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農業

第二十章

隋唐五代時實業

第一節農業

自晉室東渡而後，荊、揚二州，農業日見興盛，已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一節。隋、唐而後，此等情勢，仍有加無已。《舊書·劉晏傳》：晏遺書元載，言潭、桂、衡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祗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嚴震傳》言：梁、漢之間，刀耕火耨，民以采梠為事。雖節察十五郡，而賦額不敵中原三數縣。《新書·權德輿傳》：貞元八年（792），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開，逋亡日眾。宜擇群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合此三事觀之，荊、揚農業，甲於全國，斷可識矣。

隋文帝遣使均田，狹鄉每丁才至二十畝，見第十八章第二節。此在近世農家，得之亦足自活，而當時意以為少。《新書·玄宗紀》：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免關內、河南八等以下戶田不百畝者今歲租。此蓋唐時授田，本以百畝為率，今不及此，戶等又下，而兩畿賦役煩重，故特優之，非謂田不百畝，遂為貧下也。然《舊書·袁高傳》言：貞元二年（786），上以關輔祿山之後，百姓貧乏，田疇荒穢，詔諸道進耕牛，委京兆府勸課民戶，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給之。其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高上疏論之曰：「聖慈所憂，切在貧下。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從之。則地不及五十畝，遂為下貧矣。肅、代時，議錢幣者，謂人日食二升，終歲當米七斛二斗，而衣倍之，吉凶之禮再倍，則人終歲當得米二十一斛六斗，已見第十七章第一節。議者又謂田以高下肥瘠豐耗為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則畝才五斗余耳。此固從少計之，然當時農田收穫之數，遠遜今日，則無疑矣。此等皆生業自然之演進也。開元時，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見下。以歲食七斛二斗計之，一畝之獲，亦不及一斛。

陸龜蒙有田數百畝，而常苦飢，此乃其田所處之污下，而非頃畝之不足也。見第十八章第二節。故農田之命脈，實繫於水利。隋、唐水利，掌於工部之水部及都郡水監。晉世，傅玄早言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遍，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一節。則亦徒有其名而已。故水利之命脈，又繫於地方官。隋、唐、五代之世，能盡心於此者，莫如姜師度。《舊書》本傳云：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眾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為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新書·戴叔倫傳》云：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灌，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此則乏水之地之要圖也。論者恆謂北方少水，不便藝稻，其實不然。《舊書·食貨志》言：宇文融嘗畫策開河北王莽河，溉田數千頃，以營稻田，事未果而融敗。又《孟元陽傳》言：曲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芒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則北方非不可營稻田，特其水利有待人為，非如南方自然饒足，故種稻者較少耳。戴胄說太宗興義倉，請自王公已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至秋熟，准其見在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詳見第二十章第二節。此說當據中原情勢言之，其所藝者，似以粟為主，而稻麥為輔也。

《新書·食貨志》曰：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通典》：開元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已下，二十頃已上為一屯，此奪十字。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舊書·職官志》：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播種地宜，功庸煩省，收率等級，咸取決焉。諸屯田役力，各有程數。凡天下諸軍州管屯總九百九十有二。大者五十頃，小者二十頃。凡當屯之中，地有良薄，歲有豐儉，各定為三等。凡屯，皆有屯官、屯副。苑內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蒞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其民田歲獲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737），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為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谷百九十萬斛。此唐盛時之制也。建中初，楊炎請鑿陵陽渠，置屯田於豐州，嚴郢沮之，不見聽，而炎議亦未行。元和中，李絳請開屯田于振武。其後王起、畢奏開屯田於靈武、邠寧，已略見第六章第一節，郢之言曰：「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

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谷。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辟，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此為一時計或然，為經久計，渠成固萬世之利。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臧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絳已罷，后宰相持其議而止。使如其議行之，其效必更有可睹也。張儉，貞觀初遷朔州刺史。廣營屯田，歲至數十萬斛。邊糧益饒。婁師德，上元初，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為猛士。高宗大悅。特授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並知營田事。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仍依舊知營田事。則天降書勞曰：「自卿受委北陲，總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艱。兩軍及北鎮兵，數年鹹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覽以嘉尚，欣悅良深。」長壽元年（692），召拜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明年，同鳳閣鸞台平章事。則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借邊境營田。卿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又以馬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

其後更歷內外。至神功元年（697），復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河西營田事。師德專綜邊任，前後三十餘年。其戰績無足稱，營田之功，則不可沒也。宋慶禮之復營州也，開屯田八十餘所。數年間，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歿后，太常博士張星，謂其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欲與惡謚。張九齡駁之，稱其「罷海運，收歲儲，邊亭宴然，河朔無擾」，則功固余於過矣。凡此皆屯田之利。但以邊垂為限，行諸內地，則非所宜。開元時廢京師職田，議者欲置屯田。李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間無役，地棄不墾，以間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為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為煩費。」遂止。其後戶部所領營田，正坐此弊。《新書·食貨志》曰：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不耕以兵而雇民或借庸，蓋以其耕作優於兵耳。則官自為地主以收私租，何屯之雲？李元紘謂置屯即當公私相易，乃謂往往分佈之田，不便置屯，非謂肥瘠，然以瘠地易上地，遂借其名以行矣。《舊書·良吏·薛珏傳》：遷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遙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廝役者三千戶，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珏皆條去之，十留一二，而租有贏。然則中葉后多置營田，尚非徒利其租人，而更有窟穴其中以自潤者矣。

內地置屯，舉非所宜乎？是亦不然。大亂之後，赤地無餘，非由公家資助，則民無以奉耕，而攻剽隨地皆是，非屯聚又無以自衛也，則屯田尚焉。漢末之行事是已。然農民習於私有，非至耕作皆用機器，積習必不易變；而屯官多系武人，使久假之以權，必且虐用其下，故屯田既有成效，又宜舉所墾分之於民，而罷屯官，以其民屬州縣。此魏世之所以廢典農也。參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一節。每當風塵洞之時，武人中亦必有一二，能招流移，事稼穡者。若漢末之段煨，唐末之北韓南郭其人。成汭，初嘗更姓名為郭禹。《新書》本傳云：汭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期，自者萬餘。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舊五代史·建傳》云：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荊棘，辟污萊。勸課農事，樹殖疏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汭傳》云：荊州經巨盜之後，居民才一十七家。汭撫輯凋殘，厲精為理。通商訓農，勤於惠養。比末年，僅及萬戶。《新書·建傳》云：建少賤，習農事。周知裕，史言其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為勸課，皆有政聲，亦韓、郭之儔也。而尤莫盛於張全義。《洛陽搢紳舊聞記》云：全義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道，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於百人中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撫綏之。除殺人者死，余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漸眾。又於麾下選書計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申每屯戶至數千。農隙選丁夫，授以弓矢槍劍，為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戶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二三千。共得丁夫閑弓矢槍劍者二萬餘人。有賊盜，即時捕之，刑寬事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為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治之。全義為治之妙，全在疏節闊目，而又教之以自衛。此固非屯官莫能為，然不過五年而還之於縣，則又深知蘧廬一宿之義者矣。

教稼之事，後世罕聞。以士不習農，官又與民相隔也。《舊書·文宗紀》：大和二年二月，敕李絳所進則天太后刪定《兆人本業》三卷，宜令所在州縣寫本散配鄉村。此亦徒費紙墨耳。況未必真能寫配也。是歲，閏三月，內出水車樣，令京兆府造水車散給緣鄭白渠百姓，以溉水田。王方翼遷夏州都督，屬牛疫，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韋宙之知永州也，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並種殖為生之宜，戶給之。此等或轉切實際耳。

《舊書·五行志》：開元四年五月，山東螟蝗害稼，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拒御史，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為害滋深。」宰相姚崇牒報之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為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饑饉，將何以安？」卒行埋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乃投之汴河流者，不可勝數。朝議喧然。上復以問崇。崇曰：「凡事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彼庸儒不足以知之。縱除之不盡，猶勝養之以成災。」帝曰：「殺蟲太多，有傷和氣。公其思之。」崇曰：「若救人殺蟲致禍，臣所甘心。」八月四日，敕河南、河北檢校捕蝗使狄光嗣、康瓘、敬昭道、高昌、賈彥璿等，宜令待蟲盡而刈禾將畢，即入京奏事。諫議大夫韓思復上言曰：「伏聞河北蝗蟲，頃日益熾。經歷之處，苗稼都盡。臣望陛下省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去至冗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至誠，以答休咎。前後捕蝗使，望並停之。」上出符疏付中書。姚崇乃令思復往山東檢視蟲災之所及，還具以聞。崇此事，屢為後世言救荒者所稱引，其益非徒在一時也。《新五代史·漢隱帝紀》：乾祐元年七月，鴝鵒食蝗，禁捕鴝鵒，亦合今世保護益蟲之義。

《舊書·憲宗紀》：元和七年四月，敕天下州府民戶，每田一畝，種桑二樹。長吏逐年檢計以聞。《武宗紀》：會昌二年四月，敕勸課種桑，比有敕命。如能增數，每歲申聞。比知並無遵行，恣加翦伐，列於厘市，賣作薪蒸。自今州縣所由，切宜禁斷。觀茲告諭之殷拳，具見蠶桑之切要。《新書·尹思貞傳》：為青州，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舊書·文藝傳》：劉憲，父思立，高宗時為侍御史。河南北旱，詔遣使振給。思立以蠶功未畢上疏諫。詳見第二十章第六節。觀此，又知唐時河域，蠶業尚盛，非如後世之偏在江、浙也。

《舊書·劉世龍傳》：附《裴寂劉文靜傳》。從平京城，改名義節。時草創之始，傾竭府藏，以賜勛人，而國用不足。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采街衢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立可致也。」高祖從之，大收其利。《舊五代史·漢隱帝紀》：乾祐元年三月，殿中少監胡崧上言：「請禁伐桑棗為薪，城門所由，專加捉搦。」從之。合會昌二年（842）敕文觀之，知當日民間，薪樵頗乏，因不免濫施翦伐。此亦林木減少之一因歟？

馬牧之盛，當推有唐。《新書·兵志》曰：「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在今陝西大荔縣西南。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布列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余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后以太僕少卿鮮於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后又有群牧都使，有閑廄使。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分統諸坊。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嵐州使三。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711），詔群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

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九年（721），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貲。毛仲既領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725），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后，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甚。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752），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754），隴右群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祿山以內外閑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搜監牧及私群，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案唐畜馬之多，與其兵力之強，頗有關係，《志》稱其遂弱西北蕃是也。此亦非盡由於政府，王侯、將相、外戚、將校，咸有力焉，即庶民亦能家畜十馬，此豈後世所敢望也？《志》又云：「永泰元年（765），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

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780），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貞元三年（787），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關、武關者。」可見是時但關輔馬即不少矣。然兵力雖強，民業究不免見奪。《志》又云：「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后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廄。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元和十二年（817），閑廄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眾。十三年（818），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819），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與民。」張脈僨興於外，而內無以奉之，遂終至不戢自焚矣。末葉馬少，多恃貿諸羌胡，而西北來者最盛，已見第十四章第三節。《通鑒》：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初置監牧，蕃息國馬。胡《注》曰：「此時監牧，必置於並、代之間，若河、隴諸州，不能復盛唐之舊。」是后，帝問樞密使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帝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庄宗與梁戰河上，馬才萬匹，今馬多矣。不能一天下，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貴，足以養步卒五人。」帝曰：「肥戰馬以瘠吾人，其愧多矣。」嗣源之馬，遠過存勖，蓋貿諸西北之效？然身死未幾，契丹長驅直入，瘠人肥馬，果何益也？觀范延光之言，而知盛唐之竭民力甚矣。又，唐昭宗天復三年四月，王建遣判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嘆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蜀中之馬，亦恃貿諸外夷，蓋天時地利使然也。

戰馬而外，他畜牧之利蓋微。《隋書·高祖紀》：開皇元年二月，以官牛分賜貧人。《新書·德宗紀》：大曆十四年十月，以沙苑豢豕三千給貧民。此皆官家之畜，然其細已甚矣。即民間亦鮮事此者。《舊書·杜伏威傳》：齊州章丘人。少落拓，不事產業。家貧無以自給，每穿窬為盜。與輔公祏為刎頸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為業，公祏數攘羊以饋之。姑有憾焉。因發其盜事。郡縣捕之急。伏威與公祏遂俱亡命，聚眾起義。公祏齊州臨濟人，其姑家當亦在此。蓋濱海之人，有以此為業者，若內地則農田且虞不給，無復曠土可為牧場矣。

射獵亦惟深山窮谷中有之。憲宗征淮西，李師道東都留邸兵與山棚謀竊發。史言「東畿西南通鄧、虢，川穀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悍善斗，號曰山棚」是也。唐制，凡采捕漁獵，屬於虞部，必以其時。其禁令，亦或能行於京畿耳。《新書·高宗紀》：咸亨四年閏五月，禁作簺捕魚，營圈取獸者。蓋所以防盡物？然此等政令，亦未必能行也。

礦業，屬少府監之掌冶署。《新書·食貨志》云：「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計共六州。原文作五州，疑有誤。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麟德二年（665），廢陝州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727），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潤，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836），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此唐礦業之大略也。唐代錢貴，故於諸礦獨重銅。元和三年六月，將設畜錢之令，詔天下銀坑不得私采。

《舊書·本紀》。其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權其重輕。使務專一。其天下自五嶺已北見采銀坑，並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各委本府州長吏勸課，令其采銅，助官中鑄作。仍委鹽鐵使條疏聞奏。」《舊書·食貨志》。《新志》云：五嶺以北，采銀一兩者流他州。四年六月，「敕五嶺以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採。禁見錢出嶺。」《舊書·食貨志》，《紀》同。蓋欲使銀山坑戶，改業銅冶，卒不可得，故復有此敕也。山澤自然之利，本應歸諸公家，然公家亦當務利民。苟徒為籌款計，則其弊有不可勝窮者。《新五代史·劉審交傳》：遷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范，為民更鑄。耕器薄陋，豈由公家欲專冶利故邪？

《舊書·德宗紀》：大曆十四年七月，詔「邕州所奏金坑，城為潤國。語人以利，非朕素懷。其坑任人開採，官不得禁」。貞元二年四月，陝州觀察使李泌奏盧氏山冶出瑟瑟，請禁以充貢奉。上曰：「瑟瑟不產中土，有則與民共之，任人採取。」事亦見《泌傳》。《懿宗紀》：咸通四年七月，制「廉州珠池，與人共利。近聞本道禁斷，遂絕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採取，不得止約」。《新書·孔巢父傳》：從子戣。憲宗時拜嶺南節度使，免屬州黃金稅歲八百兩。蓋封禁徒供官吏侵漁，而民之失業者，又無以安插，故尚不如曠然捐棄其利也。然為豪貴所擅，則亦有弊。《隋書·郎茂傳》：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於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於仲文宿衛近臣，趨侍階廷，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詔范庶寮，示民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則所謂與民共之者，乃與凡民共之，非與豪貴之家共之也。然其人既擅山澤之利，則雖素賤，亦必漸成為豪貴。此則法家之學既微，無復能知此義者矣。《通鑒》後周世宗顯德三年（956），周行逢少時嘗坐事黥隸辰州銅坑。或說行逢：「公面有文，恐為朝廷使者所嗤，請以葯滅之。」行逢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為英雄，吾何恥焉？」胡三省曰：「唐文宗之世，天下銅坑五十，辰州不在其數。辰州銅坑，蓋馬氏所置也。」而以黥面之徒充坑夫，則又唐代未聞之虐政矣。

《新書·突厥傳》曰：杜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強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強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才十人為農，余皆習他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朘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強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眾，不過漢一大郡。晁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妥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惟自守而已？」謂百人才十人為農，未免過當。然其論關中之貧富，與其強弱息息相關，則誠足資儆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