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世界是無一息不變的,人,因其感覺遲鈍,或雖有感覺而行為濡滯之故,非到外界變動,積微成著,使其感覺困難時,不肯加以理會,設法應付,正和我們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掃除,以致塵埃堆積,掃除時不得不大費其力一樣。
中國自有信史以來,環境可說未曾大變。北方的游牧民族,憑恃武力,侵入我國的疆域之內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較落後,並不能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他還不得不棄其生活方式而從我,所以經過若干年之後,即為我們所同化。當其未同化之時,因其人數甚少,其暴橫和掠奪,也是有一個限度的,而且為時不能甚久。所以我們未曾認為是極大的問題,而根本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以應之。
至於外國的文明,輸入中國的,亦非無有。其中最親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則是希臘文明,播佈於東方的,從中國陸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後,即有輸入。其後大食的文明,輸入中國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層建築,生活的基礎不變,說一種宗教,對於全社會真會有什麼大影響,是不確的。所以佛教輸入中國之後,並未能使中國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變化,以適應我們的生活了。
其餘的文明,無論其為物質的、精神的,對社會上所生的影響,更其「其細已甚」。所以中國雖然不斷和外界接觸,而其所受的外來的影響甚微。至近代歐西的文明,乃能改變生活的基礎,而使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徹底起一個變化,我們應付的困難,就從此開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這個大變化上。
西人的東來,有海、陸兩路,而海路又分兩路:(一)自大西洋向東行,於公元1516年繞過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國。(二)自大西洋向西行,於1492年發現美洲,1519年環繞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勢力的是西、葡,後來英、荷繼起,勢力反駕乎其上。但其在中國,因葡萄牙人獨佔了澳門之故,勢力仍能凌駕各國,這是明末的情形。
清初,因與荷蘭人有夾攻台灣鄭氏之約,許其商船八年一到廣東,然其勢力,亦遠非葡萄牙之敵。我們試將較舊的書翻閱,說及當時所謂洋務時,總是把「通商傳教」四字並舉的。的確,我們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觸,不外乎這兩件事。通商本兩利之道,但這時候的輸出入品,還帶有奢侈性質,並非全國人所必需,而近世西人的東來,我們卻自始對他存著畏忌的心理。
這是為什麼呢?其(一)中國在軍事上,是畏惡海盜的。因為從前的航海之術不精,對海盜不易傾覆其根據地,甚而至於不能發現其根據地。(二)中國雖發明火藥,卻未能製成近世的槍炮。近世的槍炮,實在是西人製成的,而其船舶亦較我們的船舶為高大,軍事上有不敵之勢。(三)西人東來的,自然都是些冒險家,不免有暴橫的行為。而因傳教,更增加了中國畏忌的心理。
近代基督教的傳佈於東方,是由耶穌會(Jesuit)開始的。其教徒利瑪竇(Matteo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門,時為明神宗萬曆五年。后入北京朝獻,神宗許其建立天主堂。當時基督教士的傳教,是以科學為先驅;而且順從中國的風俗,不禁華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於是在中國的反應,發生兩派:其一如徐光啟、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學,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則如清初的楊光先等,正因其人學藝之精、傳教的熱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當時,科學的價值,不易為一般人所認識,后一派的見解,自然容易得勢。但是輸入外國的文明,在中國亦由來已久了。
在當時,即以曆法疏舛
聖祖是頗有科學上的興趣的,在位時引用教士頗多。然他對於西洋人,根本上仍存著一種畏惡的心理。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說「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這在當時的情勢下,亦是無怪其然的。在中國一方面,本有這種心理潛伏著,而在西方,適又有別一派教士,攻擊利瑪竇一派於教皇,說他們賣教求榮,容許中國的教徒崇拜偶像。於是教皇派多羅(Tourmon)到中國來禁止。
這在當時的中國,如何能說得明白?於是聖祖大怒,將多羅押還澳門,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瑪竇遺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變其主張,且處不從令的教士以破門之罰。教士傳教中國者,遂不復能順從中國人的習慣,此亦為中西隔閡之一因)。至1717年,碣石鎮總兵陳昂說:「天主教在各省開堂聚眾,廣州城內外尤多,恐滋事端,請嚴舊例嚴禁。」許之。1723年,閩浙總督滿保請除送京效力人員外,概行安置澳門;各省天主堂,一律改為公廨,亦許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傳布,然其徒之秘密傳布如故。
中國社會上,本有一種所謂邪教,其內容僅得之於傳說,是十分離奇的(以此觀之,知歷來所謂邪教者的傳說,亦必多誣衊之辭),至此,遂將其都附會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後來戰敗的恥辱,因戰敗而准許傳教,有以兵力強迫傳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幾十年教案之根。至於通商,在當時從政治上看起來,並沒有維持的必要。既有畏惡外人的心理,就禁絕了,也未為不可的。但這是從推理上立說,事實上,一件事情的措置,總是受有實力的人的意見支配的。當時的通商,雖於國計民生無大關係,而在官和商,則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對於外人,不肯不剝削,就伏下了後來五口通商的禍根。
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過是通商傳教的關係,至陸路則自始即有政治關係。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亞的民族,這是幾千年以來,歷史上持續不變的形勢。但到近代歐洲的勢力向外發展時,其情形也就變了。十五世紀末葉,俄人脫離蒙古的羈絆而自立。其時可薩克族(Kazak,即哈薩克)又附俄,為之東略。於是西伯利亞的廣土,次第被占。
至明末,遂達鄂霍次克海,騷擾且及於黑龍江。清初因國內未平,無暇顧及外攘。至三藩既平,聖祖乃對外用兵。其結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條約》,訂定西以額爾古納河,東自格爾必齊河以東,以外興安嶺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師。此約俄人認為系用兵力迫脅而成,心懷不服,而中國對邊陲,又不能實力經營,遂伏下咸豐時戊午、庚申兩約的禍根。
當《尼布楚條約》簽訂時,中、俄的邊界問題,還只限於東北方面。其後外蒙古歸降中國(前此外蒙古對清,雖曾通商,實僅羈縻而已),於是俄、蒙的界務,亦成為中、俄的界務。乃有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規定額爾古納河以西的邊界,至沙賓達巴哈為止。自此以西,仍屬未定之界。至1755、1759兩年,中國次第平定準部、回部,西北和俄國接界處尤多,其界線問題,亦延至咸豐時方才解決。
近代歐人到廣東來求通商,事在1516年,下距五口通商時,業經三百餘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國訖未覺得其處於另一個不同的世界中,還是一守其閉關獨立之舊。清開海禁,事在1685年。於澳門、漳州、寧波、雲台山設關四處。其後寧波的通商,移於定海,而貿易最盛於廣東。當時在中國方面,貿易之權,操於公行之手,剝削外人頗深。外人心抱不平,乃舍粵西趨浙。
1758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關封閉,驅歸廣東。於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國曾於1792、1810年兩次派遣使臣到中國,要求改良通商辦法,均未獲結果。其時中國官吏並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給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系間接。自1781年以後,英國在中國的貿易,為東印度公司所專。其代理人,中國謂之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辦的。1834年,公司的專利權被廢止。中國說散商不便制馭,傳令其再派大班。
英人先後派商務監督和領事前來,中國都仍認為是大班,官廳不肯和他平等交涉。適會鴉片輸入太甚,因輸出入不相抵,銀之輸出甚多。銀在清朝是用為貨幣的,銀荒既甚,財政首受其影響。遂有1839年林則徐的燒煙。中、英因此釀成戰釁。其結果,於1842年在南京訂立條約。中國割香港,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廢除行商。中、英兩國官員,規定了交際禮節。於是前此以天朝自居,英國人在陸上無根據地,及貿易上的制限都除去了。
英約定后,法、美、瑞典,遂亦相繼和中國立約。唯俄人仍不許在海口通商。中西積久的隔閡,自非用兵力迫脅,可以解除於一時。於是又有1857年的衝突。廣州失陷,延及京、津。清文宗為之出奔熱河。其結果,乃有1858年和1860年《天津》《北京》兩條約。此即所謂咸豐戊午、庚申之役。此兩次的英、法條約,系將五口通商以後外人所得的權利,作一個總結束的。領事裁判,關稅協定,內地通商及遊歷、傳教,外國派遣使臣,都在此兩約中規定。美國的《天津條約》,雖在平和中交換,然因各約都有最惠國條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權利,美國亦不煩一兵而得享之。
至於俄國,則自十九世紀以還,漸以實力經營東方。至1850年頃,黑龍江北之地,實際殆已盡為所據。至1858年,遂迫脅黑龍江將軍奕山,訂立《璦琿條約》,盡割黑龍江以北,而將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作為兩國共管。1860年,又借口調停英、法戰事,再立《北京條約》,並割烏蘇里江以東。而西北邊界,應當如何分划,亦在此約中規定了一個大概。先是伊犁和塔爾巴哈台方面,已許俄國通商,至是再開喀什噶爾,而海口通商及傳教之權,亦與各國一律。而且規定俄人得由恰克圖經庫倫、張家口進京。京城和恰克圖間的公文,得由台站行走。於是蒙古、新疆的門戶,亦洞開了。
總而言之:自1838年林則徐被派到廣東查辦海口事件起,至1860年各國訂立《北京條約》為止,中國初期與外國交涉的問題,告一結束。其所涉及的,為:(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內地通商、遊歷、傳教,(三)稅則,(四)審判,(五)沿海航行,(六)中、俄陸路通商,及(七)邊界等問題。
(1)疏舛[chuǎn]:指粗略紊亂;疏漏錯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