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西交涉之初期

第二章

中西交涉之初期

舊世界文明聯絡之通路：（一）自中國緣海，出麻六甲海峽，入印度洋，經波斯灣、紅海，以入地中海。（二）自中國越蔥嶺，經西亞以至歐洲。若夫浩渺之大洋，則在前此罕能通航。其自蒙古、新疆經裏海、黑海以入歐洲，則為野蠻民族侵略之路。自西伯利亞入歐俄，則寂寞荒涼，經由之者更鮮，而其影響亦愈微矣。乃至近世而形勢一變。此宋仁、英、神三代間11世紀後半期，塞爾柱突厥興，歐亞兩洲間之航路，為其所中斷自歐入亞之道路，本有三條：（一）自敘利亞經阿付臘底斯河。（二）自黑海至亞美尼亞上陸，出底格利斯河，皆入波斯灣。（三）自亞力山大里亞溯尼羅河，絕沙漠出紅海。（一）（二）皆為突厥所斷。（三）則絕漠不便，故須別覓新航路。於是歐人不得不別覓新航路以通東方。適會是時，羅盤針輸入西方，歐人遂能為遠洋之航行此事亦在十字軍時。十字軍起於公元1097至1270年，當北宋哲宗紹聖四年至南宋度宗咸淳六年也。前此西人實亦僅能為緣岸之航行，地中海航業特盛，北海、大西洋能涉之者頗鮮，而海道之形勢一變。俄人漸次興起，轉能侵略亞洲，而自古無足輕重之西伯利亞，遂成為亞洲東北的一大威脅，從此陸路之形勢亦一變。

歐人自海道東來，初占勢力者為西、葡。葡人以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越好望角，孝宗弘治二年（1489）至印度，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至廣東，穆宗隆慶元年（1567）得澳門為根據地。是為歐人來中國通商，得有陸上根據地之始。西人以弘治六年（1493）至美洲。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而麥哲倫始作環球航行。西人之至中國者，為葡人所阻礙。其所經營之馬尼剌，則頗為繁華，中國人之前往者頗多，蓋西人之經營南洋也，以政治之力，中國人則以民間之力。南洋在政治上為西人所佔，雖在是時，而中國人向南洋之拓殖，亦即在是時也。西、葡之勢力，其後漸為英、荷所奪，然英人之至中國者，仍為葡人所阻礙，惟在印度，則逐漸得勢。鴉片之輸入，遂代天方泛指阿拉伯而轉盛，伏下中英衝突之機。荷人以初據台灣，後為鄭成功所奪，清人嘗約其夾攻鄭氏，許其每八年一至廣東，然其貿易，亦無甚足觀。惟在南洋，亦次第得勢，而爪哇一島，尤為繁盛扼要而已。

歐人之自海路來此，其與中國之舊關係，為通商、傳教兩問題。以通商問題言，則（一）歷代對外收稅之官吏，夙極黑暗設市舶司時較清明，及歸地方管理時，黑暗乃甚，此亦見中央集權之效，而商人之欺詐剝削亦甚，此時猶一仍其舊。（二）近代西人東來，又多冒險之野心家及水手，行為皆極惡劣，足以引起華人之畏惡。（三）中國人雖發明火藥，而近代之槍炮，則西人實創為之，其制較中國為精，其船舶亦較中國高大而堅固以歐人是時航行遠洋，而中國止為緣岸之航行故也，更是遭中國人之疑忌。（四）於是在政治上在民情上與貿易無關係之人，皆不欲與歐人貿易，至少欲加以限制，而與貿易有關係之官吏商人及其他人等，則因顧其私利而不肯，然又畏政治上及輿論上之監督，不得不設為相當的限制。於是（1）貿易為公行所專。（2）而官吏即委以監督保護外人之責，使不與人民發生衝突。以是時之官吏，固不通外情，不能自負此責也。於是（A）商人得有剝削外人之機會。（B）而管理外人之苛例繁興，西人不知中國情形，乃欲訴諸中央政府，殊不知是時之中央政府，其欲限制外人，乃較地方官吏更甚。此所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人舍粵趨浙，而浙海關旋遭封閉。其後，五十七年（1792）及嘉慶十五年（1810）兩次遣使赴京，要求改良通商章程，而卒無效也。至於傳教問題，其足引起中國人之畏惡，殆較通商為尤甚。以通商僅在一隅，傳教則遍及全國也。近世基督教之東來，乃由其所謂耶穌會者為先鋒，此會頗能提高基督教之教育程度，故科學亦隨之輸入。惟（一）宗教本有排外之性質。（二）中國人對宗教之迷信不深，政府亦向不重視宗教，對於西人傳教之熱心，及其教會之出巨款補助，不能了解，遂生疑忌。其科學之輸入，雖為一部分人所歡迎，而大多數人，則因此而疑忌更甚讀楊光先《不得已書》可見。此書見解，在今日讀之，似覺其僻，然在當日，實大多數人之見解，此書特其代表耳。清聖祖頗為科學，任用西教士極多，然亦言西洋各國，中國千百年後，必受其害，實亦是此等見解也。故教禁屢施屢解，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卒仍遭受禁止近代基督教之入中國，始於利瑪竇至澳門，時在明神宗萬曆九年（1581）。二十八年（1600），利瑪竇入朝，神宗許其創建教堂。利瑪竇死而教禁起，后因與滿洲戰爭，召其人製造大炮而解。時中國曆法舛誤，徐光啟薦湯若望修歷，歷成，未及頒行而明亡。清人入關，湯若望上書自陳，清人即用其歷，名時憲歷。康熙初，為楊光先所攻，得罪，鬱郁而死。光先代為欽天監監正，后以推步舛誤見黜，仍用南懷仁。康熙一朝，任用教士極多，然至末年，卒仍布教禁，其人除在京當差者外，皆勒歸澳門。各地天主堂，悉改為公廨。自此至《北京條約》立時，教禁迄未嘗弛，然其秘密傳教如故。則以西人傳教，多有款項周恤教徒，而中國行政無力故也。

俄人之與中國，則自始所發生者，即為政治關係。俄人之脫離蒙古羈軛而自立，事在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其後可薩克族附俄，為之東略，而西伯利亞盡入其手。至明清之間，侵略遂及黑龍江濱，於是兩國構兵，而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尼布楚之約，規定西以額爾古納河，東以外興安嶺為界。是歲，準噶爾襲擊喀爾喀，聖祖為出兵攘斥，而外蒙古馴服於清，於是蒙俄之疆界問題生。至世宗雍正五年（1727），乃有恰克圖之約，規定沙賓達巴赫以東之蒙俄疆界。至高宗乾隆二十至二十四年（1755-1759）平定準噶爾及回部，蔥嶺以西諸國，多來朝貢，而中國西北，與俄分界及藩封誰屬之問題又生。俄人與中國之交涉，雖以政治問題為重，然通商方面亦非無關係，《尼布楚條約》定后，清聖祖嘗許俄人三年一至北京貿易，人數以200，居留以80日為限，皆免稅。此實後來中俄邊界貿易百里內皆免稅，及陸路通商減稅之根源也。《恰克圖條約》以恰克圖及尼布楚為互市之地。乾隆二年（1737）高宗命停北京貿易，專在恰克圖。蓋欲加以封鎖，然其源既開，其流即不可塞。故至五口通商之後，而此封鎖卒又被突破焉。

山雨欲來風滿樓，中西衝突之情勢，醞釀復醞釀，而卒爆發中英鴉片戰爭之役，此役看似燒煙而起，實則通商上種種的癥結，郁而必發，燒煙特其導火線耳。其結果，中國因兵力不敵，定海、寧波先陷，上海繼之；英人復入長江，封鎖鎮江，逼迫江寧；清人不得已，於江寧議和，訂立條約（一）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二）英人得任意與華人交易，毋庸拘定額、設行商。（三）進出口稅，則秉公議定。（三）中外官員來往體制平等。所以破英人在陸上無根據地，口岸任意開閉，稅則繁苛，商人剝削，及官吏妄自尊大之習。又（五）割香港。（六）索償煙價及商欠。因英人本有在中國緣海佔一據點之議，而此二事，又為後此割地賠款之先河焉。

中英條約既立，法、美、瑞典繼之。俄人要求在伊犁、塔爾巴赫台、喀什噶爾通商，中國許伊、塔兩處，於道光三十年（1850）立約，而海口通商，則遭拒絕。《尼布楚條約》定時，俄人在東方之實力，不逮中國，此時則適得其反。俄王任穆拉維約夫為東部西伯利亞總督，銳意經略，黑龍江外之地，殆悉為所佔，並自由航行黑龍江時俄外交大臣尼塞勞嘗致書中國理藩院，請遣使勘定恰克圖約中未定之界，中國數度遣使，卒未與俄外交部所派之使相遇，此亦外交上之失機也。中國無如之何也。時英人在廣東，銳意欲入省城，耆英以欽差大臣，在粵辦理通商事宜，業已許之時耆英與英人立約，許舟山群島不割讓他國，且許英人入城，而英人交還虎門炮台。而粵民執乾隆時西洋商人不許入省城之諭以拒，且自辦團練，以御英人，耆英知交涉難辦謀內召。徐廣縉、葉名琛為督撫，皆有虛驕之氣，英人闖入省河，團練列兩岸以拒，英人慮激成事端，遽退，廣縉乘機與英人立《廣東通商專約》，以不入城列入約中。事聞，朝旨大獎之，然此等不省外情，又無實力之交涉，卒不可持久。廣縉去，名琛代為總督，以亞羅船事件與英人齟齬。時廣西亦發生殺法教士事，俄美二國又欲改訂商約。於是俄美遣使，英法派兵至廣東。英法兵遂陷省城，執名琛而去，時文宗咸豐七年（1857）。四使北上，至江蘇。時清人務避中央政府與外人直接交涉，命英、美、法使回廣東，聽候查辦。而以俄事委黑龍江將軍。四使不聽，仍北上，朝廷不得已，遣使至天津，與之立約，是為咸豐八年（1858）之《天津條約》。明年，英法使臣來換約，清人方在大沽設防，命其改走北塘，不聽，闖入大沽，為炮台守兵擊退，狼狽走上海美使后至，道走北塘，換約而去。然各約皆有最惠國條款，故英法約后，所有權利，美人仍得享之也。朝命廢約重議。又明年，英法兵遂陷北京，文宗先已走熱河，其弟恭親王奕留守，以俄使居間，與英法別立《北京條約》，承認《天津條約》，又有增加，凡（一）領事裁判員，（二）關稅協定，（三）內地（A）遊歷，（B）通商，（四）傳教，（五）各國遣使，（六）最惠國條款，均於此兩約中確定。此兩約為前此諸條約之整理，而又有增加，后此中國與西洋各國所訂之條約，悉以此為藍本，故中國與西洋初期之交涉，實至此訂立如許不平等條約而告一段落。

俄國津約亦許（一）海口通商。（二）傳教。（三）又許自北京至恰克圖之公文，由台站行走，於是北方之藩籬突破矣。（四）又許查勘邊界，因此乃有（A）是年之《璦琿條約》割去黑龍江以北，而以烏蘇里江之東為兩國共管之地。（B）十年（1860）中俄《北京條約》，則（甲）並割烏蘇里江以東，（乙）又許（1）於庫倫設領，（2）自恰克圖至京，經過庫倫張家口，零星貨物，亦許銷售。（3）又開喀什噶爾。（4）自沙賓達巴赫以西之界，規定大概，以俟測勘。其後同治三年（1864）乃本此而立界約，（子）科布多，（丑）烏里雅蘇台，（寅）塔爾巴赫台所屬，均會勘完竣，立有界牌。（卯）惟伊犁所屬，因回變未克完竣，遂釀成俄人佔據伊犁后之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