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神父來訪

從城南菜園子返身回去的途中，曾文賢遇到一件事，說起來很簡單，有關醫德的日漸走衰。

下關和濟中醫診所的吳亦德從通州來到此地行醫已有三載有餘。據傳，離開的原因是診所有了命案。民間有言，再好的先生也有請脈失手的時候。在下關，吳亦德人脈普通，醫術也說的過去。自診所開張以來，診脈無數，還未聽說有醫治失誤的記錄。

有一事自認慚愧。前些日子，駐地一位守城團長的太太，因患有肺癆病，恭請吳先生到下榻之處出診。瞧過幾次，吳先生每次必囑，一定要注意房事。最後，團長太太還是走了。木已成舟，團長也不好再說什麼，事情也就過去了。

說來也巧，吳亦德為另一商戶人家瞧病，也是老病，對症入葯，吃了一段時間，這病根居然給瞧好了，還贏得對方一塊金字牌匾。商家又備下一桌酒宴答謝，說好今早商家敲鑼打鼓送匾。不料，這事無意讓團長的馬弁知道了，急速回去報告團長。

在下關，和濟診所門前敲鼓喧天，一場事先安排好的揭牌儀式正在進行，圍觀者如雲。這時，突然由團長的警衛人員組成的一襲素色孝衣者，直奔診所秉言訃告。送匾的商家見狀，頓感晦氣，扯起金匾抬回家去。說下的一桌酒宴也撤了。

這樣的事，今年時有發生。城內金泊倉的李家，老太太也是因了郎中的失手一命歸天。出殯的那一日，李家的人把郎中誑去，郎中誤以為出診。到了李家，一襲孝衣孝帽箍在身上。身不由己，一路跟隨披麻戴孝送葬行列於墳地。無以說錢，算是對郎中的辱報。作踐一場，以示警醒。

醫德醫風的日下，固然有社會的成因不說，但醫的人格愈來不敢苟同。看似溫文爾雅，對醫的追求精益日漸淡漠。說錢與日老練，而官者的牧吏心態介入醫患的糾葛，自以為主持公道，實則抑民揚醫，讓事態走向偏鋒。

清，同治年間，朝廷為問諸醫者的走向沉淪，力薦《玉曆鈔傳》一書，以正醫德醫術之風。民國時期印量倍增，惟醫者必讀之書。後有戲本走向廟前集市，點化於民。這一做法，以咒的形態出現，讓社會的敬畏成為每一位醫者秉持的準則。

《玉曆鈔傳》是一冊勸善罰惡的線裝刻本。書的宗旨，一曰醫德醫風；一曰因果報應。講的就是一個心字，向善唯一。太上感應篇所云：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

醫的墮落成因於社會的應制，不凡與秦漢以來方士的所作所為有染。又因西醫的泛濫，讓患者的矛盾日益走深，當局者又無解。魯迅先生筆下的無常之議，已不在意那個誰的肯定與否定的年代了。

曾文賢放言，慈禧老佛爺此生對中國之走向晚年做的兩件事可圈可點。在預備立憲的前提下，一曰自由辦報；一曰自由結社，包括自由組黨。人類的進步和發展之根本由此推進。放與禁，看似一字之別，卻是考量一國統治者的氣魄、胸襟，智慧之遠見。反之，就步入了歐洲**德國之路的後塵。禁黨禁報，不是走向對外侵略擴張，就是實行對內人治奴役民眾，最終走向政黨化專權的國家社會主義道路。

曾文賢說，醫者與患者之間產生的矛盾，主因在醫生，次因在患者。未達協議者，不妨在眾多媒體辟一專欄，專事言說。邀名家解讀，讓民眾參與評判，凸顯社會之公正和陽光。諸事同議。不知當局者可有此雅量。

一個社會，如若醫者和師者做人做事的底線失衡，社會醫德和師德的根治就不是修復，而是廢除。有必要進行一次徹底的救贖，如依然故我，何須別人動手，自己就完蛋了。

咒，也是一種不得已的理政治國的手段。雖然國之有法，但這法是紗織的篩子，除了拿來對付些草民百姓，能夠薅的住的並不多，基本上給漏掉了，於是咒派上了用場。國人好面，還是怕咒。法，讓人收斂不了什麼，咒，卻能獨顯神效。在缺乏約束和自律的時代，咒就是規矩、法理，維護著社會的道德自然。

眼下與日本人的對峙，不知對此有所觸動。倘若以後官員民眾能長一長心，也不失為一挽救之措施。

回到家中，縣城洋教堂的神父已在書房候著，正與管家陶書玉說著上帝的故事。洋教堂的神父有一特點，逢人必講神和上帝的慈愛。不管老幼婦孺，一切皆從上帝的仁慈說起。

曾文賢進屋與神父一陣寒暄。慈善賑濟建立起來的君子之交，離上帝比較遠些。如水似茶，常在春季言談。青黃不接的時候，借教堂一塊寶地，與社會同仁一併賑濟施粥，僅此。

神父說：「日本人傳話，部隊進城希望有一個儀式，以顯和平秩序第一城的政力，且意義非凡。日本人還講，大東亞共存共榮模範就從這裡起步。」神父表示，「曾先生是本城名人，又留過洋，對日本頗有了解。望給一個好的建議或支持，如何歡迎為妥。」

道不同，不相為謀。古人說的，這是君子做人的常識。

大和民族，一個偉大的民族。從外交辭令說上一百年，就像講日本人民如何，這話都沒錯。和大漢民族一樣，歷史的走向源遠流長。但任何一個民族，不乏異端分子的活躍，將一個民族裹挾其暴力而至戰爭，都有一個謊言至上的理由，人類的和平說散就散，文明荊棘叢生。

今天的局面，用會說話的人講，迎，還是拒，來回思想。如果你為了幾萬人的生靈免於塗炭，那就去迎；但迎就意味著有人給你戴上一頂所謂「漢奸」的桂冠，或者什麼；拒，一句閑言都能致人非命，何況戰爭的心性隨意。一端槍，人就沒了。但歷史的弔詭，總是在風和雨間跳擺。迎或是拒，都是一個難題。

曾文賢笑笑，為神父又添了些新茶。神父是比利時人，對茶還是蠻鍾情的。接「旨」斡旋，為的也是一城人的安危。對和平的企及，心口如一。一細究，比國人實在多了。

曾文賢說：「如果參閱近年國事的趨向行走，蘇俄人的一把紙錢就釣得國府、軍閥、地方武裝，反政府組織等攥於一手的玩偶，無一不跪在銀洋的底下仰人鼻息，一再叩首。有錢能讓鬼推磨，不假。甚至有不惜喪失信仰做交易，簽字畫押，出賣靈魂，連做人的底線都沒了，還恥談高揚舉什麼旗幟之類的。如此一比，舉一小旗，略備薄品，列隊歡迎一下日本人的進城，沒什麼不妥之處，何況前提是可以拯救幾萬人的生命。演一次戲，還是值得的。雖不盼揚名千古，但做人做事問心無愧。哪怕他日後有賊人高喊幾聲漢奸之語，即是變調出格也無妨，歷史的雜音總是要過去的。」

聽曾文賢這麼一講，神父的眼睛一亮，連連點頭，「曾先生說的極是。」臨出門告辭時，似還有什麼意猶未盡之言，在胸前劃一十字，說：「還有一事，縣城的秩序？」

曾文賢說：「沒有政府的心血來潮之管理，民的社會能力自治一樣井然，無須多慮。」。