆畫的人。其和社會無關係，亦與科舉之士相等。總而言之，近代的讀書人，是不甚留意於政治和社會的事務的，所以海通以來，處從古未有的變局，而其反應的力量並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時，則處士橫議，早已風起雲湧了。

士子而外，還有一種不事生產的人，此等人，在鄉里則稱為無賴，稱為地痞，稱為棍徒；出外則稱為江湖上人。即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亦即古代所謂豪傑、惡少年等。此等人大抵不事生產，其生活卻較一般平民為優裕。其進款的來源，則全靠其一種結合，因而成為一種勢力。於是（一）或者遇事生風，向人敲詐。（二）則做犯法的事，如販賣私鹽等。（三）或且為盜為賊。此等人和吏役大抵有勾結，吏役又有些怕他，所以在政治上，很難盡法懲治。在秩序安定之時，不過是一種游食之人，在秩序不安定之時，即可起而為亂，小之則盤踞山澤，大之則就要攻劫州縣，成為叛徒了。歷代的亂事，其擴大，往往由於多數農民的加入，其初起，往往是由此等人發動的。中國的平民是無組織的，此等人卻有組織，所以英雄豪傑，有志舉事的，亦往往想利用他們。尤其是在異族入據之世，但此等人的組織，根本是為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的。其組織雖亦有相當的精嚴，乃所謂盜亦有道。盜雖有道，其道究只可以為盜，真要靠他舉行革命事業是不夠的。

一般的風氣，家族主義頗為發達。人類在較早的時代，其團結大概是依據血統的。當這時代，治理之權，和相生相養之道，都由血緣團體來擔負，是為氏族時代。後來交通漸廣，交易日繁，一團體的自給自足，不如廣大的分工合作來得有利，於是氏族破壞，家族代興。中國的家族，大體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為範圍，較諸西洋的小家庭，多出上父母一代，間有超過於此的，如兄弟幾房同居等，其為數實不多，此等組織，觀念論者多以為其原因在倫理上，說中國人的團結，勝於歐美人。其實不然，其原因仍在經濟上。（一）因有些財產，不能分析，如兄弟數人，有一所大屋子，因而不能分居。（二）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則小家庭中，人口太少，在經濟上不足自立。譬如一夫一妻，有一個害了病，一個要看護他，其餘事情就都沒人做了。若在較大的家庭中，則多少可借些旁人的力，須知在平民的家庭中，老年的父母，亦不是坐食的，多少幫著照顧孩子，做些輕易的事情。（三）慕累世同居等美名以為倫理上的美談，因而不肯分析的，容或有之，怕究居少數，但亦未必能持久。凡人總有一件儘力經營的事情，對於它總是十分愛護的。中國人從前對於國家的關係，本不甚密切，社會雖互相聯結，然自分配變為交易，明明互相倚賴之事，必以互相剝削之道行之，於是除財產共同的團體以內的人，大率處於半敵對的地位。個人所恃以為保障的，只有家族，普通人的精力，自然聚集於此了。因此，家族自私之情，亦特別發達。（一）為要保持血統的純潔，則排斥螟蛉子，重視婦女的貞操。（二）為要維持家族，使之不絕，則人人以無後為大戚。因而獎勵早婚，獎勵多丁，致經濟上的負擔加重，教養都不能達到相當的程度。（三）公益事情，有一部分亦以家族為範圍，如族內的義田、義學等是。（四）因此而有害於更大的公益。如官吏的貪污，社會上經手公共事業的人的不清白，均系剝削廣大的社會，以利其家族。（五）一部分人，被家族主義所吞噬，失其獨立，而人格不能發展。尤其是婦女，如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因而不施以教育，反加以抑壓錮蔽之類。總而言之，家族制度和資本制度，是現代社會的兩根支柱，把這兩根支柱拉倒了，而代以他種支柱，社會的情形就大變了。

鄉土觀念亦是習慣所重的。（一）因交通不便，各地方的風俗，不能齊一，尤其言語不能盡通。（二）而家族主義，亦本來重視鄉土的。因為家族的根據，總在一定的地方，而習俗重視墳墓，尤屬難於遷移之故。因此離開本鄉，輒有凄涼之念，雖在外數十年，立有事業，仍抱著「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思想，總想要歸老故鄉，而屍棺在千里之外，亦要運歸埋葬。此於遠適異域，創建功業，從事拓殖，頗有些阻礙。羈旅之人，遇見同鄉，亦覺得特別親近，只看各地會館的林立，便可知道，此於國族的大團結，亦頗有妨礙。後來旅外的華僑，雖在異國，仍因鄉貫分幫，即其一證。

中國人是現實主義的，不甚迷信宗教。其故：因自漢以後，儒教盛行，儒教的宗旨，系將已往的時代，分為三階段。（一）在部族公產之世，社會內部，絕無矛盾，對外亦無爭鬥，謂之大同。（二）及封建時代，此等美妙的文化，業經過去了，然大同時代的規制，仍有存留。社會內部的矛盾，還不甚深刻，是為小康。大同小康之名，見於《禮記·禮運》。（三）其第三個時期，沒有提及，我們只得借《春秋》中的名詞，稱之為亂世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為三世：（一）據亂而作，（二）進於昇平，（三）再進於太平，明是要把世運逆挽至小康，再挽之大同的。太平大同的意義，後世已無人能解，小康之義，儒書傳者較詳，後人都奉為治化的極則其實儒家的高義，並不止此。其說法，還是注重於社會組織的。想把事務件件處置得妥帖，使人養生送死無憾。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現世，都可以人力致之。所以別種宗教，所希望的未來世界，或別一世界，靠他力致之的，在中國不能甚占勢力。雖然如此，人對現世的觖望，總是不能無有的，於是有道佛二教，以彌補其空隙。（一）儒教的善惡報應，是限於現世的，延長之則及於子孫，這往往沒有應驗，不能使求報的人滿足。佛教乃延長其時間而說輪迴，另闢一空間而說凈土，使人不致失望。（二）高深的哲學，在中國是不甚發達的，佛教則極為發達，可以滿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慾。（三）其隨時隨地，各有一神以臨之，或則系屬善性，而可以使人祈求；或則系屬惡性，而可以使人畏怖。則自古以來，此等迷信的對象本甚多，即後來亦有因事而發生的，都併入於道教之中，前者如各地方的土地山川之神；後者如後世貨幣用弘，則發生財神；天痘傳染，則發生痘神等是。中國宗教發達至此，已完全具足，所以再有新宗教輸入，便不易盛行。

以上所說，系就通常情形立論。若在社會秩序特別不安定之時，亦有借宗教以資煽惑的，則其宗教，迷信的色彩，必較濃厚，而其性質，亦不如平時的宗教的平和，歷代喪亂時所謂邪教者都是。

以上是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輪廓。總而言之：

（一）當時中國的政治，是消極性的，在閉關時代，可以苟安，以應付近世列國並立的局面則不足。

（二）當時中國的人民和政府的關係該說是對立的，社會的規則都靠相沿的習慣維持。但到真有外族侵入時，人民就能奮起而與國家一致了。

（三）中國社會的風俗習慣，都是中國社會的生活情形所規定的，入近世期以後，生活情形變，風俗習慣亦不得不變。但中國疆域廣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響不一致，所以其變的遲速，亦不能一致，而積習既深，變起來自然也有相當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