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錢幣（上）

第四節錢幣（上）

自隋滅陳，統一中國，至安、史之亂，凡經百五十年，雖中更隋末之亂，然歷時不久，商業實大可振興。商業振興，必資錢幣。魏、晉、南北朝，幣制紊亂，且其數不足用，統一后自更甚，故此時之所求者，實為增鑄及畫一。隋、唐兩代，皆思致力於此，而力弗克勝，遂至依然淆亂，依然闕乏，而種種厲民之政，轉因整理圜法而起焉，此則可為浩嘆者也。

《隋書·食貨志》云：「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本紀》：開皇元年九月，「行五銖錢」。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后，前代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584），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慣用既久，尚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乃詔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590），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爐鑄錢。其後奸狡稍漸磨爐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為準，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598），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爐鑄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聽於鄂州白山有銅礦處錮銅鑄錢，置十爐。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爐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為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后，王綱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后漸輕至一斤。或翦鐵、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新書·食貨志》：「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線環錢。其制輕小，凡八九萬，才滿半斛。」案用金屬為錢，私鑄私銷，均極難禁，隋所以暫收畫一流布之效者，蓋徒恃嚴法？嚴法本難久恃，況聽諸王鑄錢，必不能皆合法乎？況又益之以大業之弛紊乎？終至大亂不可收拾，宜矣。

唐興，又圖治理，《舊書·食貨志》云：「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累，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錢監於洛、並、幽、益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爐鑄錢。裴寂賜一爐。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五年五月，又於桂州置監。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甚便之。后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顯慶五年九月，敕以惡錢轉多，令所在官私為市取。私字疑衍。以五惡錢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價賤，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弊仍不息。至乾封元年（666）封岳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本紀》：事在四月。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并行。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元通寶錢。及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悟錢文之誤；又緣改鑄，商賈不通，米帛增價，乃議卻用舊錢。二年正月，下詔曰：泉布之興，其來自久。實古今之要重，為公私之寶用。年月既深，偽濫斯起。所以采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之，將為未可。高祖撥亂反正，爰創規模。太宗立極承天，無所改作。今廢舊造新，恐乖先旨。其開元通寶，宜依舊施行，為萬代之法。乾封新鑄之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鑄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案自隋初至是，畫一錢文之意頗堅，故隋鑄五銖而盡禁舊錢，唐初鑄開元，亦廢隋五銖，高宗鑄乾封則欲廢開元，復開元又必廢乾封也。乾封較之開元，所重甚微，而欲以一當十，似已悟惡幣驅逐良幣之理，而欲令人民自毀之，不悟因此錢文減少，商賈轉至不通也。開元雖復，恐銷毀已多，故私鑄復起。

《志》又云：「既而私鑄更多，錢復濫惡。高宗嘗臨軒，謂侍臣曰：錢之為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於斯。比為州縣不存檢校，私鑄過多。如聞荊、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將船械宿於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覺察。自令嚴加禁斷。所在追納惡錢，一二年間使盡。當時雖有約敕，而奸濫不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給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者以為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新書·食貨志》云：永淳元年（682），私鑄者抵死，鄰保里坊村正皆從坐。則天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敕：非鐵錫、銅盪、穿六者，並許行用。其有熟銅、排斗、沙澀厚大者，皆不許簡。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眾。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陂湖鉅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人跡罕到，州縣莫能禁約。以至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濫。其郴、衡私鑄小錢，才有輪廓；及鐵錫五銖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鎔銷，以錢模夾之，斯須則盈千百，便齎用之。開元五年（717），車駕往東都。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又切斷天下惡錢，行三銖四累錢。《紀》云：行二銖四分已上好錢。《新志》云：行二銖四參錢。三字當誤。不堪行用者，並銷破覆鑄。二月，又敕申明舊章，縣設諸樣。時江淮錢尤濫惡。有官爐、偏爐、棱錢、時錢等數色。

璟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戶出錢。務加督責。百姓乃以上青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沉之於江湖，以免罪戾，於是市井不通，貨價騰起。流聞京師，隱之貶官。《新志》云：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少府毀之。璟因之罷相。乃以張嘉貞知政事。嘉貞乃弛其禁，人乃安之。《新書》云：十一年（723），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造銅器者。二十年（732），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為率。每錢重二銖四參。禁頓、沙澀、盪染、白強黑強之錢。首者官為市之。銅一斤為錢八千。二十二年（734），中書侍郎張九齡初知政事，奏請不禁鑄錢。玄宗令百官詳議，皆以為不便。《本紀》事在三月。但敕郡縣嚴斷惡錢而已。《新志》云：信安郡王褘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褘帝弟之貴，莫敢與抗。獨倉部郎中韋伯陽以為不可。褘議亦格。至天寶之初，兩京用錢稍好，米價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者加價回博，好惡通用。富商奸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鋌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敕令所司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錢不堪久行用者，官為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敕：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余並許依舊行用。久之乃定。」

《新志》云：開元二十六年（738），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歲取之，舟車相屬。江淮偏爐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複錢形。公鑄者號官爐錢，一以當偏爐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兩京錢有鵝眼、古文、線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翦鐵而緡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踴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752），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易之。國忠又言錢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舊紀》云：禁惡錢，官出好錢以易之。既而商旅不便，訴於國忠，乃止之。案改革幣制，非有精心毅力不可。當時之所為，實漫無策劃。好惡錢敵價相易，辦法雖寬，而限期太促。貧弱者爭次不得，則獨受其殃耳。其勢已不復可以堅持，亦非盡由國忠之欲招權市恩也。此唐自天寶已前公家與私鑄相爭之大略也。安、史亂作，而苟且之政興，承其流者救過不給，乃無暇更言整頓矣。

《舊書·食貨志》又云：「乾元元年七月，詔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為新鑄，不廢舊錢。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新志》云：徑一寸，每緡重十斤。其開元通寶者，依舊行用。二年三月，琦入為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斤成貫。《新志》云：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為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詔可之。於是新錢與乾元、開元通寶錢三品并行。《本紀》事在九月，云：以二十二斤成貫。尋而谷價騰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於道。乃抬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間抬加價錢為虛錢。米斗七千，若抬價五十倍，則實價為百四十。參看第十八章第一節。長安城中，競為盜鑄。寺觀鍾及銅像，多壞為錢。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絕。京兆尹鄭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縱。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人益無聊矣。《新志》云：先是諸爐鑄錢窳薄，鎔破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為私錢。犯者杖死。叔清蓋援是例。上元元年（760），詔重棱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時錢，宜一當十文行用。其乾元十當錢，宜依前行用。仍令中京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待進止。七月，敕重棱五十價錢，先令畿內減至三十價行，其天下諸州，並宜准此。寶應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錢，一以當三。蓋去開元錢抬價？乾元重棱小錢，亦以一當二。重棱大錢，一以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其私鑄重棱大錢，不在行用之限。」觀此，知官鑄重棱，亦有大小之別。其小者實直且不及乾元錢，並不如私鑄重棱大錢之大也。《本紀》：乾元大小錢並一當一在五月丙戌。《新志》云：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則前者除本計在癸未，連本計在甲申也。《舊志》載上元元年六月詔曰：「如聞官鑄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逾濫成弊。」則是時小錢見毀者頗多。《新志》云：「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棱二錢鑄為器，不復出矣。」又云：「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又云：「德宗時，判度支趙贊采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蓋一時主計之臣，無論順逆，無不思借鑄造為鑄款之策者？其極，則轉使小錢毀失而已。德宗立，行兩稅，須錢益多，錢價遂日貴，終至不得不兼用實物。

《新書·食貨志》云：「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謬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請厘革其甚害者。稅物估價，宜視月平。物價旬各有估，見上節。此所云者，蓋謂校三旬之估而取其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國朝著令，稅出谷，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今兩稅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所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匹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贄此疏，《通鑒》系貞元十年（796）。十二年（794），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為「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惟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新書·食貨志》。《權德輿傳》：德輿於貞元十九年（803）上陳闕政，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如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情勢如此，法遂不得不變。二十年（804），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並用。《新書·食貨志》。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匹段。《舊書·食貨志》。其時李翱條興復太平，又請改稅法，不督錢而責布帛。《新書·本傳》。然朝廷之所行者，則僅制留州送使之入，一準公估而已。見上節。終未能曠然大變賦稅之法也。而因禁錢流通之故，又引起軒然一大波。

禁錢出境之令，始於德宗時。《新書·食貨志》云：「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又云：「民間錢益少，繒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事亦見《若初傳》，附《劉晏傳》后。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自此禁錢遂為恆法。至後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圜丘禮畢赦詔，猶有「勿令商人載錢出境」之文焉。《舊五代史·本紀》。《食貨志》云：緣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此已足撓亂澄清之局，而憲宗復推此意而禁及飛錢。軒然大波，遂不可免矣。

《新志》述憲宗時事云：「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為保。」又云：「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寢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舊志》云：「元和七年五月，戶部王紹、度支盧坦、鹽鐵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高，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於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比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通流。伏請自今已后，嚴加禁約。從之。」案《新志》所謂物價寢輕者，乃對錢而言。《舊史》所謂物價轉高者，則對布帛而言。商人之飛錢者，委錢京師，而取諸四方，不啻將四方之錢，轉運入京。諸有錢者，積其錢於京師，果何為乎？換為借錢之別名，已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五節。《通鑒》後唐庄宗同光二年（924），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胡《注》曰：「今俗謂借錢為便錢，言借貸以便用也。」然則便換即借貸。不許商人便換，遂至家有滯藏，則諸軍、諸使及諸富家之錢，由飛錢匯划入京者，仍是借諸商人。京師小商，蓋恃此等大商為顧客。大商不至，則市井蕭條。唐時易中，錢帛並用，而人多重錢。商人多錢，平民則只有布帛。市面既失其常，有以布帛往買者，市肆中人將高其價以靳之，故曰物價轉高；有以見錢往買者，其人度錢價將長，雖廉讎亦可獲利，又將貶價以事招徠，故曰物價寢輕也。既以飛錢通中外匯兌，又以便換給商人資本，實為版克（Bank）之權輿，使能利道整齊之，豈獨可救錢荒之弊？顧乃從而阻遏之，已又欲攘其什一取息之利，則庸人自擾之矣。

因此措置，糾紛遂多。元和八年四月，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十二年（817），又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以市價交易。《舊書·食貨志》。杯水車薪，何濟於事？錢一脫手，即為人所貯藏耳。於是蓄錢之禁起矣。

蓄錢之禁，肇自憲宗元和三年（808）。《舊書·食貨志》載其年六月詔曰：「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今欲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若革之無漸，恐人或相驚。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宮中不得輒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遍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有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又禁斷五嶺已北銀坑，令坑戶采銅，助官中鑄作。見第一節。時蓋欲與鼓鑄并行？然周歲之後，寂焉無聞。蓋鼓鑄非易，而錢荒情勢，時亦尚未十分急迫也？至十二年正月，乃敕「近日布帛轉輕。見錢漸少，皆緣所在壅塞不通。宜令京城內自文武官僚，不問品秩高下，並公、郡、縣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從敕出后限一月內任將市別物收貯。如錢數較多，處置未了，任於限內於地界州縣陳狀更請限。縱有此色，亦不得過兩個月。若一家內別有宅舍店鋪等，所貯錢並須計用在此數。其兄弟本來異居，曾經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滿後有違犯者：白身人宜付所司決痛杖一頓處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並委有司聞奏，當重科貶。戚屬中使，亦具名銜聞奏。其剩貯錢不限多少，並勒納官數內五分取一分充賞錢。止於五千貫。此外察獲及有人論告，亦重科處分。並量給告者」。《志》言時京師里閭區肆，所積多方鎮錢，王鍔、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買第屋，以變其錢。多者竟里巷，佣僦以歸其直。而高貲大賈者，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為名，府縣不得窮驗。法竟不行。至大和四年十一月，敕應私貯見錢家，除合貯數外，一萬貫至十萬貫，限一周年內處置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以下者，限二周年處置畢。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積，過本限即任人糾告及所由覺察。其所犯家錢，並准元和十二年（817）敕納官，據數五分取一分，充賞糾告人賞錢。數止於五千貫。應犯錢法人色目決斷科貶，並准元和十二年（817）敕處分。其所由覺察，亦量賞一半。《志》又云：事竟不行。其後後唐庄宗圜丘赦詔，仍有應諸州府，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之文，亦見《舊史·本紀》及《食貨志》。則其成為具文，更不待論矣。

穆宗雖再失河北，然其於計政，則實能竟前人未竟之緒。賦稅改收實物，其一端也。《新書·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八匹，大率加三倍。建中時絹匹三千二百，則此時絹匹千文。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詔百官議革其弊。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制錢以權百貨。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泄之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含，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盈百萬，今才十數爐，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已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谷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庫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惟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此處語氣未完，疑下有奪文。《舊志》載中書門下奏云：「伏以群臣所議，事皆至當，深利公私。請商量付度支，據諸州府應徵兩稅供上都及留州留使舊額，起元和十六年（821）以後，並改配端匹斤兩之物為稅額。如大曆已前租庸課調，不計錢令其折納。使人知定製，供辦有常。仍約元和十五年（820）征納布帛等估價，其舊納虛估物，與依虛估物回計。如舊納實估物並見錢，即於端匹斤兩上量加估價。回計變法在長其物價。價長則永利公私，初雖微有加饒，法行即當就實。比舊給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條件處置，編入旨符。其鹽利、酒利本以榷率計錢。有殊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中有令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匹段。上既不專以錢為稅，人得以所產輸官。錢貨必均其重輕，隴畝自廣於蠶織。便時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之絲麻，或地連邊塞，風俗更異，賦入不同，亦請商量委所司裁酌，隨便處置。」此事敕議在閏正月十七日，亦見奏，至八月朔，楊於陵乃總百寮之議，請中書、門下、御史台、諸司官長重議施行，為時逾半年，實當時一大事也。《志》又載大和四年五月，西川宣撫使崔戎奏：「准詔旨制置西川事條，今與郭釗商量，兩稅錢數內三分二分納見錢，一分折納匹段。每二貫加饒百姓五百文，計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貫文。」即依此旨措置。然事至大和四年（830）然後行，又可見當時雖有此議，並未能施行於全國也。此實行陸贄、齊抗、李翱之論，蓋勢之所迫，不得不然也。而鼓鑄之議，亦起於此時。

唐代諸鑄錢監，本內總於少府，而以所在都督、刺史判焉。德宗時，韓洄為度支，乃言「銅鐵之冶，時曰山澤之利，當歸於王者。今諸道節度、都督、團練使皆占之，非宜也。請總隸鹽鐵使。」從之。洄之意，蓋欲收利權歸中樞？以當時事勢論，自不得謂為非是。然欲大行鼓鑄，則必非一使之力所能給，故是時，又欲分其權於州郡焉。元和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准郡官所議鑄錢，或請收市人間銅物，令州郡鑄。當開元已前，未置鹽鐵使，亦令州郡句當鑄造。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略使，便據元敕，給與價直，並折兩稅，仍令本處軍人鎔鑄。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鑄錢便充軍、府、州、縣公用。當處軍人，自有糧賜，亦較省本。所資眾力，並收眾銅，天下並功，速濟時用，待一年後鑄器物盡則停。其州府有出銅鉛可以開鑄處，具申有司，便令同諸監冶例，每年與本充鑄。其收市銅器期限，並禁鑄造買賣銅物等。待議定，便令有司條疏聞奏。其上都鑄錢及收銅器續處分。將欲頒行，尚資周慮。請令中書、門下兩省，御史台並諸司長官商量，重議聞奏。」從之。《舊書·食貨志》。此次所籌議鑄錢之規模，不可謂不大，所定辦法，亦頗費苦心，鼓鑄所最難者為得銅。此時銅之來源，出於收市，自極不足恃。然所鑄錢便充軍、府、州、縣公用，則有以鼓厲之，使竭其力。加以有銅鉛處皆令開鑄，當時所能籌劃者，亦不過如斯而已。鑄本出於留州、留使，無待別籌；鼓鑄以責軍人，又自有糧賜；則其事可以速舉。故能冀天下並功，速濟時用。不特此也，事歷久則奸生。果使期月克觀厥成，天下同時施行，惡錢是處禁絕，則私鑄私銷者，雖欲作奸，亦有所不及。故此次之議，實有沃焦捧漏之精神也。然其事久未能行，蓋時方多故，有所不及邪？然銅不易得，終恐為其大原因也。至武宗會昌五年（845），並省天下佛寺，得銅甚多，而機會乃至。

是歲七月，中書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以禁銅法處分。」《舊紀》。《新志》云：「永平監官李郁請以銅像、鐘磬、爐鐸，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舊書·本紀》：會昌六年二月敕：「京城、諸道，宜起來年正月已后，公私行用，並取新錢。其舊錢權停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錢例科斷。其舊錢並沒納。」又敕：「文武百寮俸料，起三月一日，並給見錢。一半先給匹段，對估時價，皆給見錢。」起來年正月已后，《食貨志》作起今年十月以後。一半先給匹段，《食貨志》作先給虛估匹段。會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為像。」《舊書·柳公綽傳》：子仲郢，為京畿鑄錢使。錢工欲於模加新字，仲郢止之。

惟淮南加新字。后竟為僧人取之為像設鐘磬。案楊於陵言開元時天下鑄錢，歲盈百萬。今以他文考之，《新志》述天寶時事云：「天下爐九十九，每爐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天下歲鑄緡三十二萬七千緡。」並無如於陵所言者之巨。於陵言穆宗時歲鑄十五萬緡。《新志》又言：憲宗時歲鑄十三萬五千緡，文宗時不及十萬。此固遠遜開、天，然唐中葉后，鼓鑄實不為不力。大曆四年（769），第五琦請於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爐鑄錢，見《舊志》。《新志》云：「劉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值，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荊、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舊書·韓滉傳》言其弟洄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貫，輸於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與洛源故監，置十爐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罷。」從之。《舊志》：元和三年（808），「李巽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采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從之。六年（811），河東節度使王鍔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爐鑄銅錢，廢管內錫錢。」許之。仍令加至五爐。《新志》云：「鍔置爐疏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為使。以五爐每爐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錫錢皆廢。」

《聽傳》亦云：「開五爐官鑄錢，日五萬。」則月得百五十萬矣。《志》又雲「大和時，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舊紀》事在八年二月。此等合計之，其數亦當不少也。即令所鑄非多，積之久，數亦不為不巨。何至岌岌不可終日？然則錢之乏，非鑄之少，實耗之多也。所耗者果何往哉？《新志》述肅、代時議者之說，謂「歲毀於棺瓶埋藏焚溺，銅貴錢賤，又有鑄以為器者，不出十年幾盡。」案古葬多瘞錢；又其時銀不如後世之通用，窖藏者率多以錢；此二者所費誠較後世為巨，他端則今古等耳。曷嘗見其多費？墳墓之遭發掘者多矣；窖藏者非失所在，亦終將復出；何至不十年而盡天下之錢？然則錢之耗，當仍以破大為小及銷鎔以為器物兩端為多耳。張九齡欲通私鑄，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議謂「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貞元九年（793），張滂奏「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銷鑄。錢一千為銅六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日減耗。」《舊書·食貨志》。開成三年（838），李珏言：「禁銅之令，朝廷常典。行之不嚴，不如無令。今江淮已南，銅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銷鑄一緡，可為數器，讎利三四倍。遠民不知法令，率以為常。縱國家加爐鑄錢，何以供銷鑄之弊？」《舊書·楊嗣復傳》。觀此數事，錢之耗，原因可以想見。自天寶以前，政府與私銷私鑄者之搏鬥，非一日矣，而皆不勝。會昌之政縱不廢，其效亦豈能勝於開、天以前？然宣宗之不擇而盡廢之，則其事終可誅也。自此以後，唐遂無力更與私銷私鑄者爭矣。

五代之世，後唐明宗長興元年（930），鴻臚少卿郭在徽嘗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朝廷以其指虛為實，無識妄言，左遷之。《通鑒》。蓋鑒於第五琦之敗，不敢輕試也？而晉高祖乃放民鼓鑄，此則唐開元所不敢行者矣。《新史·本紀》：天福三年十一月壬戌，除鑄錢令。《通鑒》：是月癸亥，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惟禁私作銅器。《注》引《五代會要》云：「時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令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為文，左環讀之。委鹽鐵鑄樣，頒下諸道。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或慮諸色人接便將鉛鐵鑄造，雜亂銅錢，仍令所屬依舊禁斷。尚慮逐處銅數不多，宜令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煉。永遠為主，官私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中賣入官。或任自鑄錢行用，不得接便別鑄銅器。」案銅錢搬運為難，不得不分於諸處鑄，然型式宜於畫一，此由鹽鐵頒下模範是也。不取課利，以獎開採，亦為善策。但放鑄根本既非，此等枝葉，自不足論矣。《通鑒》又云：「癸亥，敕先許公私鑄錢，慮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舊史·本紀》云：「十二月戊寅，詔宜天下無問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一任所便，酌量輕重鑄造。」當即此事。其事在癸亥后旬有五日也。至此則藩籬盡撤矣。其勢自不可久。故至明年七月丙辰，遂有「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有司自鑄」之敕也。《通鑒》。其時有志於改革者為周世宗。《新紀》：顯德二年五月甲戌，大毀佛寺。九月，丙寅朔，頒銅禁。《舊紀》云：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錢。《贊》曰：「廢天下諸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五年七月，又使市銅於高麗。見第十五章第一節。世宗英銳，使天假之年，鑄錢之事，當可有所成就，然其督責之力，恐亦未必能強於隋文帝也。

偏方諸國，《舊五代史·食貨志》云：「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池州永寧監，建州永豐監，並歲鑄錢。杭州亦置保興監鑄錢。」唐舊制之存者，蓋惟此而已。而閩、楚等國，則競鑄鐵錫錢及大錢以圖利，南唐終亦效尤焉。楚事已見上節。王曦鑄大鐵錢，事在晉天福七年（942）。文曰永隆通寶。永隆，曦年號。歐《史》云：「以一當十。」此指銅錢言之，而《通鑒》云：「一當鉛錢百。」則閩銅錢一當鉛錢十也。開運三年（946），唐攻福州，吳越錢弘佐救之。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乃雲集。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通鑒》。弘億所言，頗為中理。馬殷鑄鉛鐵錢，史雲商旅出境無所用，皆易他貨而去，庸能以境內所余易天下百貨，而弘億謂鐵錢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者？情勢因時地而不同，貿易通塞，致之者非一端，不害其言之皆是也。南唐李璟行大錢與鐵錢，事在周顯德六年七月。《通鑒》云：「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并行。」十月，謨流饒州。未幾殺之，永通錢遽廢，則其行之才三月耳。而鐵錢遂行。歐《史·世家》云：「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李煜因下令以一當十。」順其勢之自然，較諸以法令之力，強維其名價者，猶為賢也。

錢荒既甚，除陌之弊斯起。《舊書·食貨志》載天寶九載二月敕云：「除陌錢每貫二十文。」此蓋當時民間習俗？中葉后錢荒日甚，其數遂隨之而增。《志》又云：「元和四年閏三月，京城時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等。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敕：陌內欠錢，法當禁斷。慮因捉搦，或亦生奸，使人易從，切於不擾。自今已后，有因交關用欠陌錢者，宜但令本行頭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察送官。如有容隱，兼許賣物領錢人糾告。其行頭、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縣所由只承人等，並不須干擾。若非買賣，自將錢於街衢行者，一切勿問。」所謂陌內欠錢，即短陌之異名耳。《志》又載十四年六月敕：「應屬諸軍、諸使，更有犯時用錢每貫除二十文，足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者，宜令京兆府枷項收禁，牒報本軍、本使，府司差人就軍及看決二十。如情狀難容，復有違拒者，仍令府司聞奏。」《新志》云：「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鉛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軍、諸使。呼集市人強奪，毆傷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者本軍、本使蒞決。帝不能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遺人蒞決。」捉搦既慮生奸，而諸軍、諸使，又恃勢橫行，則其法不得不廢。《舊志》又載長慶元年九月敕：「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可守。其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欠少。」遂卒折而從之矣。《新志》云：「昭宗末年，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為貫。河南府以八十為陌。」案短陌本不中理，然《新志》言李泌為相時，中外給用，每貫墊二十，號戶部除陌錢，以給京官歲費，則官且自為之，后遂遷流愈甚。《新五代史·梁太祖紀》：開平三年十二月，國子監奏「創造文宣王廟，仍請率在朝及天下現任官寮俸錢，每貫每月克一十五文，充土木之值。」允之。此襲唐昭宗時京師用錢之例。《食貨志》：唐同光二年（924），度支奏「請榜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則沿其時河南府之俗也。《王章傳》：授三司使。舊制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十為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遂為常式，則更明肆攘奪矣。然其弊遂沿至宋代雲。《容齋隨筆》云：「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為陌。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至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977），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陌。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

欲鼓鑄而乏銅，則不得不嚴銅禁，此亦厲民之一端也。其事始於高宗時。「儀鳳中，瀕江民多私鑄為業。詔巡江官督捕。載銅錫蠟過百斤者沒官。」《新書·食貨志》。開元十一年（723），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已見前。天寶十三載（754），敕鉛銅錫不許私家買賣貨易。《舊書·趙涓傳》。大曆七年十二月，禁鑄銅器。《舊書·本紀》。貞元初，鹽鐵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為器，惟鑄鑒而已。《新書·食貨志》。九年正月，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鏡外不得鑄造。《舊書·本紀》。十年（794），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以盜鑄論。《新書·食貨志》。元和元年（806），以錢少禁用銅器。《舊書·本紀》。寶曆元年十月，河南尹王起奏盜銷錢為佛像者，請以盜鑄錢論。《舊書·本紀》。亦見《新書·食貨志》。大和三年（829），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為之，飾以金銀、石、烏油、藍鐵。惟鑒、磬、釘、鑲、鈕得用銅，余皆禁之。盜鑄者死。文宗時雖禁銅為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為器，讎利數倍。宰相李珏請加爐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新書·食貨志》。後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圜丘禮畢赦文，禁工人鎔錢為銅器。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遍行曉告。如舊系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仍令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皆見《舊五代史·本紀》及《食貨志》。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亦禁造銅器雲。《新五代史·本紀》。

亂銅錢者，鐵錫錢也，故其禁尤亟。天寶前事已見前。元和二年四月，禁鉛錫錢。《舊書·本紀》。《舊書·食貨志》云：大和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准元和四年閏三月敕：應有鉛錫錢，併合給官。如有人糾得一錢賞百錢者。當時敕條，貴在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只如告一錢賞百錢，則有人告一百貫錫錢，須賞一萬貫銅錢。執此而行，事無畔際。今請以鉛錫交易者，一貫已下，以州府常行決脊杖二十。十貫已下決六十，徒三年。過十貫已上，所在集眾決殺。其受鉛錫錢交易者，亦准此處分。其用鉛錫錢仍納官。其能糾告者，每一貫賞五千文。不滿貫者，准此計賞，累至三百千，仍且取當處官錢給付。其所犯人罪不死者，征納家資，填充賞錢。」可之。此條例亦未嘗不峻切也。五代時，仍時申其禁。薛《史·唐庄宗紀》：同光二年三月，禁用鉛錫錢。《明宗紀》：天成元年十二月，詔嚴禁鑞錢。四年四月，禁鐵鑞錢。《末帝紀》：清泰二年十二月，禁用鉛錢。天成四年（929）之禁，《通鑒》作鐵錫錢。云：「時湖南專用錫錢，銅錢一直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注》引《五代會要》云：「同光二年三月敕：泉布之弊，雜以鉛錫。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載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為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及諸道，於市行使錢內黠檢，雜惡鉛錫，並宜禁斷。綠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若私載往來，並宜收納。」天成元年十二月，敕「行使銅錢之內，如聞挾帶鐵錢，若不嚴加科流，轉恐私加鑄造。應中外所使銅錢內鐵鑞錢，即宜毀棄，不得輒更有行使。如違，其所使錢不計多少，並納入官，仍科深罪。」均可考見當時鐵錫錢流衍之情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