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鴉片戰爭和咸豐戊午、庚申之役

第四章

鴉片戰爭和咸豐戊午、庚申之役

第一節鴉片戰爭和五口通商

鴉片戰爭是近世史上中西衝突的第一件事，這件事從表面上看來，是因通商上的隔閡深了，借燒煙而爆發的，論其實，則是中西的文化，差異得甚了，自塞而趨於通，不可免的衝突的初步。

通商之事，為官與商大利之所在，而於普通人民則無利，上章已經說過了，因此，官吏既懼外商與人民衝突，引起事端，又溺於利而不能絕。又是時的西人，頗為強悍，倘使嚴行拒絕，也是要惹起事端的。而又不懂事，習慣於不辦事，不能持平處理外人的事件，乃悉將其責委之於商人。商人則乘機圖利，剝削外商，而通商上的隔閡，遂成非有大變動，不能改革之局。

英國的對華貿易，本為東印度公司所專。1834年，即清宣宗道光十四年，其專利權才被取消。先是英商和中國的交涉，都由東印度公司的代表人負責，中國謂之大班。公行知公司的專利權將被取消，請於總督：說散商不便制馭，請知照英國，再派大班來粵。英人卻派了一個商務監督來，其人為律勞卑WilliamJohnLordNapier，既到中國之後，即入居廣州的商館行商為英商所備居住之處，要求會見總督，總督盧坤以舊無此例，命其在請旨得許之先，住居澳門。律勞卑不肯，盧坤以停止貿易相迫脅。律勞卑不得已，退還澳門，旋因患瘧而死。律勞卑東來時，英政府訓令其和中國官員交涉，須要和善，勿得惹起中國人民的惡感；英民當守中國的法律，其宗旨還很和平。律勞卑深受刺激，才說和中國交涉，非用武力不可。惡化的形勢，漸漸地開始了。律勞卑死後，德庇時JohnFrancisDavis、羅白生SirGeorgeRobinson相繼為商務監督，和中國交涉，都很軟弱。德庇時時，英商曾聯名上書國王，請求改派大員，以武力改良待遇，英政府仍未採用。1836年，即道光十六年，甲必丹·義律CaptainElliot代為監督，由行商為之轉遞稟帖，稱其為英國在華最高的長官。明年，總督鄧廷楨，奏請許其如大班之例，到省照料，不得逾期逗留。朝議許之。四月，義律始至廣州，報告英政府，英政府令其不得再用稟帖。而其時禁煙事起，中國命其禁止商人販運鴉片，形勢頗為嚴重。義律遂回澳門，建議英政府說：非用武力，不能得平等的待遇。禁煙形勢嚴重，將引起戰禍。於是英政府訓令東方艦隊，保護在華英人的利益。1838年，即道光十八年，英國艦隊來粵示威，交涉漸次惡化了。

鴉片輸入，遠起唐末。然其時系作藥用。直至明代，西班牙人將美洲的煙草，移植菲律賓，后遂輸入中國。吸食煙草時，有一種將鴉片加入同熬，謂之鴉片煙罌粟之名，初見於《開寶本草》。開寶系宋太祖年號，自公曆969至975年。其物一名阿夫容。據近人說，即阿拉伯語Afon的音譯，故知其為大食人所輸入。清世宗《雍正硃批諭旨》：七年（1929），有漳州知府李國治，拿得行戶陳遠私販鴉片34斤，擬以軍罪。巡撫劉世明親訊，傳藥商認驗。僉稱此系藥材，為治痢必須之品，惟加入煙草同熬，始成鴉片煙。劉世明以李國治故入人罪，具本題參。可見當時鴉片尚不能離煙草而單獨吸食。后又變為單獨吸食，詒害頗巨。雍正時已有禁例。然其時鴉片由葡萄牙人輸入，為數並不多，至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獎勵種植，而輸入始日增月盛。高宗乾隆末年，粵督奏請禁止。仁宗嘉慶初，又申明禁令。鴉片遂變為無稅的貨，輸入轉難制馭。道光時輸入達3萬箱煙箱之重量不同，以100斤的為多，價約四五百元。國民吸食者日多劉韻珂寫給人家的信，說黃岩一邑，白晝無人，竟成鬼市，雖或言之過甚，然吸食者必不少。而中國是時，沒有這許多出口貨與之相抵，只得輸出銀兩，銀是清代用為貨幣的，官吏徵收錢糧，鹽商賣鹽，所收的都是銅錢，及其解交國庫，則都須換成銀兩。銀錢相易，前此都有盈餘，此時則不克賠累，影響於財政頗巨。於是嚴禁之議復起。

私運為大利之所在，能否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一切禁絕，頗成問題當時鴉片躉船，都停泊外洋，而其行銷之暢如故，包買的謂之窯口，傳遞的謂之快蟹，關汛都受其賄賂，為之包庇。道光六年（1826），粵督李鴻賓專設水師巡緝，巡船所受規銀，日且逾萬。十三年（1833），盧坤督粵，把它裁掉。至十七年（1837），鄧廷楨又行恢復，巡船之受賄如故，而且更立新陋規，每煙1萬箱，須另進他們數百箱。不但置諸不問，並有代運進口的。而對外方面，通商上的癥結深了，能否一切不顧，專辦禁煙，亦成問題作《中西紀事》的夏燮，眼光是很舊的，然而他論禁煙之事，亦說不宜同時斷絕通商。且說晁錯策七國，削之反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當時情事，適當其反。西人萬里而來，不過圖利，若使其有利可得，戰禍或竟可消弭於無形。可見當時戰事，燒煙其名，爭通商之利其實，為眾所共知。所以當時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一奏，頗主緩和乃濟仍主開禁收稅，但只准以貨物交易，不許用銀，官員、士子、兵丁禁吸，余不問，且許栽種。然積弊須以漸除，固是一理，要用迅雷疾風的手段，加以震懾掃蕩，然後爬羅剔抉的工作，乃得繼之而進行，亦是一理。林則徐在當時，大約是主張後者的，至於對外的關係，則非當時所知，總以為前此辦理的不善，由於官吏的畏葸不負責任。於是嚴厲的行動，就開始了。

當時朝臣的議論，多數主張激烈，宣宗命疆臣籌議，亦都主張嚴厲，而湖廣總督林則徐，言之尤激。乃派則徐為欽差大臣，赴粵查辦。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則徐到廣州，強迫英商交出鴉片20283箱，把它悉數焚毀當時銷毀之法，繫於海灘築成二池，前設涵洞，后通水溝，先由溝道引水入池，撒鹽其中，次投箱中煙土，再拋石炭煮之，煙炭湯沸，顆粒悉盡，潮退，開放涵洞，隨浪入海，然後刷滌池底，不留涓滴。歷23日始盡。外人觀者，皆嘆其公正無私。又布告外商：入口貿易的，要具夾帶鴉片，船貨充公，人即正法的甘結。別國商人都遵令，惟英商不可。旋又有外國水兵，在九龍尖沙村，殺死中國人林維喜。則徐命英人交出兇犯。義律許懸賞緝兇，撫恤死者家屬。則徐不許，下令斷絕英人接濟，並令葡萄牙人逐出英人，不得留居澳門，英人遂退居船上。時英政府尚未決意用兵，而印度總督，派船二艘來華，義律乃率之入九龍，強買食物而去。是役也，中國兵死者3人，傷者6人。英商因相持久，損失不資，意見分歧，義律乃托葡萄牙人轉圜，請刪甘結中人即正法一語，余願照辦。則徐仍不許，而命水師提督關天培，以兵船強迫英人交出殺林維喜的兇手，戰鬥之下，中國兵船多傷，退入虎門。則徐遂下令，停止英人貿易。

時英國政府亦傾向用兵，議會中雖分強硬、緩和兩派，畢竟以9票的多數，通過對前此的損害，要求賠償，后此的安全，要求保障。乃調印度、好望角的兵1.5萬，命伯麥ColonelSirGordonBremer統率前來，以喬治·懿律GeorgeElliot為議和專使，甲必丹·義律為副使。共有軍艦16艘、大炮540尊、武裝汽船4艘、運輸船27艘。船皆高大裕謙言英船寬三四五丈，長二三四十丈，厚尺余，較國內兵船及閩廣大號商船，均大至倍蓰，炮之射程亦遠。中國則尚用舊式的炮和鳥槍，兵士亦乏訓練，勝負之數，不待戰而可見了。

時英政府以在粵交涉，難得結束，命懿律等北上。伯乃先封鎖廣州。至廈門，遞送英政府致中國政府的公函。時朝廷因粵省煙禁嚴，私銷者改而趨閩，調鄧廷楨為閩督，廈門兵拒英人。英人遂去，北陷定海。至寧波，再送公函於浙撫烏爾恭額，亦為所拒。乃北至天津，投函於直督琦善。琦善許代奏，宣宗亦諭令羈縻。案此時中國兵力的不足恃，政府亦非不自知，但初不料中外強弱相去如此之遠。到英船直抵天津，則情見勢絀，無可支吾，政策就不得不變了。後來御史高人鑒奏參琦善，說他誇稱英夷之強，斷非中國所能敵，若非設法善遇，夷船早已直抵通州。此等語，在當時認為別有用心，自今日觀之，則不能不承認其系事實。處此情勢之下，試問有何辦法？朝旨轉變，職此之由，當時論者，多歸咎於琦善及軍機大臣穆彰阿。又說疆臣怕多事，有造作謠言，以動搖朝意的。即使有之，怕也不是當時政策轉變的真原因。其時林則徐已署粵督。旋與鄧廷楨俱革職，而命琦善以欽差大臣赴粵。

英政府公函中所要求的共六條：（一）償貨價。（二）開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五口通商。（三）中英官交際用平行禮。（四）償軍費。（五）不以英船夾帶鴉片，累及岸商。（六）盡裁經手華商浮費。琦善至廣州，喬治·懿律患病，甲必丹·義律代之談判，要求賠償煙價。琦善許以銀300萬兩。先是英人想在珠江口佔一小島，以為根據地。至是，乃要求割讓香港。琦善不敢許。英人遂進兵陷大角、沙角兩炮台。琦善不得已，許開廣州，割香港，英兵乃退去。宣宗聞之，再主戰議，以奕山為靖逆將軍，楊芳、隆文為參贊大臣，調湖南、湖北、雲、貴、四川之兵進剿，英人聞之，再進兵，陷橫擋、虎門炮台，關天培戰死。明年二月，楊芳至，芳系當時名將，亦束手無策。五月，奕山、隆文皆至，進攻英船，不克。英人盡陷城外各炮台。廣州形勢，已落敵手，不得已，乃命廣州知府余葆純縋城出，與英人議和。許於五日內償英軍費600萬元，將軍率兵退至離城60里之處，英兵乃退出虎門。奕山奏稱大捷，英人窮蹙乞撫。但求照舊通商，永不敢再售鴉片。朝廷以為無事了。而英政府得義律與琦善所定草約，嫌其于軍費、商欠、行商諸端未有切實辦法，英人後此的安全亦無保障，乃撤去義律，代以璞鼎查HenryPottinger，續調海軍前來。七月，陷廈門。八月，再陷定海。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三總兵同日戰死。英兵登陸陷鎮海。提督餘步雲遁走，江督裕謙，在浙江視師，兵潰自殺，英人遂陷寧波。朝廷以奕經為揚威將軍，赴浙進剿。明年，二月至杭州，分兵同時進攻，不克。四月英人陷乍浦，五月撤兵北上，攻吳淞口。兩江總督牛鑒親往督戰，因英人炮火勐烈，知不能敵，退走。提督陳化成戰死。英人陷寶山、上海。六月入長江，陷鎮江，七月逼江寧。於是朝廷知不能再戰，而和議起。

當英人初陷定海時，兩江總督伊裡布奉令赴浙視師。旋琦善接受英國公函，朝旨中變，命事羈縻。伊裡布遂與英人定浙江休戰之約。后以家人張喜，往來洋船，被參革職當時通知外情者太少，此舉實亦不得不然。伊裡布起用后，張喜仍參與交涉之事。《中西紀事》言其聞英人索賠款，拂衣而起，則亦非壞人。及奕經進攻不克，浙撫劉韻珂知不能戰，奏請起用伊裡布。朝命前往浙江軍營效力。時耆英以廣州將軍前往廣東，在浙，亦奉旨辦理羈縻事宜。至是，乃以二人為全權大臣，與英人議和於江寧。立約凡十三款。其中重要的：（一）割讓香港。（二）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英人得攜眷居住。英國得派遣領事官駐紮。（三）英商得任意和華人貿易，毋庸拘定額設行商。（四）進出口稅，則秉公議定，由部頒發曉示。英商按例納稅後，其貨物得由中國商人遍行天下。除照估價則例，酌收若干分外，所過稅關，不得加重稅則。（五）英國駐在中國的總管大員，與京內外大臣文書往來稱照會，屬員稱申陳，大臣批複稱札行。兩國屬員往來，亦用照會。惟商賈上達官憲仍稱稟。（六）償英軍費1200萬元，商欠300萬元，煙價600萬元。限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交清。英兵駐紮定海、鼓浪嶼，俟款項交清，五口開放後撤退。此約大體依照英政府要求。其立意，乃所以破除前此（一）英人在陸上無根據地。（二）通商口岸隨意開閉。（三）稅則無定。（四）貿易限於行商。（五）官員待遇不平等之局的。是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公曆1842年8月29日。

中英交戰之時，英船嘗三犯台灣。第一次在雞籠，第二次在大安港，都擱淺，中國拘獲白夷、紅夷、黑夷及漢奸160餘人。台灣本屬福建，時以隔海，許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專摺奏事。二人奏言俘獲的人，解省既不可，久羈亦非計，如夷船大幫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絕後患。報可，於是除英酋顛林等九人，及漢奸黃某、張某等奉旨徒刑外，余均正法。及和議成后，訂明被禁的英人，及因英事被禁的華人，一律釋放。於是顛林等都送廈門省釋。英人迫江、浙、閩、粵大吏入奏，說台灣所殺，都是遭風的難夷。詔閩督怡良渡海查辦。由達洪阿、姚瑩自認冒功，革職了事。當時輿論，很替二人抱不平，說怡良忌其得專摺奏事，有意陷害。這也未必其然，當時的情形，非如此如何了結呢？盡殺俘虜，在今日看起來，未免野蠻。當時的心理，則異於是。如裕謙殺英人二名，奏稱先將兩手大指，連兩臂及肩背之皮筋，剝取一條，留作奴才馬韁，再行凌遲梟示。自今日觀之，何解於野蠻之譏？然裕謙在當日，亦系正人，姚瑩寫給劉韻珂的信，說鎮道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國。諸文武即不以為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惟有鎮道引咎而已。亦殊有大臣的風度。民族隔閡之深，致有此等變態的心理，此豈可以常理論，亦惟有歸諸異文化接觸時，應有的現象而已。

當姚瑩等捕獲英人時，廷寄命其將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之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約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逐層密訊，譯取明確供詞，切實具奏。林則徐在廣州時，奏稱震於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堅炮利而稱其強，以其奢靡揮霍而艷其富。不知該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數丈，僅能取勝外洋，至口內則運棹不靈，一遇水淺沙膠，萬難轉動。是以貨船進口，亦必以重資請土人導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從前律勞卑冒昧，一進虎門，旋即驚嚇破膽，回澳身死，是其明證。且夷人除槍炮以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便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又其陛辭時，奏稱內地茶葉、大黃，禁不出口，已足制諸夷之命。至廣州，又奏茶葉、大黃兩項，臣等悉心訪察，實為外夷所必需。其隔膜至於如此，豈在短時期中，能有知己知彼之望？中國當承平時，政治是放任的，兵備是廢弛的，上章業經述及。當時廣東按察使王廷蘭寫給曾望顏的信，說各處調到的兵，紛擾喧呶，全無紀律，互斗殺人，校場中積屍不知凡幾。甚至夷兵搶奪十三行，官兵雜入其中，肩挑背負，千百成群，竟行遁去，點兵冊中，從不聞清查一二。又說：林則徐查辦煙案，兵怨之，夷怨之，私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勝，前轍不能復蹈。劉韻珂寫給人家的信，亦說除尋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為逆主謀，以及荷戈相從者，何止萬人？英兵所至，到處官逃民散，論者稱其為入無人之境，而非如入無人之境，社會的情形，積重如此，又豈一日所能轉變？然而從五口通商，至今還不滿百年，我們的轉變，也不可謂之遲了。

第二節咸豐戊午英法交涉

陰翳蔽天之局，斷非片時的微風，所能掃蕩，於是鴉片戰爭之後，事勢相激相乘，又演成戊午、庚申之役戊午系咸豐八年，1858年，庚申系咸豐十年，即1860年。

中英和議成后，中國以伊裡布為廣州將軍，以欽差大臣名義，辦理廣東交涉事宜。道光二十三年（1843），伊裡布病死，耆英代為欽差大臣，於是美、法、瑞、挪先後和中國成立通商條約。惟俄國援例要求，仍未獲許見第三節。美法之約，都定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瑞、挪之約，則定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其中美約最早，除領事裁判員權外，又規定稅例變更，須與領事議允，而關稅協定，遂於是乎開始。又規定外商運來貨物，如未全銷，得運往別口，免征船鈔；如系原包、原貨，並得免其重稅。而外商遂得在我國各口岸間，將貨物運載往來。又規定外國兵船，巡查到中國各口的，中國須以禮相待，並許採辦食物，汲取淡水，修補損壞；而外國兵艦，遂得出入我國港口。後來長江沿岸開放，並因此擴及內河。法、瑞條約，都模仿美約，咸豐八年（1858）、十年（1860）的英、法條約，除戰勝所得權利外，又都以此等條約為藍本。諸約又都有最惠國條款，得以互相援引，條文即有異同詳略，亦無礙於其權利的享受。中國則喪失權利給一國，即系喪失權利給各國。不平等條約，漸次根深蒂固了。

英人既得香港，以璞鼎查為總督，旋代以德庇時。先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高宗曾有西洋各國商人，不得擅入廣東省城之諭。此時國交情形，既已大變，舊例自難固執，而粵民排外方甚，仍執此諭，以拒英人。嫌官吏辦事軟弱，動輒與官齟齬，此等積久的隔閡，既非旦夕所能化除，外人又戰勝恃強，無可商洽，官吏辦事，甚覺為難。二十六年（1846）中國賠款既清，耆英要求英撤舟山之兵，德庇時與耆英，乃再定約於虎門。申明入城的事，可以延緩，而不能廢止。並訂明中國永遠不以舟山群島讓給別國。若遇他國侵伐，英國應為保護，毋庸中國給與兵費，此為中國聲明領土不割讓之始，後來所謂勢力範圍，多系以此表示。二十七年（1847）英人往游佛山的，被鎮人擲石擊傷。德庇時以兵船闖入黃埔，聲勢洶洶，要求於兩年後開放廣州。耆英不得已，許之。是年，耆英內召，徐廣縉代為總督，葉名琛為巡撫，二人都是有些虛之氣的，不知外情，而好徼名，交涉就更要惡化了。

道光二十九年（1849）港督文翰SamuelGeorgeBonham以入城之期已屆，要求實行，徐廣縉親自登舟勸阻。粵人疑文翰將劫廣縉為質，民團數萬，聚集兩岸，呼聲震天，文翰懼，乃罷入城之議。廣縉奏聞，朝意大悅。詔封廣縉一等子，名琛一等男，均世襲。其餘文武官員，均照軍功例從優議敘。並著嘉獎粵民。英政府聞其事，謂粵人排外，實由中央政府主持，感情愈惡。明年，宣宗死，子文宗立。時中國輿論，本不以和議為然。文宗初立，頗有圖治之志，自然要受其影響。於是割穆彰阿職，永不敘用。耆英降五品頂戴，以六品員外郎候補。並昭雪達洪阿、姚瑩。中國的政情也一變了。

咸豐元年（1851）徐廣縉移督湖廣，葉名琛代為粵督。時太平軍漸盛，清朝不願對外多生枝節，亦飭其交涉慎重。然名琛負虛氣，以為西人不過虛聲恐嚇，置之不理，即無他技。凡事輒以傲慢態度出之，而又不設防備。先是英約無修改期限，而美法之約，則定以12年為修改之期。其時稅則，系據五口開放前物價訂定，大體為值百抽五。開放后物價減低而稅則如故，外人都想改約。咸豐四年（1854），英國條約，已屆12年之期，乃援美法條約，請求修改，美法條約，尚未期滿，亦遣使助之。函告葉名琛，名琛不許。英美二使乃求見兩江總督怡良，怡良為之奏聞。上諭不許。二使北上，至大沽，時怡良正移督直隸，赴津與之交涉，英使提出條件所需求的為：公使駐京，英人得在內地居住置產，開放天津，修改稅則，准許鴉片進口，免除厘金，使用各式洋錢等。上諭謂其荒謬已極，所議遂無結果。二使報告本國，謂非用兵力，修約難望成功。咸豐六年（1856），英、法、美三國再向葉名琛要求，名琛仍不許。美使又至上海交涉，亦無結果。而是年適又有亞羅船Arrow事件發生。是時中國沿海船戶，頗有借外國旗號為非的桂良等在上海，曾照會英、美、法三使，說上海近有船戶，由各國領事發給旗號，此等船戶向系不安本分，今恃外國旗號為護符，地方官欲加之罪，躊躇不決，遂至無所不為，犯案累累。上海如此，各口諒均不免。擬請貴大臣即飭各口領事宮：嗣後永不準以貴國旗號，發給中國船戶；從前已給者，一概撤銷云云。可知此時確有依靠外國旗號，為非作歹之事。亞羅號亦系華船，在香港註冊，業已期滿，而仍扯英國旗號，停泊省河。中國水師巡緝，拔下其旗，捕去12人。英領事巴夏禮H.S.Parkes商於港督包令JohnBowring要求道歉送還。葉名琛初以其中3人，實系海盜，許還9人，巴夏禮不可，提出最後通牒，名琛乃遣員將12人送還，巴夏禮以其未曾道歉，不受。遂炮擊廣州，包令謂名琛必然讓步，自至廣州，預備交涉，而名琛不屈如故。包令大失望。因未奉政府命令，不能作戰，乃復退兵。粵民遂燒英、法、美商館，衝突之事時起。時法國教士馬賴PereAugusteChapdelaine在廣西西林被殺，英國方商於美國，欲共同出兵，迫脅中國改約。及亞羅事件報至，下議院反對用兵。英政府將其解散，改選后，遂通過向中國要求改約及賠償，不得則開戰。於是英以額爾金LordElgin，法以葛羅BaronGros為使，率兵前來。英政府之意，原令專使北上，與中國政府交涉。而香港英人力言粵人之暴橫，請攻取廣州，以挫其氣。二使乃對葉名琛提出開放廣州，賠償損失的要求。名琛不許，廣州遂為英法所陷，名琛被虜咸豐九年，即1859年死於加爾各答，時為咸豐七年（1857）九月。清朝聞之，革名琛職，代以黃宗漢。

時俄使普提雅廷CountPutiatin以在天津與中國交涉，不得要領，亦至香港見下節。美國亦遣列衛廉WilliamB.Reed來華。四使乃同致照會於中國大學士裕誠，請派全權至上海會議。請兩江總督何桂清代遞。裕誠復英法美，令至廣東聽候查辦。復俄使，申明不得在海口通商，令赴黑龍江與該處辦事大臣妥議。四使不聽，相偕北上。咸豐八年（1858）三月至天津，直督譚廷襄奏聞。清朝遣使往議，以非全權見拒。四月，英法兵遂陷大沽炮台，旋以俄美居間，以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全權往議，與四國各定條約。是為咸豐八年（1858）的《天津條約》。英法兩約：訂明（一）彼此互派公使，英約並訂明由大學士、尚書中特簡一員，與英國欽差大臣，文移會晤，商辦各事，此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由設立。（二）英約開牛庄、登州后因水淺，改開芝罘、台灣、潮州、瓊州。沿江自漢口以下，開放三口后開漢口、九江、鎮江。法約多淡水、江寧，而無牛庄。（三）稅則定值百抽五。英約十年估價一次須在滿期前6個月知照，否則再行10年，法約七年，后在上海，以另款改與英同。（四）英商運貨往來於內地及口岸間的，應輸稅項總數，由領事備文詢問各關監督，關監督應即照復。彼此出示曉諭。英商願在首經子口及海口一次完納者聽。其額為值百抽二點五。（五）許英人持照往內地遊歷通商。（六）英法美約並許傳教，而法約中又有許往內地之文英約第八款許傳天主耶穌教。法約第十三款但言天主教。美約雲「耶穌教即天主教」。（七）英另定專條，由中國賠償商虧200萬兩，軍費200萬兩，付清后乃將廣州交還後於咸豐十一年（1861）三月交還，其時賠款實尚未清。據上諭，系法使調停之力。法於《補遺條款》中定賠款軍費總額為200萬兩。美約與英法有異。當譚廷襄將美國條款奏聞時，上諭：貿易口岸，准於閩粵兩省，酌添小口各一處。至於大臣駐紮京師，文移直達內閣禮部，賠款焚劫船貨等，不能准行。議約時，美使遂將此等條款刪去，所以美約無賠款，通商口岸，只有台灣、潮州兩處。駐使有要事，方准到北京暫住，與內閣大學士或派出平行大憲酌議。每年仍不得逾一次，到京后須迅速定議，不得耽延。雖有此款，仍不得因小事輕請，但英法美三約，既有最惠國條款；而美約又訂明，他國條約，更開他口，美人亦得居住貿易；他國使臣駐京，美國即毋庸更議，一體辦理；則英法費干戈而得之的，美國並不煩兵力，而坐享其成了。

改訂稅則會議，因物價記錄，都在上海，約定於上海舉行。乃派桂良、花沙納至滬，與何桂清共議。這一年，廣東人民在佛山設團練局，在籍侍郎羅惇衍、翰林院編修龍元禧、給事中蘇廷魁主持其事。令耆老通飭民間：受雇於外人的，限一月內辭職。否則收其家屬，無家屬的系其親屬，辭歸的共2萬餘人。團練嘗襲擊廣州，不克。和議成后，羅惇衍託言巡緝土匪，請緩撤團練。桂良等至滬，英人要求撤黃宗漢職，懲辦惇衍等三人。時廣東有人偽造廷寄，說英法心懷叵測，已密飭羅惇衍相機剿辦。乃發上諭，嚴拿偽造廷寄的人，奪黃宗漢欽差大臣關防，以授何桂清，后遂以桂清為五口通商大臣事在咸豐九年（1859）三月。自此中外交涉，漸自廣東移於江蘇了。是年十月議定《通商章程》，英法相同。規定外商運貨，往來內地及口岸間的，均在首經子口及海口完納。用照會將移文詢問的辦法取消。又規定中國得邀請英人，幫辦稅務，任憑中國總理大臣邀請，毋庸英官指薦干預。法美二約亦同。鴉片：當耆英在江寧議和時，曾請英人嚴禁，到廣東后，又以為言。璞鼎查說不如收稅。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中美條約，曾訂明美人向不開闢的港口私行貿易，或走私漏稅，或攜帶鴉片及別項違禁貨物的，聽中國地方官員自行辦理治罪。美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二十七年（1847）的瑞、挪條約同。然雖有此等條約，中國煙禁，在表面上亦且加嚴，實際均無效力。鴉片輸入，戰前不過二三萬箱者，戰後反增至6萬餘箱。1855年，即咸豐五年，英人公正的，曾上書英王，請禁英船英商販運鴉片來華，為英國政府所駁斥。列衛廉來華時，美政府命其助中國禁煙。列衛廉到華后，調查情形，遂未遵辦。當咸豐五六年（1855、1856）間，東南各省，已紛紛抽厘助餉。此年的《通商章程》，乃稱鴉片為洋葯，定每百斤稅銀30兩。且訂明條約中的稅法，及許英人往內地通商，均與洋葯無涉。嗣後修改稅則，亦不得按照別貨定稅。從此鴉片就變成合法進口之物了。

第三節咸豐庚申英法交涉

《天津條約》雖經訂定，實在是很勉強的，當時台諫部寺連銜諫止，而侍講殷兆鏞一疏，言之尤激。論者所最忌的，為京師駐使、長江通商、內地傳教、遊歷各條。桂良等在滬議通商章程，上諭屢命其設法挽回。且以營口逼近京畿，又為東三省貨物出入總匯，意欲將其取消。這自然是辦不到的。英法二約，均訂明在北京交換，此時又欲令其在滬。至咸豐九年（1859），乃許其入京換約，但仍須限定隨從人數。時英國亦頗意存挑釁，其使普魯斯FrederickW.A.Bruce來換約，英政府命其必須進京，且必須航行白河。適僧格林沁在大沽設防，請其改走北塘。不聽，闖入白河，開炮攻擊炮台，為守兵所敗。詔詰其開炮之由，然仍許在北塘換約。時法美二使，皆與英偕，英法二使均不聽，折回上海。惟美使遵命，在北塘換約而去。這大約因為美約本未規定換約地點之故。上諭言「換約本應回至上海，念其航海遠來，許即在北塘海口互換」，欲以此風示英法，那又是隔膜的了。

此時中外兵力的不敵，清朝亦明知之，況值太平天國軍事正在吃緊之際，所以仍留北塘為款使之地，以圖轉圜。

上海華商楊芳，亦陰與英商接洽和平辦法。英商提出（一）津約仍舊，（二）增加兵費100萬兩，（三）許外兵一二千到天津，（四）撤去大沽防兵等條件。這無疑兩國商人都是受意於官憲的。上海道又與法國翻譯官磋商：減少兵費，免除撤防。由何桂清奏聞。而清朝見英兵敗后，無所動作，以為其技止此，又圖乘機挽回威望。上諭遂言：普魯斯先行背約，咎由自取。若果悔罪求和，應將《津約》聽任桂清裁減，仍在上海定議。惟許援美國之例，減從入京換約。於是上海方面的接洽，又成畫餅。

時英人議論，亦以英使強航白河為非。而英政府主張強硬，仍以額爾金，法亦以葛羅為使，率兵前來。照會中國政府：（一）道歉，（二）公使駐京，（三）賠償兵費，（四）入京換約。仍由何桂清代遞，上諭將其駁斥。咸豐十年（1860）英法兵北上，過舟山，見其無備，陷之，以儲軍備。時僧格林沁誤聽人言，謂洋兵登陸，可以馬隊蹙而殲之，撤去北塘防兵。六月，英法兵自此登陸，僧格林沁駐守新河。英法兵進攻，僧軍大敗。七月，大沽口南北炮台俱陷。詔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僧兵駐張家灣，大學士瑞麟以京旗兵守通州。都統勝保自河南召回，亦助瑞麟駐守。英兵進陷天津。朝命桂良和直督恆福至津議和，英法二使派員與議。巴夏禮亦在其中。提出（一）開放天津，（二）增加賠款，（三）帶兵入京換約等條件。議不諧，二使聲言徑往通州。清朝再派怡親王載垣往議，照會二使回津，二使不聽。詔將其羈留在通，毋令折回。既會議，載垣許其開放天津，入京換約。二使又欲覲見皇帝。載垣以其不肯行三跪九叩首禮，不敢許。而又有人言其欲逃，載垣遽命僧王捕拿。僧王遂將巴夏禮執送京城，監在刑部監里此時被拘的，英人26，法人13，及釋出時，英人還剩13，法人只有5名，余均死亡了。英法兵進攻，僧兵大敗。勝保出戰，又敗。八月，英法兵遂陷通州。文宗以恭親王奕為全權大臣議和，仍不諧。文宗遂逃往熱河。英法兵據圓明園。脅北京守臣，釋放巴夏禮，開放永定門。英法兵於二十九日入城，九月五日，英兵焚毀圓明園，奕避匿不敢出。旋因俄使伊格那提也夫Ignatief居間，且力任保護，乃出面議和，與英法各訂條約：（一）開放天津。（二）許華人出洋做工。（三）割九龍司與英。（四）英約改商欠為200萬，軍費為600萬兩。法約改賠款為800萬兩中以700萬為兵費，100萬賠償在粵損失。（五）英約言英使在何處居住一節，戊午年（1858）九月在滬會商定之議，作為罷論，將來應否在京長住，抑或隨時往來，仍照原約第三款明文，總候本國諭旨遵行。公使駐京一節，中國所竭力爭持的，都歸於無效了。

長江通商后，鎮江、江漢、九江各關，次第設立。總署遂與英使議訂《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款，《納稅章程》五款。穆宗同治元年（1862）又續訂《長江通商章程》為七款。洋商由上海運洋貨進長江的，在上海納進口正稅。至江口后，如完一子口稅，則發給稅單，離江口入內地，不再另征。否則逢關納稅，遇卡抽厘。其運土貨進長江的，在上海納出口正稅，及長江復進口半稅。如系別口來的土貨，已在該處完出口稅，上海交復進口稅的，則出口正稅及長江復進口半稅皆免，而均須逢關納稅，遇卡抽厘，不能援洋貨完一子口稅不再另征之例，洋商在長江口岸入內地買土貨的，或本商自去，或用其本國人，或用內地人均可。惟須向海關請領買貨報單單內註明該貨某日到某子口，應運通商某口，並填注本商姓名，或本行字型大小。其自長江口岸運至上海：如系洋商自販之貨，在江口完一子稅，即可過卡。其貨若已由內地人交過各內地稅，則長江各口皆不稅，俟進上海時，乃完長江出口正稅。並存一半稅於銀號。如三月內原包原貨原包謂無拆動，原貨謂無抽換運往外國，則將所存半稅發還。如在滬銷賣，或逾限未出口，即將所存半稅入賬，作為復進口稅。或限內出口，而有拆動抽換情形，除將半稅入賬外，仍須另納出口正稅以上章程，除長江應收出口正稅及復進口半稅，均在上海完納，與別海口不同外，其餘辦法，南北各海口，均照長江一律辦理。英商船隻准在鎮江、九江、漢口之處貿易，沿途不準私自起下貨物。英船分為兩項：（一）為由鎮江上江，暫做長江賣買的大洋船，以及各項划艇、風篷船隻，須將船牌呈領事官，由領事官行文江關，由關發給護照。（二）為由上海入江，常做長江賣買的內江輪船。則領事官轉請江海關發給江照，以六個月為期。其裝載土貨，亦先完正稅半稅。到上海后，如在三個月內出口，則半稅發給存票，以抵日後所完之稅。此項章程，直至德宗光緒二十五年（1899），方行改訂。許有約各國商船，在鎮江、南京、蕪湖、九江、漢口、沙市、宜昌、重慶八處，往來貿易。並准在不通商的大通、安慶、湖口、陸溪口、武穴起下貨物。其往來搭船之處，則只准搭客暨隨帶之行李上下。商船分為三項：（一）由鎮江上江，暫作貿易的出海大洋船。（二）由長江此口赴長江彼口，或由上海赴長江各口常川貿易的江輪船。（三）為划艇釣船及華式船隻，大輪船過鎮江以上，及江輪船划艇釣船，均須請領長江專照。僱用華式船隻，則須請領專牌，均由稅務司發給。出口稅在裝貨之口，進口稅復進口稅在起貨之口完納。諸船均須於出口之關，請領總單。若進口時所卸之貨，不及總單所載之數，惟該船主是問。這是中國內河航權喪失的歷史。

自歐人東航以來，中西之間種種隔閡，至五口通商之役而爆發，經過咸豐戊午、庚申兩役，而作一小結束，短短的20年間，中國權利喪失的，不知凡幾，這真是可以痛惜的事。但亦是無可如何的。因為此時，中西的文化，隔閡太深了，衝突終不可免。中西文化的隔閡，關係最大的：（一）為國際法上見解的懸殊。（二）則人民驟與異文化接觸，而又激於累敗之辱，不免發生褊狹的排外心理。（三）中國和外國交涉，向守厚往薄來之戒，對於利益，不甚注意，於此時的局勢，亦不相宜。此時的要務：在於（一）消除妄自尊大之念，（二）消除盲目排外的感情，（三）而對外則不喪失權利。此非深知此時的局面，為曠古所未有，一切舊見解、舊手段都不適用不可行，在當時如何能呢？所以交涉的失敗，只是文化要轉變而尚未能轉變當然的結果，並不能歸咎於任何一個人。圓明園為清世宗在藩邸時賜園。即位后，亦於其中聽政。累朝繼續經營，法人稱其建築之精，珍奇之富，為歐洲之所無。一旦化為劫灰，實為我國有關文化的建築古物，遭受損失之始。此後戰事之所破壞、古董商人之所販賣，以及各地愚民，因外人收買之所毀損，更不知凡幾。此後整批的毀壞、搶劫、盜竊，更其無從說起了。幾世幾年的精英，一朝化為烏有，言之豈不可痛？但須知：（一）文化的進退，視乎其社會的情狀，是否安和，物質所表現的文明，實在其次。（二）舍此弗論，以現在文化的狀態，雖有寶物，亦必不能終守。（三）所謂有關文化的建築品物，一方面固然代表學術技藝，一方面也代表奢侈的生活。後者固絕不足取，即前者，就已往的社會論，並不過一部分人能參與此等工作，大多數人，都是被擯於其外的。今後社會的組織，果能改變，合全社會人而從事於此，已往的成績，又何足道？所以有關文化的建築品物等，能保存固當儘力保存，如其失之，亦無足深惜。

第四節咸豐戊午、庚申中俄條約

中國歷代，對於屬地，系取羈縻政策的。政府或設官以管理其通路，如漢朝的西域都護是；又或駐紮於幾個要點，如唐朝的都督府是。此等官吏對於服屬的部族，加以管理，有違命或互相攻擊或內亂之事，則加以制止。防患於未然，使其事不致擴大而成為邊陲之患，此即所謂守在四夷。但中國的政情，是以安靜為主的。不但向外開拓，即對於邊疆的維持，亦不能費多大的國力。所以對服屬的部族，真箇強盛時，中國所設的管理機關，就只得撤退。再進一步，就患仍中於邊陲了。歷代的武功，除西漢一朝，去封建時代近，其君主及人民，都略有侵略的性質外，其餘如唐朝及清朝，實都不過如此。看似武功煊赫，拓土萬里，實則都是被征服者的衰亂，並不是中國的兵怎樣的強。總而言之，開疆拓土，甚至於防守邊陲，在中國政治上，實向不視為要務。在如此情形之下，駕馭未開化的蠻族，尚且不足，何況抵禦現代西方國家的侵略？所以中西交通之後，中國的屬地和屬國，必要有一度的被侵削。這也是前此的政情所限定的，並非任何一個人或一件事的失策。

歷代對西北的發展，實力所及，在天山北路，略以伊犁河流域；在天山南路，略以蔥嶺為限。自此以外，則因道里窵遠，山川阻深，實力不能及，僅為聲威所至了。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蕩平准部，平定天山北路。二十四年（1759）翦除大小和卓木，平定天山南路。其時蔥嶺以西，以及伊犁河域以外之國，如哈薩克吉利吉思、布魯特、浩罕、布哈爾、基華、阿富汗等，都來歸附，是為清朝極盛之時。清朝對於此等地方，自然仍沿歷代羈縻之策，不過遣滿洲大臣駐防而已。而俄國的勢力，卻向亞洲西北部，逐漸發展。至道光三十年（1850），遂叩我西北的門戶，要求在伊犁、塔爾巴赫台、喀什噶爾三處通商。俄國的交涉，在清朝，是歸理藩院辦理的，此時理藩院議許伊犁、塔爾巴赫台，而拒絕喀什噶爾。遂由伊犁將軍奕山，和俄國訂定通商章程，兩國貿易都免稅，嚴禁賒欠及緝失物、交逃人之約。還是乾隆以前，在滿蒙方面交涉的舊眼光，然而東北的風雲，已日益緊急了。

清朝對於東三省，是看做他們的發祥地，將其地封鎖起來，不許漢人移殖。然徒從事於封鎖，卻不能儘力經營要經營不得不用漢人，一用漢人，封鎖的計劃，就破壞了。所以當西力東侵時，東北一隅，實力格外不充足。這也是歷代以無動為大，加上清朝自私政策的結果。當尼布楚、恰克圖兩約訂立時，俄人對於東方的情形，亦不甚深悉。道光二十七年（1847）穆拉維約夫Muravieff為東部西伯利亞總督，派員探察，才知道庫頁是島，前此俄人誤以為是半島，則航行黑龍江，必經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期甚長，今知庫頁之為島，則可由韃靼海峽，韃靼海峽是不凍的，而且可容吃水15英尺的大汽船，黑龍江價值倍增了。伊犁、塔城通商之年，俄人遂定尼科來伊佛斯克為軍港廟街。越二年1852年，清文宗咸豐二年佔據德克斯勒灣，又進佔庫頁島。東北的風雲益緊了。明年，俄人和土耳其開戰，英法將援助土國。穆拉維約夫要在東方設防，乃西歸覲見俄皇，極陳當佔據黑龍江。當《尼布楚條約》訂定時，俄人本以為出於迫脅，心懷不服。至此，遂議定和中國重行劃界。而俄國的外交部，不以穆拉維約夫的舉動為然。行文中國，請協定格爾必齊河上流邊界。明年，吉林將軍將其奏聞。上諭派員查辦，於是吉、黑、庫倫，同時派員會勘。此時若能迅速定議，自是中國之利。無如所派之員，或以冰凍難行為辭，或以約會相左為解，輾轉經年，卒無成就。而俄與英法開戰，俄皇遂以極東全權授穆拉維約夫，得徑與中國交涉。穆拉維約夫乃行文中國政府，說因防守太平洋岸起見，要由黑龍江中運兵，請求派員會議，劃定邊界。使者至恰克圖，中國不許其進京，穆拉維約夫就徑由黑龍江航行。璦琿副都統見其兵多，不敢拒絕。咸豐五年（1855），穆拉維約夫和黑龍江委員台恆會見，借口為防英法起見，黑龍江口和內地，必須聯絡，請划江為界。台恆示以俄國外交部來文，說該文明認黑龍江左岸為中國之地，何得翻議？穆拉維約夫語塞。乃要求航行黑龍江，而境界置諸緩議。時朝命吉、黑兩將軍及庫倫辦事大臣照會俄人，說此次劃界，只以未設界牌地方為限。然實際上黑龍江北之地，逐漸為俄所佔，清朝仍不過命吉、黑兩將軍據理折辯，並由理藩院行文俄國，請其查辦而已。

五口通商以後，俄人亦援例要求，而清朝不許其在海口通商。咸豐七年（1857），俄使普提雅廷Putiatine到天津，請求劃界。朝命折回黑龍江辦理《上諭》：「中俄接壤，惟烏特河一處，未曾分界，從前委員會議，因該國持論未能公允，是以日久無成。今該使既系該國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云云。中國此次交涉，是全然依據條約辦理的，但其時實力太薄，條約已無從維持了。時俄已以界務任穆拉維約夫。普提雅廷遂南行，與英法美使臣會合。明年，英法兵陷大沽，穆拉維約夫乘機照會黑龍江將軍奕山，約其在璦琿會晤。於是奕山為全權大臣，和穆拉維約夫定約於璦琿，割黑龍江北屬俄，而以烏蘇里江以東，為兩國共管之地，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只准中俄兩國行船此約漢文云：「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為俄羅斯國所屬之地。」此松花江三字，明系注語，即指黑龍江而言，中國人因謂下文「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此後只准中國、俄國行船」的松花江，亦系指松花江口以下的黑龍江。說依據條約，俄人實無在松花江中行船的權利。然據錢恂《中俄界約斠注》，則謂滿蒙文、俄文和英法文各本，均無上兩松花江字，而下文確有之。黑龍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霍爾莫勒津屯，原住的滿洲人等，照舊准其居住，仍著滿洲國大臣管理此即所謂江東六十四屯。咸豐十年（1860）《北京條約》，亦申明黑龍江左岸，中國人住的地方，及中國人所佔漁獵的地方，俄國均不得佔據。仍准中國照常漁獵，重立界牌，以後永無更改。並不得侵佔附近各地。嗣以華俄居民，墾田交錯，互起爭端。曾於光緒六年即1880年，八年即1882年兩次會立封堆，確立界址。清朝復以平原界堆，容易遷移，於光緒十三年，即1887年，派李金鏞去和俄國交涉，重劃界址，掘濠為界，縱200餘里，橫七八十里不等。光緒二十六年，即1900年，義和團事起，俄人驅逐各屯居民，聚在大屋中，多被燒死。倖免的百餘人，都鳧水逃歸江右。二十八年，即1902年，俄國所立《東三省撤兵條約》，雖有「允將東三省各地交還中國治理，一如未佔據之先」之語，然其地迄未交還。此注略據葛綏成《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中華書局本。此約既定，侍講殷兆鏞參奏奕山，以黑龍江外五千里之地，借稱閑曠，不候諭旨，拱手讓人，寸磔不足蔽辜。就條約觀之，誠如殷氏所論。然據稻葉君山《清朝全史》，則奕山當日，未嘗不竭力爭執，而俄人以開戰相脅。當時的形勢，是萬不能和俄人開戰的，邊備廢弛，兵力衰頹，由來已久，斷不能令身當交涉之沖的一個人，獨屍其咎。

普提雅廷南行后，旋與英、法、美三使俱至天津。仍請添設通商口岸。清朝稱，恰克圖和伊犁、塔城，已有三口，若再在五口通商，則共有八口。他國要求，無以折服。命譚廷襄在五口之中，選擇兩口，至多三口，旋亦許其一律。及桂良到津，遂與俄國定約。其中重要條款：（一）以後行文，由俄國外交部徑達軍機處或特派的大學士，彼此平行。俄使與大學士、督撫亦平行。遇有要事，得自恰克圖或就近海口進京。（二）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七處通商，人數不加限制，俄人居京城學習滿漢文的，亦不拘年份按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庫倫大臣奏稱：俄羅斯學生，已屆10年，請派人前來更云云，則前此以10年為期。（四）許在海口及內地傳天主教。（五）派員查勘邊界。（六）京城、恰克圖公文，由台站行走。以半月為限，信函亦得附帶。運送應用物件，三個月一次，台站費用，中俄各任其半。（七）又有最惠條款。咸豐十年（1860），伊格那提也夫又在北京續訂條約：（一）盡割烏蘇里江以東。（二）交界各處，准兩國人民，隨便交易，都不納稅。（三）西疆未定之界，應順山嶺大河，中國常駐卡倫錢恂《中俄界約斠注》云：「按《新疆識略》，邊徼卡倫，向分三等：歷年不移，而設有定地者，是謂常設卡倫。駐卡官兵，有時在此處安設，有時移向彼處，或春秋兩季遞移，或春冬兩季遞移，或春夏秋三季遞移者，是謂移設之卡倫。有其地雖有卡倫，而有時過時則撤者，是謂添設之卡倫。卡倫之設，本只游牧人私行出入，初無關於界址。故常設之卡倫，至近者距城或不過數十里。咸豐十年（1860）之約，指明以常駐卡倫為界。同治初元，將軍明誼與彼官勘界。彼堅執常駐二字。明將軍再四辯論，總署亦與爭持，謂中國卡倫，向無常駐不常駐之分，必當以最外卡倫為界。無如邊徼規制，彼中習見習聞，竟不克挽回。而烏里雅蘇台以西之界遂蹙。」按此約立后，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所屬大阿勒台山迤北，塔爾巴赫台所屬塔爾巴赫台山、阿拉套山迤北，及伊犁所屬卡倫，均有向內移徙的，見第四條。又塔爾巴赫台所屬民庄五處，則限10年內徙，見第十條，雍正六年（1728）所立沙賓達巴赫界牌，西至齋桑淖爾。自此西南，順天山的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四）興凱湖至圖們江，訂於咸豐十一年（1861）三月會立界牌。沙賓達巴赫至浩罕，則不限日期。（五）恰克圖照舊到京。所經庫倫、張家口，零星貨物，亦准行銷。（六）庫倫設立領事。（七）俄商來的，每處不過200人，須有本國邊界官路引。（八）中國商人，亦可往俄國內地通商，並得在俄京或他處設立領事。（九）開喀什噶爾，設立領事。除不許賒欠之例，領事和地方官平行。（十）犯罪爭訟，各歸本國治罪。（十一）邊事向惟庫倫大臣和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伊犁將軍和西悉畢爾總督行文辦理。今增阿穆爾、東海濱兩省固畢爾那托爾和吉林、黑龍江將軍行文，均平行。恰克圖事，由駐恰克圖部員和恰克圖邊界廓米薩爾行文。要事由東悉畢爾總督行文軍機處或理藩院。（十二）恰克圖到北京書信，每月一次，限20日。物件二月一次，限40日。商人願自行僱人送書信物件的，准先報明該處長官，允行后照辦。此兩約失地數百萬平方里，自《尼布楚條約》訂立至此，共歷170年。

咸豐十年（1860）條約定后，東北疆界，中國依約，於其明年，派倉場侍郎成琦；德宗光緒十二年（1886）又派右副都御史吳大澂、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和俄人勘定界址，都立有界約。其西疆之界，則穆宗同治三年（1864），由伊犁將軍明誼和俄訂立界約，劃定沙賓達巴赫至浩罕界上的蔥嶺的疆界。其後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屬境於同治八年（1869），塔爾巴赫台屬境於九年（1870），由榮春、奎昌與俄人勘定，亦都立有勘界記，惟伊犁屬境，未及勘定，而為俄人所據，遂啟回事定后的重大交涉。

咸豐十年（1860）條約中，由恰克圖照舊到京一語，意自不謂京城得行銷貨物。而俄人曲解條文，要求在北京通商。恰克圖、庫倫、張家口、通州等處，又借口陸路費重，定稅不能照海口一律，又要在蒙古各地隨意通商。張家口設立行棧領事。經過關隘，概免稽查。總署力與辯論，卒於同治元年（1862）定《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一）兩國邊界百里內貿易，均不納稅。（二）中國設官的蒙古地方，及該官所屬各盟，亦不納稅。不設官處，須有該國邊界官執照，乃可前往。（三）赴天津的，須有俄邊界官並恰克圖部員蓋印執照，限6個月在天津繳銷。仍只准由張家口、東壩、通州徑行抵津。（四）張家口不設行棧，而准留貨物十分之二銷售。稅皆三分減一。留張之貨，不銷的准其運赴天津，不納稅，如在津由水路至南北各口的，所減三分之一稅，仍須補足。由津及他口運入內地的，亦照納子稅，在他口販土貨運津回國的，除在他口按例納稅外，在津納一復進口稅，在天津、通州販土貨回國的，完一子稅。販別國貨的，如已完過正稅、子稅，則不重征。如未完過子稅的，亦應照補。亦均限6個月銷照。此章訂明試行三年。四年（1865），俄人提議改訂。五年（1866），許其天津免納復進口半稅，余展至二年後再商。至八年（1869）乃改訂二十二款。（一）俄欲刪原約中張家口不得設立行棧一語，中國不可。許將貨物酌留十分之二，改為酌留若干。而更添不得設立領事一語。酌留張家口的貨，仍交正稅，不銷的運赴天津、通州時，還以三分之一。（二）原約俄商赴蒙古貿易的，有「小本營生」四字，許其刪除。原約但云「無執照者罰辦」，此改為「行抵中國一邊卡時呈驗」，其繞越偷漏的罰則，亦均減輕。（三）在津販賣復進口土貨，由陸路回國的，如在原口已完清全稅，一年之內不再重征。並將暫存天津的復進口半稅，給還存票嗣後天津復進口稅，中國與各國一行擬改，俄亦一律改定。其餘悉同原約。此約以五年為期。中國當日，對於商務的盈虧，不甚注意。稅入尤所不計，所怕的是俄人遍歷各地，窺我虛實。直到後來伊犁交涉時，所斤斤顧慮的，還在這一點。然其時情見勢絀更甚，並此時所訂定的，亦不能維持了。

第五節教禁的解除

咸豐八年、十年（1858、1860）兩條約，把傳教事項，明文規定，這也是中外交通以來的一件大事，自此至光緒庚子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教案常為中國的大患，前後共歷40年。

自雍正元年（1723），將各省天主堂一律改為公廨以後，教士在中國已無復開堂傳教的權利。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條約，許美人在五口設立禮拜堂。然這只是許其自行禮拜，並非許其傳布。是時法人屢向耆英請開教禁。二十五年（1845）耆英為之奏陳。部議准其在海口設立天主堂，華人入教者聽之。法人仍不滿足，耆英奏請許其要求，以資籠絡。二十六年（1846），上諭，令「設立供奉處所，會同禮拜，供十字架圖像，誦經講說，毋庸查禁。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毋庸查辦外，其原舊住屋，准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自此教禁遂算解除。然尚無外國教士得入內地傳教的明文。而法國神甫馬賴AugusteChapdelaine遽往廣西西林傳教。咸豐六年（1856）為知縣張鳴鳳所殺，成為法國用兵的一因，已見第二節。八年（1858）條約，既許各國傳教。法約補遺條款中，又規定張鳴鳳革職，革職后須照會法使。並須將革職事由，載明京報。是為中國因教案處分官吏之始。十年法約，又規定賠還前天主堂、學堂、墳塋、田土、房廓等件，交法使轉交該處奉教之人。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自此外國傳教士往內地傳教才有條約上的根據，並且得置產業教會在內地置產，同治四年，即1865年，總署與法使議定章程。光緒二十一年，即1895年，續有釐定，其中主要的條件，為內地的教產屬於教會，私人不得購置。以後歐洲來華的教士，遂都由法國保護。往內地的執照，亦由法公使發給，有教案亦由法公使獨當交涉之沖。直至光緒十七年（1891）德人謀破壞法國保護教士之權，才照會總署，說德國在華教士，由德國自行保護。旋因教案啟釁，佔據膠州灣。中國人說外人的傳教，帶有侵略性質，也無怪其然了。

教禁甫開，而教案即起。其事在同治元年（1862）。是時法國人分遣教士，遊行各省，將至湖南，長沙、湘潭一帶的教民，相與誇耀，以為揚眉吐氣，復見天日。因此激動湖南士紳的公憤，撰成公檄，流傳入贛。贛省的士紳，又從而傳布之。遂至釀成兩省的教案。其事詳見《中西紀事》的《江楚黜教》篇中。他省亦時有教案，連綿不絕，至同治九年（1870）的天津教案，其嚴重達於極點。

清朝命署理直隸總督曾國藩赴天津查辦。法國代理公使羅淑亞ComtedeRochechouart要求將劉傑和天津知府張光藻、提督陳國瑞議抵。法國調兵船到津。中國亦命督辦陝西軍務李鴻章帶兵馳赴京畿。起劉銘傳統帶銘軍，並命沿海沿江督撫戒備。添派丁日昌赴津會辦。未到時，先令兵部尚書毛昶熙赴津旋崇厚使法，即以昶熙署三口通商大臣。未幾，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曾國藩回兩江本任，仍命將津案奏結後起行。當國藩到津時，士大夫間議論蜂起。有勸其劾崇厚以伸民氣的。有要鼓勵天津人民，驅除洋人的。有要聯英俄以攻法的。國藩力持鎮定，奏稱「自道光庚子以來道光二十年，1840年辦理洋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使外患漸深，不可收十」。此時如其開戰，「今年即能幸勝，明年彼必復來；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勢難盡備」。乃將張光藻、劉傑，按刁民滋事，地方文武，不能彈壓鎮撫例革職，發往黑龍江效力。滋事的人民，正法的15人，定軍流之罪的4人，徒刑的17人，共出賠償撫恤之費46萬兩，派崇厚赴法道歉，作為了結曾國藩辦理此案，在當時很為輿論所不滿。然其氣概自有足多的。當其疏劾天津府縣時，都中士大夫，多詒書相責。國藩惟自引咎而已。其致總署書，自言「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其實當時的情勢，何能因此與法國開釁？他寫給朋友的信，說「寧可得罪於清議，不敢詒憂於君父」，這正是他忍辱負重之處。他雖看似軟弱，然崇厚要徇外人的要求，將府縣議抵，他卻堅持不可，說「外國論強弱不論是非。如其立意決裂，雖百請百從，仍難保其無事」。亦可見其審慎之自有限度。當他到天津去時，寫信給兩個兒子，說「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協，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1853）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云云。這實在是一張遺囑。其辦理津案時，亦奏稱「臣自帶兵以來，早矢效命疆場之志，今事雖急，病雖深，此心毫無顧畏。斷不肯因外國要挾，盡變常度」。其致崇厚書，則言「禍則同當，謗則同分」。均可見其浩然之氣，名譽生死，都置度外，而惟行其心之所安。辦事者必有此等精神，才可以擔當大事。畏首畏尾，視私人的利害，重於國家的安危。其究也，必致事敗壞而身名亦隨之決裂。古人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吾人的辦事，亦正是如此。事君也是要辦事的，並不是事奉一個人。這一年，恰值普法開戰，法兵大敗，所以此案得以如此了結，否則還有更嚴重的可能性的。

教案的起源，固由於天主教被禁止后，秘密傳播者若干年，有以引起教外人的猜測見第三章第二節，然其間實有一更深遠的原因，優於其後。剖心挖眼等謠言，我小時候尚聽到過，然其時謠言雖盛，實亦無人深信。上層社會的士大夫，到底不是毫無憑證的言語所能使其深信不疑的。下層社會中人，則素無組織，可以為一哄之市，而不能堅決有所作為。倘使當其聚哄之時，有人從旁勸諭，官吏再略加禁遏，風潮也就平息了。從前的教案，所以每由極細微的事情，甚或是全無根據的謠言，擴大而成為聚眾滋事的案件，實由於發動之時，只有從旁鼓動的人，絕無勸諭禁止的人亦有少數明白的人，知其事之無益有損。然在此等情形之下，無從開口，即開口亦無效力。其所由然，則因對於洋人，對於西教，先存一憎惡之念，此等心理之養成，由於（一）世界未交通時，每一民族，都有以本族為中心，而厭惡卑視外人的心理。（二）又宗教本有排外性質，中國人雖說信教不甚，排斥異教亦不甚，究亦不能全免。（三）合此兩因，加以敗北的恥辱，西人東來后，如楊光先輩的疑忌，至此不啻以事實為之證明。於是群懷怨恨之心，剖心挖眼等謠言，就易於流行了。（四）而自教禁解除之後，教中人的舉動，亦有以激之。西人來傳教的，只知道物質上的施惠，向中國的愚民，加以勸導，而不知道民族心理上此等深奧的原因。及其激成教案之後，則又一味靠強力壓迫，以為如此，必可以使中國人畏懼，而不再滋鬧如津案，後來威妥瑪（ThomasFrancisWade）對李鴻章述當時英使之言，說倘將天津地方，全行焚毀，即可保後來無事。直至庚子拳亂，和約中要規定鬧教地方，停止考試，還是此等見解，而不知事實適得其反。佛教的輸入，其初或亦系施諸愚民，然不久即行於士大夫之間信奉佛教，見於正史最早的，是後漢光武帝的兒子楚王英，稍後的則是後漢末年的笮融，事見《後漢書·光武十三王傳》及《陶謙傳》，其迷信的色彩都很深。基督教之初輸入，亦頗有此情勢，士大夫是社會的表率，一切舉動，實行雖多由於平民，而其發縱指示，則恆出於士大夫。倘使咸同以後，傳教之士，仍能守明代的遺規，注意於士大夫方面，則其成功必可較多，衝突必可較少。無如此時西人來傳教的，已不能如前此的教士久居中國，有一番預備工夫，通華語的已少，通華文的更少，亦不能深悉中國的風俗。雖亦有譯書及設立學校等工作，然其學校所教的，實無甚深意。所譯的書，亦不足引起華人的興味。西教在士大夫之間，遂絕無地位，平民信教的，則多數是社會上落伍之徒。須知沿襲閉關時代的舊習，見了外國人，即起一種莫名其妙的憎惡之念，固非開通人士之所為，然人總是中材居多數，中材總是為一時風氣所囿的，超出乎風氣之上，而不為其所囿，固然難能可貴，夠不上風氣，而不為其所囿，則是不足貴，而且是可鄙賤的。此二者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斷不容混為一談。即如同治初年的教案，長沙湘潭的教民，當國蹙師熸之日，不懷愧憤之念，反有欣喜之情，此等人，如何夠得上做國家民族的一分子？在當時，如何不要激起一般人的反感？所以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其遭遇反對，其太注意於下層社會，以致招致了一班民族性較為缺乏的人，亦不能不屍其咎《中庸》說「不誠無物」，而倚勢凌人，尤足以引起人家的反感。《中西紀事·猾夏之漸》篇說：嘉慶中葉，緝拿白蓮教徒，兩江總督百齡，緝得教頭方榮升等，令從其教者，但跨十字架，吃豬肉，便可免死。滎升及一女尼朱二姑娘竟不肯。這決不是什麼純粹的基督教，然其中亦必含有基督教的分子無疑。此時的教徒，其信教是真誠的，果有此等真誠，則其教雖為法令所禁，仍能見諒於社會。歷代有許多被禁之教，仍能延續若干年的，這必是其中重要的一個因素。到基督教得以公然傳播之後，教士只知道以多收教徒為功，而不計來者的動機如何。且如不祀祖先等，在我們的見解，原未必遂以為非。然在當日，能接受此等條件的人，則非極高而有獨見之士，即系落伍而夠不上吸收水平線以上的中國文化的人。極高而有獨見之士，社會上能有多少？何況即有此等人士，其行為還往往履蹈中庸，而不能與其理想相副呢！當時奉教的人，其多文化上落伍的人，更無疑義了。當時入教的人，（一）以訟案希冀教士為之說項。（二）及欲倚勢凌人者實多。如鄉間酬神演戲及修廟等事，教徒都不肯參與。論者指為民教不和的一原因。其實所以招致教外人反對的，並不因其謹守教規，而由於其傲慢，甚至強橫而又帶有刁狡的態度，這也是我所親見親聞的事。古語說：驕諂只是一事。此言確有至理，因為惟不自重其人格，才會蔑視他人的人格，所以此等惡劣的教徒，見了西教士，其態度格外馴謹。教士不知，就誤信為好人了。這也是西教士對於中國社會，似了解而實不了解之處。天主耶穌兩教，天主教教規較嚴，和中國人民隔絕亦較甚，而教案亦以對天主教為較烈，即其明證。至於教士遇有詞訟及其他案件，動輒袒護教民，干涉地方官的行政，那更是令人民身受其禍，而覺其為切膚之痛的了。自光緒庚子以前，教案的時起，中國士大夫的頑固，平民的愚昧而易盲動，官吏辦事的煳塗敷衍，是萬不能不負責任的，此層我亦無異議。但在今日，知此義者已多，無待論列。至於教案的背後，更有一種深遠的原因，則知者較少，所以略抒其說如下。我們試看，當日曾國藩赴津時，孝欽皇後面諭他，說百姓焚毀教堂時，得有人心人眼，呈交崇厚，而崇厚將其銷毀，命曾國藩密查《中西紀事·猾夏之漸》篇云：道光二十五年（1845），部議准海口設立天主堂，華人入教者聽之，惟不許奸誘婦女，及誑騙病人眼睛，違者仍治罪。可見此說一時甚流行，孝欽皇后，亦係為此等見解所惑。曾國藩奏稱：「仁慈堂查出男女，訊無被擄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系謠傳，毫無實據。焚毀教堂之日，眾目昭彰，若有人心人眼等物，豈崇厚一人所能消滅？」又稱，「津民所以生憤者，則亦有故。教堂終年扃閉，莫能窺測，其可疑者一。中國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恆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人，有洗屍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醫病人，雖親屬在內，不得相見，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兩三屍者，其可疑者五。」可見與福斯隔絕之事，易啟疑竇了。張之洞著《勸學篇》，已在光緒戊戌之歲，尚對挖眼剖心等謠言，加以辯駁。可見其時尚有流傳。然此時距庚子不過數年。庚子以後，教案就幾乎絕跡了。倘使福斯真以此等說為真實，哪有如此容易之理？可見謠言雖有，不過是一種鼓動的資料，真以為確實而因此堅決行動的，並無其人。當同治元年（1862），江西鬧教時，巡撫沈葆楨，自願挺身任之，且稱此為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報。其時中國預備修訂條約，命中外大臣籌議。崇厚復奏，有天主教無異釋道之語，醇親王奕深惡其言，奏稱「沒齒鄙之」。奕固然頑固，也是身當政局之沖的人，並不是什麼住居鄉僻，不通世事的鄉愚。孝欽后、沈葆楨更不必論了，而其見解如此。這就可見當日中西的隔閡，別有一民族上深遠的原因，而知識的錮蔽只是其淺焉者。而知識亦正由此等心理為之障礙，以至於錮蔽。天下風起雲湧之事，斷沒有在短時間之內，能夠煙消火滅的。然自光緒庚子以後，教案竟不大聽見了，真箇給外國人的兵威懲創了，懼怕了嗎？夫豈其然。中國人的知識，到此忽然開通了嗎？哪有這麼容易的事！不過經此次變亂之後，知道盲動的無益，民族心理，轉向別一條路上去發揮罷了。這也可見得從前的教案，並不專是宗教問題，而別有一次民族的精神，潛伏在內了同治元年（1862）江楚黜教時，郭嵩燾致書曾國藩，謂唱之者為無識的儒生，附和之者，則愚民乘勢抄掠為利。這誠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後來教案連綿不絕，乘勢抄掠，怕總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然有三點，亦須辨明的，（一）乘機抄掠的，只是少數奸民，與多數人民無涉。（二）奸民有時是事後加入的。初發動時，群眾的動機，實系純潔。（三）其始終純潔，並無抄掠行為的，亦未嘗無有。吾幼居武進，武進城內之有教堂，似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即戊戌變法之年，1898年以後。自此以前，已有一次，教民想到城裡來建築教堂，給一個姓穆，或者是姓莫的聚眾阻止。武進城中，此兩姓俱有，而武進人讀此兩字音相同。吾於此事，僅得諸傳聞，故不能知為何字。這個人本亦是武斷鄉曲，不為鄉里所齒的。然此次之事，卻動機純沽，行為亦極有秩序。他是在法律上得到一個據點，即尋到了一點教中人的錯處，然後發動的。所以教徒竟無如之何，而在城內建造教堂之事，為之遲延者若干年。此人因此頗為鄉里所稱許，他亦竟因輿論的稱許，而從此改邪歸正了。此次之事，即始終無抄掠等舉動，武進先輩，多能道之。

因教案的時起，總署議定管理教士章程，凡八條，（一）停止收養孤兒，或嚴行限制。（二）教堂祈禱，不得男女混雜。（三）教士不得干預官吏行政，侵犯中國有司之權。（四）教民滋事，曲直須憑地方官做主，不得有所包庇。（五）教士護照須載明經行地方，不得任意遨遊。（六）奉教的須查明身家來歷。（七）教士與有司往來，應有一定禮節，不得妄自尊大。（八）從前教堂基址，已成民居的，不得任意索取。將其照會駐京公使，英美贊成其原則，而不盡同意其細則，事不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