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晉初的形勢

吳、蜀滅亡，天下復歸於統一了，然而亂源正潛伏著。這亂源是什麼呢？

自後漢以來，政治的綱紀久經廢弛（試看第十三章講述可知），政治上的綱紀若要挽回，最緊要的是以嚴明之法行督責之術。魏武帝和諸葛亮都是以此而收暫時的效果的。然而一兩個嚴明的政治家，挽不回社會上江河日下的風氣，到魏、晉之世，綱紀又復頹敗了。試看清談之風，起於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自公元240年至248年），至晉初而更甚，直綿延至南朝之末可知。所謂清談，所談的就是玄學。談玄本不是壞事，以思想論，玄學要比漢代的儒學高明得多。不過學問是學問，事實是事實。因學問而忽視現實問題，在常人尚且不可，何況當時因談玄而蔑視現實的，有許多是國家的官吏，所拋棄的是政治上的職務。

漢朝人講道家之學的所崇奉的是黃、老，所講的是清靜不擾，使人民得以各安其生的法術。魏、晉以後的人所崇奉的是老、庄，其宗旨為委心任運。狡黠的講求趨避之術，養成不負責任之風；懦弱的則逃避現實，以求解除痛苦；頹廢的則索性蔑視精神，專求物質上的快樂。到底人是現實主義的多，物質容易使人沉溺，於是奢侈之風大盛。

當曹爽執政時，曾引用一班名士。雖因政爭失敗，未能有所作為，然從零碎的材料看來，他們是有一種改革的計劃，而其計劃且頗為遠大的（如夏侯玄有廢郡之議，他指出郡已經是供鎮壓之用，而不是治民事的，從來講官制的人，沒有這麼徹底注重民治的）。曹爽等的失敗，我們固然很難知其原因所在，然而奢侈無疑的總是其原因之一。代曹爽而起的是司馬氏，司馬氏是武人，武人是不知義理，亦不知有法度的，一奢侈就可以毫無規範。何曾、石崇等人正是這一個時代的代表。

封建時代用人本來是看重等級的。東周以後，世變日亟，游士漸起而奪貴族之席。秦國在七國中是最能任用游士的，讀李斯《諫逐客書》可見。秦始皇滅六國后，仍保持這個政治習慣，所以李斯能做到宰相，得始皇的信任。漢高祖起自徒步，一時將相大臣，亦多刀筆吏或家貧無行者流，就更不必說了。漢武帝聽了董仲舒的話，改革選法，博士、博士弟子、郡國上計之吏和州郡所察舉的秀才、孝廉，都從廣大的地方和各種不同的階層中來。其他擢用上書言事的人，以及朝廷和各機關的徵辟，亦都是以人才為主的。雖或不免採取虛譽，及引用善於奔走運動的人，究與一階級中人世據高位者不同。魏、晉以降，門閥制度漸次形成，影響及於選舉，高位多為貴族所盤踞，起自中下階層中較有活氣的人，參與政治的機會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敗。

如上章所述，三國時代，南方士大夫的風氣，還是頗為剽悍的。自東晉之初，追溯後漢之末，不過百餘年，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人物，未必無有（晉初的周處，即系南人，還很有武烈之風）。倘使元帝東渡以後，晉朝能多引用這一班人，則除為國家戡

兩漢時儒學盛行。儒學是封建時代的產物，頗篤於君臣之義的。兩漢時，此項運動，亦頗收到相當的效果。漢末政治腐敗，有兵權的將帥，始終不敢背叛朝廷（說本《後漢書·儒林傳論》）。以魏武帝的功蓋天下，亦始終只敢做周文王（參看《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己亥令，這句句都是真話），就是為此。司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義理的軍閥得勢（《晉書·宣帝紀》說：「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司馬氏之說可見），自此風氣急變。

宋、齊、梁、陳之君亦多是如此。加以運祚短促，自不足以致人忠誠之心。門閥用人之習既成，貴遊子弟，出身便做好官，富貴吾所自有，朝代變換，這班人卻並不更動，遂至「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彌切」（說本《南史·褚淵傳論》）。中國人自視其國為天下，國家觀念，本不甚發達；五胡亂華，雖然稍稍激起民族主義，尚未能發揚光大；政治上的綱紀，還要靠忠君之義維持，而其頹敗又如此，政治自更奄奄無生氣了。

秦、漢時雖有所謂「都尉」，調兵和統率之權，是屬於太守的。其時所行的是民兵之制，平時並無軍隊屯聚；一郡的地方太小，亦不足以背叛中央；所以柳宗元說「有叛國而無叛郡」（見其所著《封建論》）。自刺史變為州牧而地盤始大；即仍稱刺史的，其實權亦與州牧無異；郡守亦有執掌兵權的，遂成尾大不掉之勢。晉武帝深知其弊，平吳之後，就下令去刺史的兵權，回復其監察之職。然沿襲既久，人心一時難於驟變。平吳之後，不久內亂即起，中央政府，顧不到各地方，仍借各州郡自行鎮壓，外重之勢遂成，迄南朝不能盡革。

自秦、漢統一之後，國內的兵爭既息，用不到人人當兵。若說外征，則因路途窵

晉初五胡的形勢，是如此的：

（一）匈奴。散布在并州即今山西省境內。

（二）羯。史籍上說是匈奴的別種，以居於上黨武鄉的羯室而得名的（在今山西遼縣）。按古書上的「種」字，不是現在所謂種族之義。古書所謂「種」或「種姓」，其意義，與姓氏或氏族相當。羯人有火葬之俗，與氐、羌同，疑係氐、羌與匈奴的混種，其成分且以氐、羌為多。羯室正以羯人居此得名，並非匈奴的一支，因居羯室之地而稱羯。

（三）鮮卑。《後漢書》說東胡為匈奴所破，餘眾分保烏丸、鮮卑兩山，因以為名。事實上，怕亦是以山為部族名的。此二山，當在今蒙古東部蘇克蘇魯，索岳爾濟一帶。烏桓（編者註：亦作「烏丸」）在南，鮮卑在北。漢朝招致烏桓，居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塞上，以捍禦匈奴。後漢時，北匈奴敗亡，鮮卑徙居其地。其酋長檀石槐，曾一時控制今蒙古之地，東接夫余（與高句麗同屬貉族。其都城，即今吉林的長春縣），西至西域。所以烏丸和中國，較為接近，而鮮卑則據地較廣。曹操和袁紹相爭時，烏丸多附袁紹。袁氏既滅，曹操襲破之於柳城（漢縣，今熱河凌源縣）。烏桓自此式微，而鮮卑則東起遼東，西至今甘肅境內，部族歷歷散布，成為五胡中人數最多，分佈最廣的一族。

（四）氐。氐人本來是居於武都的（即白馬氐之地，今甘肅成縣），魏武帝怕被蜀人所利用，把他遷徙到關中。

（五）羌。即後漢時叛亂之餘。

氐、羌都在涇、渭兩水流域。當時的五胡大部分是居於塞內的，間或有在塞外的，亦和邊塞很為接近。其人亦多散處民間，從事耕織，然獷悍之氣未消，而其部族首領，又有野心勃勃，想乘時恢復故業的。一旦嘯聚起來，「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江統《徙戎論》語），其情勢，自又非從塞外侵入之比。所以郭欽、江統等要想乘天下初定，用兵力將他們遷回故地。這雖不是民族問題根本解決之方，亦不失為政治上一時措置之策，而晉武帝因循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