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食儲漕運糴糶

第二節食儲漕運糴糶

漕運之事，至隋、唐之世而大盛。《隋書·食貨志》曰：開皇三年（583），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584），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事亦見《本紀》及《愷傳》。《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彼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為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複。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借人力，開通漕渠，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轉運通利，公私賴之。《高祖紀》：開皇七年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此即古之邗溝。煬帝復開通濟渠。見第二章第四節。遂令江、淮、河、汴、汾、渭之水，互相灌輸。其間不能舟運者，僅自洛至陝一節而已。《高祖紀》：開皇十五年六月，詔鑿砥柱。其功蓋未有成？

高祖於民瘼，極為留心。《食貨志》言其於諸州水旱凶飢之處，便開倉振給。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饑饉。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又命司農丞王宜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594），關中大旱，人飢。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振給，不以官位為限。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毫、曹、戴、譙、潁等州，達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十八年（598），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睏乏者開倉振給。前後用谷五百餘萬石。隋世倉儲，為古今之冠。前述諸倉之外，煬帝又置興洛及回洛倉。亦見《食貨志》。又有永豐倉，不知其置於何時。《舊書·任瑰傳》云：義師起，瑰至龍門謁見，勸於梁山船濟，入據永豐。高祖乃遣沈演壽、史大奈領步騎六千趨梁山渡河，使瑰及薛獻為招慰大使。瑰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則其地當在韓城。此等皆倉之最大者，其郡縣仍各自有倉。觀高祖遇飢荒輒命開倉振給，可知其亦皆充實。天下為家之世，恆有弱枝強幹之謀。高祖漕關東、汾晉之粟，以實關中，自亦不免有私見，然其於民事，要不可謂不盡心。然官吏能實心為民者少，徒知奉法獻媚者多，則終必岐國計與民生為二，而積貯之本以為民者，遂至坐視民困而莫之恤矣，然究何益哉？《舊書·李襲志傳》：弟襲譽，隋末為冠軍府司兵。「時陰世師輔代王為京師留守。所在盜賊蜂起。襲譽說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而永豐倉遂為唐奉。李密之起也，河南、山東大水。煬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司不時賑給，死者日數萬人。李言於密，襲克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餘二十萬。《舊書·傳》。其後密亡，唐使魏徵安輯山東。徵與書，定計歸唐，乃開倉運糧，以饋淮安王神通之軍。《舊書·徵傳》。其倉廩之充實如此。唐高祖之起也，裴寂上粟九萬斛。后元吉棄晉陽，高祖惜其粟支十年，亦必非起兵后所積也。薛舉、劉武周、羅藝、李子和之起，皆借歲饑民困，有司閉倉不發，以激怒其眾。及其得志，則皆開倉以賑貧乏。朱粲，所克州縣，亦皆發藏粟以充食。惟許紹為夷陵郡守，能自開倉振給，甚得人心，遂克保全郡境。

正倉祇為州縣之儲，並不能遍及民間，昔之言積貯者亦知之，故隋長孫平有義倉之設焉。《隋書·食貨志》：「開皇五年五月，工部尚書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振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振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平傳》云：「開皇三年（583），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間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重谷，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右飢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振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勒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后數載，轉工部尚書。」案《本紀》明言五年五月甲申，詔置義倉，則《志》所著年月不誤。然本傳所言，亦非子虛。蓋平令民秋出粟麥，儲之間巷，實在三年為度支尚書之時，五年乃請下詔著為定式？《傳》因三年之事終言之，而未計其事在平遷工部尚書之後，遂至齟齬不合也。《志》又云：「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余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

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案《志》雲義倉之立，收穫之日，隨所得勸課，則五年猶無定數，而《傳》雲一石已下，貧富差等，若三年已有成規者？其所言實十六年二月之制，亦要其終而言之，而未計其歲月之不合也。古書之不審諦，固多如是。義倉精意，全在創辦由民自願，既立之後，亦由人民自行管理。故勸課初無定額，而存貯必於當社。觀所出多少，後由詔書指定，則知其所出有非出自願者，更移之於州縣，則本意全失矣。輕爾費損，必非貧弱所能為，而轉由富強之專擅。十五、十六兩年詔書所指諸州，蓋皆近寇，慮遣侵掠，為入保之計。若所慮止此，所移亦當止於邊州。至防豪強之專擅，則非舉所有之義倉而悉移之不可矣。此亦或出於不得已，然州縣之侵漁，又隨之而起。《舊書·食貨志》載戴胄之言曰：「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多為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貸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亦必由移之州縣，故官易於借用也。然正倉既不能濟民，常平又不足平抑市價，社倉究為人民自救之良策，故至朱子，猶欲師其意而變通之也。

《隋書·高祖紀》：仁壽三年九月壬戌，置常平官。《通鑒》同，胡《注》曰：「開皇初置義倉，今置常平官掌之。」案常平、義倉，各有司存，胡《注》未知何據？《食貨志》云：「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下云：「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二字，雖不敢雲即指開皇三年（583），然長孫平稱頌帝置常平之官，則其事必在五年（585）以前。此所云者，蓋專管京師谷價，仁壽三年（603）所立，則總領天下義倉邪？

唐制：京師有太倉，諸州縣各有正倉，又有常平倉以均貴賤，義倉以備不足。《舊書·職官志·倉部》。《舊書·食貨志》云：「武德元年九月，置社倉。其月二十二日，詔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踴，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糴而收。五年十二月廢。」蓋時天下未定，未能舉其職也？《志》又云：「貞觀二年四月，尚書左丞戴胄請自王公已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至秋熟，准其見在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下所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振給。」《本紀》：貞觀二年四月，詔天下州縣並置義倉。《新志》云：「詔畝稅二升。粟麥粳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

出粟自五石至於五斗為差，下下戶及夷僚不取焉。歲不登則以振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其所言較《舊志》為詳也。《舊志》又云：「高宗永徽二年六月，敕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率戶出粟。上上戶五石，余各有差。」蓋時無據地收稅之法，義倉獨引之，有履畝之煩，故革之也。《新志》又云：「其後洛、相、幽、徐、齊、並、秦、蒲州又置常平倉，《舊紀》事在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舊志》云：「永徽六年（655），京東西二市置常平倉。顯慶二年十二月，京常平倉置常平署官員。」常平署，屬太府寺。《新書·百官志》云：顯慶三年（658）置署。武后時東都亦置署。又云：「自始置義倉，以至高宗、則天，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窮迫，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新志》則云：「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案唐之義倉，名與隋同，實則大異。戴胄之請立義倉，太宗云：「為百姓豫作儲貯，而由官為舉掌。」則其事本系官辦。故官之移用尤易。雖雲不許雜用，其後終成具文也。朱子所立社倉，意實與長孫平大同。

特承荊公青苗法之後，兼師其意，多一斂散出舉耳。長孫平之所立，自人民自相周贍言之，則曰義倉，自其藏貯之地言之，則日社倉，二名可以互稱。唐之義倉，由州縣設立，與社無涉。朱子復修長孫平之法，乃專就其設立之地稱之曰社倉以別之。故在隋世，義倉、社倉是一，唐以後則是二。《舊志》又云：「開元二年九月，敕天下諸州：今年稍熟，谷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即令減價出糴，豆谷等堪貯者，熟亦准此。其常平所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聞。七年六月，敕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荊、揚、襄、夔、綿、益、彭、蜀、漢、劍、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宇文融括得客戶后，制曰：「客戶所稅錢，宜均充所在常平倉用，仍許豫付價直。任粟麥兼貯。並舊常平錢粟，並委本道判官句當處置。又委使司與州縣商量，勸作農社，貧富相恤，耕耘以時。」《通鑒》系開元十三年二月，云：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胡《注》曰：「使司，勸農使司也。」案《通鑒》勸作二字恐誤倒。蓋常平而外，兼具社倉振贍之意矣。《志》又云：「十六年十月，敕今歲普熟，谷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糶易者為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訖，具所用錢物及所糴物數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句當。天寶六載三月，太府少卿張瑄奏准四載五月並五載三月敕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糴。

若百姓未辦錢物者，任准開元二十年七月敕，量事賒糶，至粟麥熟時征納。臣使司商量，且糶舊糴新，不同別用。其賒糶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回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此等法令，亦未嘗不意在便民。然韋堅既取州縣義倉粟轉市輕貨以獻媚，亦見《舊書·食貨志》。楊國忠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新書·外戚·國忠傳》。本實先拔，枝葉亦無足論矣。《舊志》又云：「廣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倉及庫使司量置本錢，隨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糶賣。」《本紀》：琦奏諸道置常平倉，使司量加本錢和糴，許之。雲米物，似兼指布帛，則已開趙贊之先路矣。又云：「建中元年七月，敕今後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糴貨。」據趙贊說，又兼糶鹽，見第十九章第三節。三年（782），趙贊請於兩都並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兼及絲麻匹段，事竟無成，已見第十九章第三節。《韋倫傳》：倫表請置義倉以防水旱，事在德宗自梁州還后。元和元年正月，制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出糶。務在救人，振貸所宜，速奏。《新志》：「大和九年（835），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此唐代常平、義倉之大略也。唐於倉粟，管理頗嚴。

《舊書·蕭復傳》：為同州刺史，州人阻飢。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振貸，為有司所劾削階。《李皋傳》：貶溫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皋欲行振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皋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悉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此二事，可見擅動倉粟者，其誅甚嚴。《文宗紀》：開成元年十一月，忠武帥社悰，天平帥王源中奏當道常平、義倉斛斗，除元額外，請別置十萬石。可見帥臣亦不能專決也。常平之法，行諸偏方，往往有效，《新書·韓滉傳》。弟洄，劉晏被罪，擢戶部侍郎，判度支，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斂焉，故人不艱食。《循吏·韋丹傳》：子宙，出為永州刺史。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飢，人輒殍死。宙始築常平倉，收谷羨餘以待乏。況於義倉之遍及諸縣？《舊書·戴胄傳》言：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飢乏。胄乃上言請置社倉。《高宗紀》：咸亨元年（670），是歲，天下四十餘州旱及霜蟲，百姓飢乏，關中尤甚。詔令任往諸州逐食，仍轉江南租米以振給之。逐食者多，豈能皆返？況尚有贏弱不能逐食者乎？無倉之處如此，即有倉之處，亦豈能遍及哉？義倉之設，其利蓋非淺鮮。然其行之亦不能無弊。《舊書·食貨志》：「長慶四年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句當。苟為長吏迫制，即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如無欠負，與減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聞，節級科處。」又《宣宗紀》：大中六年四月，敕常平義倉斛，每年檢勘，實水旱災滲處，錄事參軍先勘人戶多少支給。先貧下戶，富戶不在支給之限。觀此二事，而當時官吏豪強，互相勾結，以侵削貧下之情形可見矣。此官為舉掌所必不能免之弊也。

唐世振貸，京師多用太倉粟，東都則用含嘉倉。《舊書·高宗紀》：永徽六年八月，先是大雨，道路不通。京師米價暴貴。出倉粟糶之。京師東西二市置常平倉。永隆元年十一月，洛州飢，減價官糶，以救飢人。《玄宗紀》：開元二十一年（733），是歲，關中久雨害稼，京師飢。詔出太倉粟二百萬石給之。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十三載（734），是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垣屋頹盡，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十場賤糶，以濟貧民。《代宗紀》：大曆四年八月丙申朔，自夏四月連雨至此月，《五行志》雲至九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萬石，減估而糶，以惠貧民。《五行志》云：官出太倉米賤糶。又云：五年（770）夏，復大雨。京城飢，出太倉米減價以救之。《德宗紀》：貞元十四年十月癸酉，以歲凶谷貴，出太倉粟三十萬石開場糶以惠民。十二月癸酉，出東都含嘉倉粟七萬石開場糶，以惠河南饑民。

《食貨志》云：是年六月，詔以米價稍貴，令度支出官米十萬石於兩街賤糶。九月，以歲飢，出太倉粟三十萬石出糶。冬，河南府谷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十五年二月，出太倉粟十八萬石糶於京畿諸縣。《食貨志》同。《憲宗紀》：元和九年二月，詔以歲飢，放關內元和八年（813）已前逋租錢粟，振常平、義倉粟三十萬石。五月，旱，谷貴，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以惠饑民。《食貨志》云：並振貸外縣百姓，至秋熟征納，便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紀》又云：十二年四月，出太倉粟二十五萬石糶於西京，以惠饑民。《食貨志》同。《敬宗紀》：長慶四年二月，以米貴，出太倉粟四十萬石，於兩市賤糶，以惠貧民。《食貨志》云：敕出太倉陳粟三十萬石，於兩街出糶，皆京都振貸之事也。其諸州振貸，多用常平、義倉，即京畿亦有然者。《食貨志》：元和十二年九月，詔諸道應遭水州府人戶，宜令本州厚加優恤，仍各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振給。《穆宗紀》：長慶二年十月，詔江淮諸州，旱損頗多，所在米價，不免踴貴，宜委淮南、浙西東、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觀察使，各於當道有水旱處，取常平、義倉斛斗，據時估減半價出糶，以惠貧民。《文宗紀》：大和六年正月，詔自去冬已來，逾月雨雪，寒風尤甚。

應京畿諸縣，宜令以常平、義倉斛斗振恤。二月，蘇、湖二州水，振米二十二萬石，以本州常平、義倉斛斗給。七年正月，詔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京兆府振粟十萬石，河南府、河中府、絳州各賜七萬石，同、華、陝、虢、晉等州各賜十萬石，並以常平、義倉物充。開成三年正月，詔去秋蝗蟲害稼處放逋賦，仍以本處常平倉振貸，是其事也。《高宗紀》：永徽二年正月，詔去歲關輔之地，頗弊蝗螟，天下諸州，或遭水旱。今東作方始，其遭蟲水處，有貧乏者，得以正、義倉振貸。振貸兼用正倉見於《紀》者，惟此一詔而已。《玄宗紀》：開元十五年（727），是秋，六十三州水，十七州霜旱。河北飢，轉江淮之南租米百萬石以振給之，則災區廣，並非當地倉儲所能給矣。以常平、義倉振貸者，旋或免之。如《憲宗紀》：元和六年二月，以京畿民貧，貸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諸道州府，依此振貸。十月，詔今春所貸義倉粟，方屬歲飢，容至豐熟歲送納。七年二月，詔以去秋旱歉，振京畿粟三十萬石。其元和六年（811）春振貸百姓粟二十四萬石，並宜放免是也。亦見《食貨志》。此固為寬政，然常平本錢，不宜耗散，實不可以充振，蓋因義倉不給，不得已而用之，又不得已，乃並免其征償也。

雖有義倉，益以常平，猶不足以蘇民困，谷價自亦不能平，故通商仍為最亟。《通鑒》：元和三年七月，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坦到官，直旱飢，谷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谷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新書》本傳曰：商以米坌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凶歲不抑谷價，后此夫人知之，實坦發之也。胡三省說。《舊書·崔倰傳》：附《崔祐甫傳》后。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恤。倰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糶，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賈通流。《新書·王播傳》：關中飢，諸鎮或閉糶，播以為言，三輔不乏。《通鑒》：穆宗長慶三年（823）《考異》引《柳氏敘訓》，謂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有齊衰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於武昌，為津吏所遏，不得出。」公綽召軍吏擒之。破其十二柩，皆實以稻米。時歲儉，鄰境尤甚，人以為神明之政。謂「閉糶非美事，今不取」。觀此數事，知當時遏糴者甚多。蓋緣俗吏無識，又時無通盤籌畫之政，遂皆苟顧目前也。《新書·王播傳》：播弟起，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踴，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置於法。繇是積咸出，民賴以生。《舊五代史·唐庄宗紀》：同光四年正月，應京畿內人戶有停貯斛斗者，並令減價出糶。如不遵行，當令檢括。此等刑驅勢迫，究非善策也。《通鑒》：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四月，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谷，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三年七月，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御之，民與兵斗而北。帝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周祖武夫，然文臣之識出其下者多矣。

倉粟久藏，每至陳腐，故推陳出新亟焉。《舊書·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七月，度支使杜佑奏：「太倉見米八十萬石，貯來十五年，東渭橋米四十五萬，支諸軍皆不悅。今歲豐阜，請權停北河轉運。於濱河州府和糴二百萬石，以救農傷之弊。」乃下百寮議，議者同異，不決而止。米藏至十五年，其不紅朽者幾希矣。《高適傳》：適於哥舒翰敗后，謁玄宗陳敗亡之勢，曰：「士於赤日之中，食倉米飯，且猶不足，欲其勇戰得乎？」意以倉米為惡食，蓋亦久藏致之也。《食貨志》：「開元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諸州縣義倉，本備飢年振給。近年已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糙米遠赴京納，仍勒百姓私出腳錢。自今已后，更不得義倉變造。」義倉變造，弊矣。然裴耀卿議漕事，謂江淮義倉，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慾望江南船至河口即卻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並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參看下文。則開元初，諸州縣每三年一度，以義倉之米赴京，亦有所不得已也。要之，既有耕三餘一之圖，即宜有推陳出新之計。計不夙定，臨事乃圖補救，則一弊除而一弊復起矣。為義倉計推陳出新，固莫如於奉耕奉耘之時出貸。惜乎能行之者甚少也。

太倉、含嘉倉之貯，全恃東南之轉漕。高祖、太宗之時，歲不過二十萬石。自高宗已后，歲益增多。《新書·食貨志》云：「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才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656），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挽漕舟。挽夫系二鈲於胸，而繩多絕，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730），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后，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

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733），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谷踴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輸其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舊書·本紀》：高宗咸亨三年六月，於洛州柏崖置倉。玄宗開元十年九月，廢河陽柏崖倉。蓋至此復置？又開元二十二年八月，先是駕至東都，遣侍中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轉運使，河口置輸場。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縣。又遣使張九齡於許、豫、陳、亳等州置水屯。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舊志》云：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佣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腳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縻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才百萬石。二十五年（737），遂罷北運。《舊書·本紀》：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二月戊午，罷江淮運，停河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741），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為挽路。燒石沃醯而鑿之。

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挽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栿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廣為之歌辭十闋。自衣闕后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眾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為交場兩遞，濱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案唐代漕運之盛，實恃隋時所開水路。史家侈言水運之便，而民間仍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蓋窟穴其中，倚為利藪者眾也？陸運之勞民，自更不待論。《舊書·高宗紀》。總章二年十一月，發九州人夫轉發太原倉米粟入京。即此一事，可以想見其概。帝王所居之處，用度因之奢廣，又存一強幹弱枝之心，遂至竭天下之力以奉之，雖轉輸之費，倍蓰於生之之費而不恤，其事殊不可恕。而如韋堅等之長君之惡，其罪更不容誅矣。

安、史亂后，局面一變。《新書·食貨志》又云：「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阻絕。租庸鹽鐵，溯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764），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庸，分吏督之。《舊志》云：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船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晏之所行，實裴耀卿之畫，其善在分數明而已。晏后，江淮米至渭橋寢減。至李巽，乃復如晏之多。其後復少。大中五年（851），裴休為使，居三歲，米至渭橋復百二十萬石。《志》言：「德宗時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又言：「元和時，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才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專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寨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耗，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奸，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大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眾，不待覆奏。」可謂陷民於水火之中矣。《通鑒》：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正月，上以漕運自晉漢已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漕運之艱難如此，故其事並不足深恃，而不得不借他策以補之，則和糴尚已。《新書·食貨志》云：「貞觀、開元后，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糶。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谷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谷價四十有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糶江淮水菑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糶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此史所述唐時和糴之大略也。其起雖由邊餉，然自牛仙客而後，已用實天廋之儲，且藉以調節谷價矣。《通鑒》載陸贄之議，視《新志》為詳。其言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

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谷貴人困，宜減價以糶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余。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米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斗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絕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剖析利害，較然甚明。《通鑒》載是疏於貞元八年（792），吐蕃劫盟，事在三年，則十七萬之邊兵，仰給和糴者，既五年矣。是謂關中之谷，不足以給經用，而必有待於轉漕東方者必誣也。《舊書·王播傳》：弟起，遷戶部尚書，判度支。以西北邊備，歲有和市以給軍，勞人饋挽，奏於靈武、邠、寧起營田。此較諸營田則然，較諸漕轉東方，則究為短運，其所省者多矣。此陸贄稱為習近利者所謂易於集事也。又《張儉傳》：儉以貞觀初遷朔州刺史，廣營屯田。后檢校勝州都督，以母憂去職。

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綱紀，羈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為使，就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稽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思結如此，而況漢人？此贄稱為習近利者所謂足以勸農者也。然則贄謂兩說互有長短，猶是調停之論，實則恃和糴已足集事矣。《舊書·代宗紀》：大曆九年五月，詔度支使支七十萬貫，轉運使五十萬貫和糴，歲豐谷賤也。《敬宗紀》：長慶四年八月，詔於關內、關東折糴、和糴粟一百五十萬石。寶曆元年八月，兩京、河西大稔，敕度支和糴、折糴粟二百萬石。《文宗紀》：大和四年八月，內出綾絹三十萬正付戶部充和糴。《食貨志》載敕文云：「今年秋稼似熟，宜於關內七州府及鳳翔府和糴一百萬石。」然則和糴之事，唐代實屢行之。所以然者，穀賤傷農，不得不然也。而謂其不足以代漕運乎？然而終不能以代漕運者何也？陸贄又述和糴之弊曰：「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游之士，委賤糴于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絺紆充直，窮邊寒不可衣，鬻無所讎。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谷價轉貴。度支以苟讎滯貨為功利，軍城以所得加價為羨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槖。

《胡注》曰：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敕遠處州使，率情違法，台司無由盡知。轉運使、度支，悉有巡院，委以訪察。當道使司及州縣，有兩稅外榷率，及違格敕文法等事，狀報台司。蓋劉晏始置巡院，自江淮已來，達於河渭，其後遂及緣邊諸道亦置之。至有空申簿賬，偽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其病國賊民，可謂更無顧忌。《舊書·憲宗紀》：元和六年十月，京兆府每年所配折糶粟二十五萬石宜放於百姓，有粟情願折納者，時估外特加優饒。此亦《新志》所謂配戶督限之類。又《高傳》：元和十四年（819），上疏請不以內官為京西北和糴使。《鄭覃傳》：憲宗用內官五人為京西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穆宗紀》：長慶元年三月，罷京西、京北和糴使，擾人故也。蓋即二人所論，則其賊民，又有出於府縣配戶督限之外者矣。吳武陵言朔方兵餉，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見第十八章第一節。此即陸贄所稱委賤糴于軍城，取高價於京邑者。此法實為宋代入邊芻粟所本，既省轉運，又勸農商，而亦為骫法者所敝，所謂和糴者如此，其法又安可行？此所以中葉已后，國貧民困，論者明知和糴之利，而終不能廣行之以救漕運之弊歟？然《新書·高力士傳》言：力士謂玄宗：「和糴不止則私藏竭。」則其時恐已不免抑配。《舊書·盧從願傳》：從願以開元十六年（728）留守東都，坐子起居郎論糶米入官有剩利，為憲司所糾，出為絳州刺史。則官吏之蠹國以自利，亦自和糴初行時即然矣。不誠令聞者戰慄哉？

《舊書·食貨志》載開元二十五年三月敕云：「關輔庸調，所稅非少，既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糶貴買，捐費逾深。又江淮等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輸之弊。每計其運腳，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十千之穫，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遠費，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已后，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準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所司仍為條件，稱朕意焉。」審國用之所須，各取之於所宜之地。又籌計其轉運之方，此桑弘羊平準之法之精意也。雖以精心運之，猶不易行，而況於開元末之怠荒哉？

抑糴之弊更甚者，則為迫借。《舊五代史·唐末帝紀》：清泰二年六月，以邊儲不給，詔河東戶民積粟處量事抄借。仍於鎮州支絹五萬匹，送河東充博採之直。《新史·晉紀》：出帝天福八年（943），括借民粟是也。《舊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七月，詔以定州飢，募人人粟受官，及減選、超資。雖亦非政體，然較之迫借等，則猶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