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漢武帝的內政外交

第十章  漢武帝的內政外交

在第八章里所提出的對內對外兩個問題,乃是統一以後自然存在著的問題,前文業經說明了。這個問題,自前206年秦滅漢興,至前141年景帝之死,共六十六年,久被擱置著不提了。

這是因為高帝、呂后時,忙於應付異姓功臣,文帝、景帝時,又存在著一個同姓諸王的問題;高帝本是無賴子,文、景兩帝亦只是個尋常人,凡事都只會蹈常習故之故。當這時候,天下新離兵革之患,再沒有像戰國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郡縣長官比起世襲的諸侯來,自然權力要小了許多,不敢虐民。諸侯王雖有荒淫昏暴的,比之戰國以前,自然也差得遠了。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辦,和秦始皇的多所作為,要加重人民負擔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人人都急於自謀,你只要不去擾累他,他自然會休養生息,日臻富厚。

所以據《史記·平準書》說:在武帝的初年,海內是很為富庶的。但是如此就算了么?須知社會並不是有了錢就沒有問題的。況且當時所謂有錢,只是總算起來,富力有所增加,並不是人人都有飯吃,富的人富了,窮的人還是一樣的窮,而且因貧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覺不平,感覺不足。而對外的問題,時勢亦逼著我們不能閉關自守。漢武帝並不是真有什麼本領的人,但是他的志願,卻較文、景兩帝為大,不肯蹈常習故,一事不辦,於是久經擱置的問題,又要重被提起了。

當時對內的問題,因海內已無反側,用不著像秦始皇一般,注意於鎮壓,而可以謀一個長治久安之策。這個問題,在當時的人看起來,重要的有兩方面:一個是生計,一個是教化,這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衣食足而知榮辱,生計問題,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決生計問題,又不過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途,這亦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最能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是哪一家的學術呢?

那麼,言平均地權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節制資本者,莫如法家。漢武帝,大家稱他是崇儒的人,其實他並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他所以崇儒,大約因為他的性質是誇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只有儒家最為擅長之故。所以當時一個真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張,他並不能行。他的功績,最大的,只是替《五經》博士置弟子,設科射策,勸以官祿,使儒家之學,得國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

但是照儒家之學,生計問題本在教化問題之先;即以教化問題而論,地方上的庠序,亦重於京城裡的大學,這隻要看《漢書·禮志》上的議論,便可以知道。武帝當日,對於庠序,亦未能注意,即因其專做表面上的事情之故。至於法家,他用到了一個桑弘羊,行了些榷鹽鐵、酒酤、均輸等政策。

據《鹽鐵論》看來,桑弘羊是確有節制資本之意,並非專為籌款的。但是節制資本而借官僚以行之,很難望其有利無弊,所以其結果,只達到了籌款的目的,節制資本,則徒成虛語,且因行政的腐敗,轉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其餘急不暇擇的籌款方法,如算緡錢、舟車、令民生子三歲即出口錢,及令民入羊為郎、入谷補官等,更不必說了。

因所行不順民心,不得不用嚴切的手段,乃招致張湯、趙禹等,立了許多嚴切的法令,以壓迫人民。秦以來的獄吏,本來是偏於殘酷的,加以此等法律,其貽害自然更深了。他用此等方法,搜颳了許多錢來,做些什麼事呢?除對外的武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替國家開拓疆土、防禦外患外,其餘如封禪、巡幸、信用方士、大營宮室等,可以說全部是浪費。山東是當時誅求剝削的中心,以致末年民愁盜起,幾至釀成大亂。

武帝對外的武功,卻是怎樣呢?當時還威脅著中國邊境的,自然還是匈奴。此外秦朝所開闢的桂林、南海、象三郡和閩中郡,秦末漢初,又已分離為南越、閩越、東甌三國了。現在的西康、雲、貴和四川、甘肅的邊境,即漢人所謂西南夷,則秦時尚未正式開闢。東北境,雖然自戰國以來,燕國人業已開闢了遼東,當時的遼東,且到現在朝鮮境內(漢初守燕國的舊疆,以水為界,則秦界尚在水以西,水,今大同江)。然漢族的移殖,還不以此為限,自可更向外開拓。而從甘肅向西北入新疆,向西南到青海,也正隨著國力的擴張,而可有互相交通之勢。在這種情勢之下,推動雄才大略之主,向外開拓的,有兩種動機:其一,可說是代表國家和民族向外拓展的趨勢,又其一則為君主個人的野心。

匈奴,自秦末乘中國內亂、戍邊者皆去,復入居河南。漢初,其雄主冒頓,把今蒙古東部的東胡,甘肅西北境的月氏,都征服了。到漢文帝時,他又征服了西域。西域,即今新疆之地(「西域」兩字,義有廣狹。《漢書·西域傳》說西域之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北方的大山,即今天山,南方的大山,即沙漠以南的山脈,略為新疆與西藏之界。河系今塔里木河。玉門、陽關,都在今甘肅敦煌縣西。此乃今天山南路之地。其後自此西出,凡交通所及之地,亦概稱為西域,則其界限並無一定,就連歐洲也都包括在內)。

漢時分為三十六國(後分至五十餘),其種有塞,有氐羌。塞人屬於高加索種,都是居國,其文明程度,遠在匈奴、氐、羌等游牧民族之上。匈奴設官以收其賦稅。漢高祖曾出兵征伐匈奴,被圍於平城(今山西大同縣),七日乃解。此時中國初定,對內的問題還多,不能對外用兵,乃用婁敬之策,名家人子為長公主,嫁給冒頓,同他講和,是為中國以公主下嫁外國君主結和親之始。

文、景兩代,匈奴時有叛服,文、景不過發兵防之而已,並沒建立一定的對策。到武帝,才大出兵以征匈奴,前127年,恢復河南之地,匈奴自此移於漠北。前119年,又派衛青、霍去病決漠攻擊,匈奴損折頗多。此外較小的戰鬥,還有多次,兵事連亘,前後共二十餘年,匈奴因此又漸移向西北。

漢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將,而專用衛青、霍去病等椒房之親。紀律既不嚴明,對於軍需,又不愛惜,以致士卒死傷很多,物質亦極浪費(如霍去病,《史記》稱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用兵,「既還,重車余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類此」。衛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漢馬死者至十餘萬匹,從此以馬少則不能大舉兵事。李廣利再征大宛時,兵出敦煌的六萬人,私人自願從軍的還不在其內,馬三萬匹,回來時,進玉門關的只有一萬多人,馬一千多匹。史家說這一次並不乏食,戰死的也不多,所以死亡如此,全由將吏不愛士卒之故。可見用人不守成法之害)。只因中國和匈奴,國力相去懸絕,所以終能得到勝利。然此乃國力的勝利,並非戰略的勝利。至於其通西域,則更是動於侈心。他的初意,是聽說月氏為匈奴所破,逃到今阿母河濱,要想報匈奴的仇,苦於無人和他合力,乃派張騫出使。張騫回來后,知道月氏已得沃土,無報仇之心,其目的已不能達到了。但武帝因此而知西域的廣大,以為招致了他們來朝貢,實為自古所未有,於是動於侈心,要想招致西域各國。張騫在大夏時,看見邛竹杖、蜀布,問他從哪裡來的?他們說從身毒買來(今印度)。於是臆想,從四川、雲南,可通西域。

派人前去尋求道路,都不能通(當時蜀物入印度,所走的路,當系今自四川經西康、雲南入緬甸的路。自西南夷求通西域的使者,「傳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即當今緬甸之地)。後來匈奴的渾邪王降漢,今甘肅西北部之地,收入中國版圖,通西域的路,才正式開通。

前104年,李廣利伐大宛(大宛都貴山城,乃今之霍闡),不克。武帝又續發大兵,前101年,到底把它打下。大宛是離中國很遠的國,西域諸國,因此懾於中國兵威,相率來朝。還有一個烏孫,也是游牧民族,當月氏在甘肅西北境時,烏孫為其所破,依匈奴以居。月氏為匈奴所破,是先逃到伊犁河流域的。烏孫借匈奴的助力,把它打敗,月氏才逃到阿母河流域,烏孫即佔據伊犁之地。渾邪王降漢時,漢朝尚無意開其地為郡縣,張騫建議,招烏孫來居之。烏孫不肯來,而匈奴因其和中國交通,頗責怪他。烏孫恐懼,願「婿漢氏以自親」。於是漢朝把一個宗室女兒嫁給他。從此以後,烏孫和匈奴之間有問題,漢朝就不能置之不問,《漢書·西域傳》說「漢用憂勞無寧歲」,很有怨懟的意思。

西域都是些小國,漢攻匈奴,並不能得它的助力,而因此勞費殊甚,所以當時人的議論,大都是反對的。但是史事複雜,利害很難就一時一地之事論斷。(一)西域是西洋文明傳布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古希臘、古羅馬等,距離中國很遠,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交流不甚密切,西域則與中國陸地相接,自近代西力東漸以前,中西的文明,實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二)而且西域之地,設或為游牧民族所據,亦將成為中國之患,漢通西域之後,對於天山南北路,就有相當的防備,後來匈奴敗亡后,未能侵入,這也未始非中國之福。所以漢通西域,不是沒有益處的。但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遷,並非當時所能豫燭。

當時的朝鮮:漢初燕人衛滿走出塞,把箕子之後襲滅了,自王朝鮮。傳子至孫,於前(1)08年,為漢武帝所滅。將其地設置樂浪、臨屯、真番、玄菟四郡(樂浪,今朝鮮平安南道及黃海、京畿兩道之地。臨屯,為江原道地。玄菟,為咸鏡南道。真番,跨鴨綠江上流。至前8(2)年,罷真番、臨屯,以並樂浪、玄菟)。朝鮮半島的主要民族是貉族,自古即漸染漢族的文化,經此長時期的保育,其漢化的程度愈深,且因此而輸入半島南部的三韓(馬韓,今忠清、全羅兩道。弁韓、辰韓,今慶尚道)和海東的日本,實為中國文化在亞洲東北部最大的根據地。

南方的東甌,因為閩越所攻擊,前1(3)8年,徙居江、淮間。南越和閩越,均於前111年,為中國所滅。當時的西南夷:在今金沙江和黔江流域的,是夜郎、滇、邛都;在岷江和嘉陵江上源的,是徙、笮

今青海首府附近,即漢人稱為河湟之地的,為羌人所據。這一支羌人,系屬游牧民族,頗為中國之患。前112年,漢武帝把他打破,設護羌校尉管理他,開闢了今青海的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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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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